作为晓谕刘备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采用了条述的方式，对曹操的“苛虐”，即政治及为人上的严厉残暴，一一道来，主要叙述了中平六年（189）董卓乱起至建安四年（199）曹操与公孙瓒暗通被发觉后退守敖仓这十余年间，曹操的所作所为来声讨曹操的。在列举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对袁绍“休明”即美好清明的颂扬。而十余年间，又以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为界，分两个部分叙述。
建安元年前，曹操从徒手起家到领兖州牧，曹操势力的不断壮大都得力于袁绍的提携与帮助，檄文主要述及了三件大事：其一，曹操乃宦官之后，祖上无德，自身也好乱乐祸，没有美德可言，但是袁绍在汉末扫除宦官之害与董卓之乱时，“收罗英雄，弃瑕取用”，任用曹操，授以奋武将军，希望曹操能为汉室效犬马之劳；其二，曹操愚昧轻佻，缺乏远谋，多次兵败丧师，在此情形之下，袁绍仍上表推荐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又让曹操领兖州牧，就是希望曹操能像春秋时秦将孟明那样，虽战败但能再立战功；其三，曹操领兖州牧后，飞扬跋扈，残害忠良，如杀九江太守边让，并纳其妻子，致使士林愤痛，民怨沸腾，故其身败徐州，又于濮阳被吕布击败，丧失兖州大部地域，只能游荡东阿，没有安身之处。而袁绍为了加强汉室力量、打击叛党，发兵征讨吕布，使曹操于濮阳败后不至于一蹶不振，并使曹操重领兖州牧。
而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专制朝政。檄文中言袁绍因冀州北面公孙瓒进犯，派从事中郎徐勋让曹操至洛阳修缮宫庙，护卫献帝。而曹操借此放横专行，败法乱纪，专制朝政，赏罚由心。太尉杨彪忠心汉室，却遭毒刑；议郎赵彦忠言直谏，却被诛杀。曹操亲自带兵发掘梁孝王墓，开棺裸尸，毒施人鬼，可谓“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袁绍因公孙瓒牵累，对曹操无暇整训，只好忍让包容，希望或可补救。而曹操包藏祸心，摧折栋梁，孤弱汉室。私下与公孙瓒来往，外助王师，内欲偷袭。会其阴谋发露，公孙瓒也被剿灭。曹师震慑，昼夜逃遁，屯据敖仓。欲凭黄河之险，抵挡大军。袁绍奉汉威灵，率师百万，战马千匹，并州、青州与荆州勇猛岀击，直捣曹操大本营，其势定可破操。而操军吏士，能力战的出自幽冀二州，其中有的原是袁绍部下，皆思乡心切。其余皆是兖州、豫州之民，或是吕布、张扬的降卒，被迫苟从，人怀怨愤。若大军南下，开启降路，定兵不血刃，使曹军土崩瓦解。可以看出，檄文在叙曹操“苛虐”的同时，始终伴随着述袁绍之“休明”，即对曹操的提携、重用、宽容与忍让。而现在之所以进行讨伐，实因“惧其篡逆之萌”。整篇檄文表现了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这十余年来，曹操的种种劣迹，而文中的袁绍与曹操截然相反，始终表现出以国家为重，申明大义，为汉室肝脑涂地的忠守义士的形象。整篇檄文将曹操的“苛虐”与袁绍的“休明”对比叙述，以引起共愤，达到声讨曹操的目的。
《文心雕龙·檄移》一篇中称：“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聚鉴于己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檄文在内容上需要阐明我方优明主忠贤相、天时地利人和，同时揭示出对方的苛虐，君不明守不贤、众叛亲离，天理难容。同时要言辞激烈、气势磅礴、言中肯綮、振奋人心。陈琳之文在这些方面做的可谓典范，内容上．处处将袁绍与曹操对比着写，极力表现袁绍的仁德和勇武，先述及他以天下为己任，面对暴乱汇集天下英雄扫除奸佞，后又不断表现他对曹操的仁义宽容、弃嫌任用：同时对曹操的罪恶反复渲染，出身是“赘阉遗丑六“本无懿忆”，自小“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作为统领战术上轻进易退，为人残虐无度，杀害忠良、毒戮生灵、无视君主、无视百姓，摆事实讲道理，发出“历观载籍，无道之守，贪残酷烈，于操为甚！”的呼喊。同时言辞通畅、层层推进，多用排偶句、四字句以使得节奏明快、气贯长虹，充分实现了檄文应具有效用，难怪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其檄文为：“今之隽也。”
在文学的审美追求方面，虽然是一篇应制文，但是陈琳却在应制文的框架下巧妙地传达着自身独特的思想、真挚的情感、个性化的文风。
首先，传达了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文章开头即说“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联系陈琳当时的经历，先于何进帐下作主簿，当时所作的《谏何进召外兵一文》已经可见他对政治颇有见解，何进死后与众人一起随董卓进京，后见董卓残害百姓、难成大器便转而到州追随袁绍，山此可知他自己内心正是希望能投靠明主以成就一番大事成为所谓非常之人。同时他又将袁绍塑造成为一个有勇有谋仁德为民的英雄形象，将曹操塑造成为残暴昏庸、贪赞酷烈的奸守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理想君主应具有和应摒弃的品质。
其次，展现了真实的情感倾向，虽然檄文中对曹操的贬抑难免有夸张浪染的地方，但展现的是他的真实情感。在何进手下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对宦官专权的痛恨，积极为何进出谋划策以刺除宦官势力，曹操作为宦官之后成为陈琳厌恶他的一个理由。从檄文中对曹操从祖父开始骂起就可看出：投奔袁绍是陈琳的自主选择，他是在认可袁绍的处事方式的前提下才会选择投其军下，这样又必然使其抱有对袁绍的赞许心态，所以文中对袁绍的褒扬是出于肺腑也是可想而知的；再者，曹操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如出战不利、滥杀无辜、为人狡诈都是有史可查的，这种行为在位正直文人的眼中是十分不堪的，所以陈琳对其的痛斥也是出于内心的厌恶和痛恨。至于后来陈琳在袁绍死后又归曹实乃情势所迫，并不能说明陈琳对曹操的感情倾向。
再次，充分展现了个性化的文风。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道：“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文心雕龙·檄移》称“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二者均提及此文一个共同特点：文气刚健，有骨鲠之气。这不仅和上文所提及的陈琳在文中反映了真实情感倾向、展现出文人的正直有关，同时与陈琳自觉地在句式上多用整句、辞藻的严谨华关、善于化用典故有关。具体说来，整句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泻而下，据粗略统计，该文281句，排偶句68句，四字句185句，已经具有明显的骈体文的特征：典故的使用使得说理更具说服力，例如文章中多处引自《史记》：辞藻的严谨而华美，严谨处展现出春秋笔法的特色，大有一字定乾坤之妙，如称袁绍幕府，对曹操直呼其名，又称其为“鹰犬”“爪牙”“寇”等等，华美处能起到极强的渲染烘托作用，如对曹操恶行的贬斥，无一语有重复写袁绍之军威，从“尔乃大军过荡西山”直至“有何不灭者哉”，铺排渲染、气贯长虹：以上这些都是其气势刚健、痛快淋漓的文风的支撑。可以看出，陈琳作文是以气骋才，以才运气，气势刚健却又不流于拙朴，有骨鲠之气而又文采斐然。o
首句与曹诗（指曹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全同，次句稍作改动，把“豆在釜中泣”，改为“萁在釜下泣”。这里以豆喻杨荫榆及其一伙，以“萁”喻横遭迫害的学生。对于杨荫榆这个代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的“豆”一般的人物，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与女师大事件》中一段生动的描绘：“而且那位校长，在人们的印象中就只见那系着白头绳的带子的人，穿着黑花缎的旗袍和斗篷，像一个阴影的移来移去。如果有人真个去请教时，据说又有事出去了。否则，她的卧室就在校舍的幽静的一角，学生们除了去开储藏室的门，是不会听到紧邻的她的房间的嘁嘁喳喳，低声媚笑的”。
鲁迅说是“活剥”，但整首诗完全出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崭新境界。后两句不仅意境深厚，含意深沉，而且讽刺挖苦，跃然纸上，使整首诗“活”了起来。开头“豆”“萁”相对，接后“烬”“熟”相对；前者说明两者的关系，没有萁，豆根本不会存在；后者说明两者的利害，毁了人家，成全了自己，这就是所谓的“教育家”。鲁迅以犀利的文笔，一语戳穿了“有尊长之心”的杨荫榆者流不过是以办教育为名，而行残害学生之实。它们是中国长期以来封建社会人肉筵席上的“食人者”。
曹子建的《七步诗》讲的只是兄弟不合，毫无社会意义。汪懋祖用萁豆相煎的典故，妄图把本是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反诬为学生逼杨荫榆，那么学生成了烧人的“萁”，杨荫榆倒成了被烧的“豆”了。这是对事实的肆意歪曲。鲁迅因此把《七步诗》改了一下，目的在为学生伸冤，但锋芒指向以杨荫榆为代表的营垒，充分表现出鲁迅“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战斗精神。在《“碰壁”之后》里，鲁迅对杨荫榆借请客吃饭美其名日“解决种种重要问题”的阴谋诡诈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这就是杨荫榆“办教席”的实质。
全诗文白相结合，前两句用文言来写，后两句用白话，组合得妙趣横生，故虽“活剥”曹植《七步诗》，却一改原诗的严肃而悲愤的风格，而显幽默恢谐，其中又有愤激之情。
上片主要抒发了词人的思乡之情。已经十五年没有回家过寒食节，说明词人在外漂泊已久，“皆在天洲”是夸张手法，说明词人思乡情浓，也暗含当时国破家亡，百姓饱受流离失所之苦。“叹雨濡”四句写词人虽背井离乡，但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家中。十五年都没有回家为祖茔扫坟祭墓，连“宰柏”都令词人思念不已。而在阳光明媚的时节，词人羞见飞花”，羞见的原因不想自知。“飞花”此处指热同繁盛之所，国破家亡之际，自己身为人臣，却无力挽大厦之将倾，实在羞愧。“麦饭”三句，写林中的喜、乌鸦原本可以食祭祀之物，但由于自己多年未祭，连它们都要空等了。表面词人在怜喜乌鸦，实则在为自己的不幸慨叹。最后一句，词人委婉地表达了对元统治者的愤慨。
下片一改上片悲痛沉郁之风，转而抒发豪情。起首两句，词人借用道家之说，流露出自己早已看破生死、愿与神仙天帝成作一家的想法，表明词人为坚守气节，视死如归。“想前人取”四句，进一步说明词人不恋红尘俗世，不愿荀且偷生，甚至渴望像前人一样，解脱之后驾鹤云游，逍遥自在。“帝命守坟，王令修墓，男子正当如是耶”三句，词人再次明志，表明自己誓死效忠宋朝，宁死不屈臣节的思想。正因为有了这种“忠臣不事二主”的思想，所以词人最后说此次北上，虽被元人逼迫，但自己心意已决，他们也不能奈何。再次强调自己的坚定信念。
该词由寒食节写起，词人先写自己的思乡之情，继而由家至国，表明自己决不愿做背信弃国的叛臣，即便舍弃性命也要保全臣节，从而升华了全词的思想境界，增强了词的艺术感染力。
一至八句述舟行风涛之险．杜甫在岳阳受到当地朋友热情款待，在一个春水泛滥红日高照的时刻，躬腰告辞主人，乘着帆船，沿湘江南行。从岳阳到长沙是逆水行舟，朱崖澄澈，江涛汹涌，又遇恶风，可以想见，舟行极不顺利。诗人没有用夸张手法正面描写，“舟楫风涛之险”，却着力描写船夫、仆役废寝忘餐地与风浪搏斗，战胜艰险的经过。
九至二十句描写沿途所见官府横征暴敛迫使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浦起龙说：“中十二句，从‘采蕨’寡妇触发出来，随以‘闻见略同’句，推广畅论，极淋漓恺恻之致。”作者见到沿江山石间采蕨的妇女，因无钱缴纳苛捐杂税，只得把采来的野菜送到市场出售，用卖得的钱向官府交税。而她的丈夫此时已被繁重徭役折磨致死，她疲惫不堪，回到人烟稀少的村子，触景生情，号啕不止。诗人由亲眼见到令人摧肝折胆的悲惨景象，而联想平日听见与此大略相同的事例，同情之心由然生起。很显然，出现在诗人笔下的是具普遍意义的典型。 “贵人”们视人民如“莠蒿”，他们残酷剥削人民，不放过“锥刀之末”的微利。他们和爪牙“黠吏徒”巧立名目，勒索，掠夺百姓财物，造成千家逃亡，嗷嗷告谁。他从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残酷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表现了热爱人民的精神。
最后两句带有总结性质。诗人说，此次乘舟远涉，历尽风涛之险，固然劳苦极了，但同繁重徭役赋税压迫下的人民相比，自己总还能生活下去。尽管暮春三月百花盛开的时节还穿着旧棉袄，但也感到心“甘”情愿。这当然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的话。一个曾经在朝廷任职的大诗人，在春暖花开季节尚无春衣更换，那么广大穷苦百姓当时生活的困苦就可想而知了。这两句也反映了杜甫把个人生活置之度外，始终关心着广大人民的痛苦的博大胸怀。
此诗是杜甫晚年之作，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精神不减当年，对黑暗社会现实进行深刻揭露和辛辣讽刺，依旧放射出现实主义的光芒。
清朝诗人作诗尤爱用典，这首也是如此。
首联前一句用“虎头食肉”之典，古人认为虎头这种相貌特征是荣华富贵之相，这里诗人说自己虽有虎头之相，但无富贵之命。“书剑”代指学业事业，海天之秋，则是一幅凄凉之况，三十年依旧一事无成。
颔联又用了两个典故。前一句的黄祖，是三国时期的江夏太守，那时候人们都看重名士，一般不会杀有名气的读书人，但黄祖却把名士祢衡给杀了。所以诗人的意思是说自己没有遇到这样粗暴的武夫，或许其中也有自比名士的意义。
后一句则是很明显自比马周了，马周十分受唐太宗李世民赏识，有“四请马周”的美谈，当然是李世民派人去的。马周入朝之后，节节高升，官至中书令、太子右庶子，代理礼部尚书，不过早年他却非常窘迫，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颈联则是直抒胸臆，感叹自己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命中注定不能封侯拜相。这里也用到了一个典故，汉代李广百战而不能封侯，恨道：岂吾相不当侯邪？难道我这个相貌天生不能封侯吗？言外之意是自己已经有了封侯的功绩，但没有封侯的结果，这是外界因素，而不是自身因素。
尾联则是想起自己少年曾立下的大志，上文已经释义。整首诗就是一首典型怀才不遇的情感，是作者落榜之后的愤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