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客后堂聊造适，偃藩临汝正逍遥。
齐名孟季须爰立，一致夷聃异反招。
笔札文章俱第一，风流今不数三萧。
接客后堂聊造适，偃藩临汝正逍遥。
齐名孟季须爰立，一致夷聃异反招。
笔札文章俱第一，风流今不数三萧。
开篇“白羽”两字就点明边塞军情紧急，古时军事文书插上鸟羽，表示此书十万火急，须像飞鸟一样迅速传递，故称羽书或羽檄。“霜”字既形容鸟羽之白，又烘托塞外之寒，而且还暗含形势险峻的意味。首句勾勒出一幅信使带着那份如含严霜的羽书，冒着塞外的寒风策马飞奔的画面。
第二句“胡烽不断接长安”，“胡烽不断”形象地点明外族屡侵边境。长安是唐代国都，“接长安”应前句“出塞寒”，表示边境频频告急，战报直入朝廷，军情之峻急尽在不言之中。
诗的前两句给全诗笼罩上紧张的战争气氛。这两句用战争所特有的镜头——羽书、胡烽，极写边事严重，句式急促，紧迫之感跃然纸上。
后两句写军士出征应战。“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这两句承上而来，又移步换形，节奏由急促变舒缓，内容从战事转抒情。月可以说是写边塞的诗作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月照边关，使塞外景色壮阔而悲凉，朦胧而凄清，颇具边塞情调，诗人在第三句里，把边塞的月夜写得非常静美；诗中的“一片月”。不仅能衬托情意，而且能喻示时间，渲染气氛。天下共一月，何必有西山东山，家乡异地之分。诗中的“西山月”含意很深，“西山”与“边塞”、“胡烽”暗自相联。又同下句“征人看月”情融意合，构成佳境。而征人看月，则又交织着怀念家乡的愁情与立功边塞的雄心。“多少征人”，意即许多离乡远征、抗敌卫国的将士，他们都是人，立身边塞，目视明月清辉，心头泛起思乡之情。“马上看”就含蓄着这种情感，战士们骑马奔赴塞外或巡逻边境中，抬头看望高悬空中的明月，既思念亲切的家乡，留恋美好的人生，又准备为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而誓死战斗。因此，后两句既带有唐代边塞诗中常见的那种雄豪悲壮的格调，又有一种缠绵的情致，总观全诗，诗人故意于此设下不和谐音符，借助艺术辩证法的力量，以静显动，创造出一种物我相融，表里一致的境界。
这首诗是明人李攀龙写的一首送别诗，元美即王世贞。王世贞此次出行，与防务有关，故诗人送诗为其壮行，诗中“征人”句即点送行之意。此诗虽貌似唐诗，但也透露出作者对现实的担忧。全诗仅四句，前三句着力写景，渲染气氛，为后一句抒情奠基。前两句选用白羽、寒塞，胡烽、长安四组意象， 强调军情的紧急，为元美的出行渲染气氛。下两句以西山之月连接征人与京城，既表现征人不恋京城，竭力守边，又希望元美能勉力边务，不辱使命。诗苍劲雄阔，意境深幽，颇有唐代边塞诗风格。李攀龙诗刻意规模唐调，乐府诗尤多割剥古人字句，但此诗笔调凝练，意境雄阔，风格劲健，颇得唐代边塞诗的神韵，做到了神与貌合。
裴十四，是一位超尘脱俗之士。他即将离别李白而西去，诗人作这首诗赠别。
“裴叔则”，即晋朝的裴楷，尝任中书令，人称裴令公，仪容儁伟，“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世说新语·容止》）因为与主人公同姓诗人借裴叔则代指裴十四，言裴十四仪表堂堂，清朗如玉山，光彩照人。“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河间。”黄河水从西部飞流直下流向中原，一泻万里，奔流入东海。此诗以奔腾的黄河水，象征裴十四宽阔宏大的襟河。诗人倒插喻意在前，一笔点醒于后，手法变幻矫健。
诗至五、六句，转入别意，叙写裴十四的遭际和他的不贪图富贵的性格。“身骑白鼋不敢度”，骑白鼋，语出屈原《九歌·河伯》“乘白鼋兮逐文鱼”。骑鼋的人，自然是裴十四。诗人用汹涌的水势，比喻社会环境的险恶和人生道路的艰难，裴十四身骑白鼋，面对汹涌的江水，不敢度过。“金高南山买君顾”句，借用郑子瞀的故事，见《列女传》卷五《节义传》，郑子瞀是楚成王的夫人，一日，与成王共登台，“王曰：‘顾，吾又与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瞀遂不顾。子瞀曰：‘不顾，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后顾，则是妾贪贵乐利以忘义理也’。”千金难买一顾，表现郑子瞀不贪贵乐利的品格；高比南山的金银，定然也难买裴十四的一顾，运用郑子瞀的典故，是为了盛赞裴十四的高贵品格。在那险恶的政治环境里，襟河豪迈的裴十四不肯摧眉折腰，不肯为富贵而忘义；在“众人皆醉”的庸俗的黑暗社会里，裴十四难觅知音，“徘徊六合无相知”句，揭示了品格磊落的人不容于世的生活真实。结尾“飘若浮云且西去”，写裴十四即将西去，行踪飘忽不定，点到赠别上；以飘若浮云状其人，也为裴十四涂上了灵异脱俗的光彩，与全诗诗意相吻合。
赠别诗，除了抒写离绪别情以外，还可以颂美离别者，描绘和刻画他们的形象、思想、品格、精神面貌，表达诗人对他们的钦慕、敬仰的感情。《赠裴十四》就是如此。李白用诗人的心灵，自己的品格和审美情趣，去感知对方，因此，在裴十四身上，读者看到了诗人的个性、气韵和精神，沈德潜说：“黄河落天二语，自道所得。”（《唐诗别裁集》）李白也亲历“身骑白鼋不敢度”的社会环境，也同样具有“金高南山”难买一顾的品格，也同样为世俗所不容，甚至到达“世人皆欲杀”（杜甫语）的地步。用颂美友人的诗赠给友人，引为知音，并在友人的精神风貌里，照见自己的襟河和人格，是《赠裴十四》诗思想艺术的基本特征。
在历代的诗词中，有不少咏梅之作。前半盛赞梅花傲霜斗雪，凌寒独开，芳香四溢，暗喻诗人坚贞不屈、不与流俗合污的高洁品格；后半写诗人怀念远方友人，要折梅相赠而不能的神伤之情。全诗简朴、疏淡，含韵慰藉，表现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
“早梅发高树”，起句直写梅花，笔姿飞扬，醒人耳目。一个“发”字极富于神韵，不仅写出梅花绽开的形象，而且予人一种“能开天地春”（清人沈钦圻咏梅诗句）的生机蓬勃的感受，把早梅昂首怒放、生机盎然的形象逼真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其背景高远广阔的碧蓝的天空，不仅映衬着梅花的色泽，更突出了它的雅洁，不同凡俗。高树，既是实写，又是诗人心中意象的再现，自喻行高于时人，并与下旬“迥映楚天碧"紧相粘连，构成一幅情景融和的意境。避望楚天，辽阔无际，明净的碧空映照着早梅发出的光泽，使人感到梅花分外娴静高洁。这两句诗，言辞简洁，而情波荡漾，深寓着诗人对早梅的赞叹之意。诚如王国维所说， “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
第一、二两句是描写梅花的外在之形，“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两句进一层刻画早梅内在的气质。尽管北风吹打，严霜相逼，而梅花仍然在寒风中散发着缕缕芬芳，在浓霜中增添着洁白的光泽。这两句诗一写“香”，一写“色”，集中地写出早梅傲视风霜，力斡春回的风格。“飘”字寓有四散的意思，王冕《墨梅》诗有“只留清气满乾坤”，用的也是这个意思。诗人咏梅，目的是为了抒怀，是为了言志。诗中梅花的品格也是诗人心灵的一种物化。
诗的下面四句，由咏物而转入抒怀，进而推出新意。当诗人看到早梅绽放的时侯，不禁怀念起远方的友人来，于是借物抒怀：“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往事如潮，涌上心头。他极想攀折一枝寒梅，赠与友人聊以表达慰勉的情意。可是转念一想，千里迢迢，山水阻隔，这是无法如愿的。柳宗元被贬永州后，“罪谤交织，群疑当道”， “故旧大臣”已不敢和他通音讯，在寂寞和孤独中艰难度日的柳宗元是多么思念亲友们啊！于是想到折梅相送，可亲友们远在万里之外，是根本无法送到的。这里除了地理上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他作为一个“羁囚”不能连累了亲友。透过字里行间，人们不难体会到诗人那种伥惘、不平之情。这两句诗，原是化用北朝陆凯《赠范晔》“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诗意。都是叙写对故人的思念，但是两诗的情趣迥然不同，陆诗洒脱，柳诗沉郁。正是因为他们写诗时的处境和心情并不相同，情趣也就各异了。
“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两句诗是紧承上两句发展出来的，含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诗人意识到，由于关山阻隔，时日过久，梅花势将枯萎凋零，于是喟叹“我将用什么去慰问远方的友人呢？”。柳宗元从梅的早开早落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自己的境遇，不禁忧从中来。正因为忧其早开早落，所以柳宗元也是在自我勉励，自我鞭策。
这首《早梅》语言平实质直，不事藻饰，意脉若隐若现，艺术美和人格美的融和合一，形式的质朴，感情的其淳，流露出来的诗人的高洁、孤傲的情志。诗人以早梅迎风斗寒，昂首开放的英姿，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正直无私的胸怀，显示出对理想执着追求的意志，表现了自己孤傲高洁的品格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这首诗用简朴、疏淡的文辞刻画早梅傲立风霜昂首开放的形象，抒写诗人的情志，状难写之物如在眼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的风骨与作者的人格融为一体，含蓄蕴藉，感情深挚委曲，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
此诗借一位逃难的妇女之口描述了唐末黄巢起义时的社会乱象，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全诗情节曲折丰富，结构宏大严密，语言流丽精工，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树立了一座丰碑。因在诗成时就深受人们称赏，诗人还得到“秦妇吟秀才”的雅称。后人把此诗与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北朝乐府《木兰辞》并称为“乐府三绝”；也有人认为它是继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长恨歌》之后唐代叙事诗的第三座丰碑。
长诗《秦妇吟》全诗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大段由开始的“中和癸卯春三月”到“妾亦与君停玉趾”共八联十六句，是全诗的引子，叙述作者与一位长安城奔东都洛阳的女子（即秦妇）途中相遇的情形。
第二大段从“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天街踏尽公卿骨”，共六十五联一百三十句。这一大段又可分六个层次，层层深入地叙写农民军入城后的情形。“前年庚子腊月五”到“已见白旗来匝地”十六句为第一层，描写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农民攻入京城的情况。从“扶羸携幼竞相呼”到“妖光暗射台星拆”十六句为第二个层次，描写起义军入城后兵荒马乱的情形。百姓东躲西藏，朝廷官员四处逃散。从“家家流血如泉涌”到“六亲自此无寻处”，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这是第三个层次。前四句概叙：家家流血，处处冤声，小孩子都被抛弃。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情况：东邻美女被掳掠，西邻、南邻女子死于刀下，北邻少妇被火烧死。最后是女郎自己被军人胁迫，做了从妇。通过女子的种种遭际，画出了战乱风云以及战乱中长安女子的群象，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从“一从陷贼经三载”到“暮见喧呼来酒市”，是第四个层次，描写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的生活，以及她看到的新贵们的种种情况。其中“还将短发戴花簪”等句，运用漫画笔墨，把农民将领迷恋富贵安乐，得意忘形，刻画得十分生动，入木三分，闹剧有足悲者。第五个层次从“一朝五鼓人惊起”到“又道官军悉败绩”，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农民军争战的情况，既见出农民军斗争之艰难顽强，又见其士气与实力之日渐衰竭，描绘得情态毕现，刻画得力透纸背。从“四面从兹多庖束”到“天街踏尽公卿骨”为这一大段的最后一个层次，写唐军败退，农民军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兵燹后的京都“长安凄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从坊市到宫室，从树木到建筑，“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曲曲遭来，纤毫毕见。尤其“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堪称警策之句，广为流传。
第三大段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夜宿霜中卧荻花”。这首长诗是一个动乱时代的面面观，其笔锋所及远不止农民军的一面，在第三大段作者将批判的锋芒指晦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这一大段可分四个层次，从“来时晓出城东陌”到“行人夜宿墙匡月”，是第一个层次，是这一大段落的序引，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彦闻。到处有军人巡逻；无有人烟；当年的台殿楼阁已劈没；路上没有宿店，风光宛如荒凉的塞上一般。从“明朝晓至三峰路”至“何须责望东诸侯”，为第二个层次，写女郎第二天继续东行华阴县的情况。借金天神讽刺潼关易东那些节度使拥兵自保，对农民军无法，却纵容部下虐蔷百姓。第三个层次由“前年又出杨震关”到“暮插金钗唯独行”。一个女子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独行“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唯独行”，到处是死一般沉寂，甚至比战争爆发还可怕。这些描写较之汉魏古丧“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一类诗句表现力更强，细至成功地营造出一种恐怖的气氛。从“明朝又过新安东’到“夜宿霜中卧荻花”为第四个层次。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对唐军的罪恶进行痛心疾首的控诉：他们的罪恶更重于黄巢军。“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而售军来到“入门下马若旋风，磬室倾囊如卷土”，抢劫民库财物不遗余力，胜过“贼寇”黄巢，这是其一。其二诗中隐约地透示出官军杀人甚至卖人肉的勾当。诗中写道：“黄巢机上割人肉。”“朝夕一味入肝脍。”据《旧唐书·黄巢传》载：“官军皆执山寨万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再联系前面所写的“筵上牺牲无处觅”“诛剥生灵过朝夕”和这一层写的“山中更有千万家”，都可以看出官军以杀人、贩卖人肉大得暴利的罪恶行径。
最后一大段从“妾闻此老伤心语”到“咏此长歌献相公”。秦妇通过道听途说，对相对平静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的结尾。
总体上说，《秦妇吟》这首长诗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思想内容丰富而复杂，时间跨度达三年之久，空间范圈兼及两京，所写又是历史的淹桑巨变，作者采用人物回忆的倒叙手法，将不同时间、蹦点、人物、景物集中于一个场面上，收到情节紧凑，题旨集中的效果。艺术上则有所开创，其笔力当在写安史之乱的《长恨歌》《连昌宫词》之上，不仅是韦庄的代表作，在中国古代叙事诗方面也堪称丰碑式的杰作。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居易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一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现实主义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
第一，结构模式。《秦妇吟》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把汉代确立的横剖面的串联式与白居易奠定的纵向发展的并联式两种结构完美地结合起来。全诗采用的是白居易纵向发展的并联式结构——诗人遇见秦妇，秦妇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简单，人物极少，而在全诗整体的纵向并联中又突出地穿插了若干个横剖面的戏剧性生活场面。如妇女们惨遭强暴凶杀的悲剧性场面、带有污蔑性的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面（从“衣裳颠倒言语异”至“呼啸喧争如窃议”）、神自述的悲喜剧等等，它们相互串联，集中生动地展示了历史风云突变时的社会景况。这种并联、串联并用的叙事结构方式较之单用一种结构，无疑使作品含量更大、包孕更广，也更生动、更复杂，更具艺术魅力。
第二，叙事角度。《秦妇吟》继承了杜甫、白居易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并用的传统，又有所创新。第一人称“我”表面上与杜甫《石壕吏》中的“我”一样，似乎只是事件的见证者，实际上，“我”虽然仅在开头出场，但伴随故事的女讲述者直到诗歌结束，并且像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我”一样，与女讲述者构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相应关系，而且增加了特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对战乱的厌弃、亡国之痛、故园之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等心理内容，这在诗歌结尾的“适闻有客金陵至”至“怀安却羡江南鬼”句有所点明。“江南”既是和平的象征，又隐含昔日和平繁华的故国的影子。并与前面“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等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乱场面描写遥相呼应，隐隐体现出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秦妇吟》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把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结合起来，而且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通过女叙述者之口表示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种结合第一、第三人称，并借他人之口或经历、遭遇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方式。
第三，表达方式。《秦妇吟》运用了把女子的命运与国家衰亡结合起来的表达方式。作者明确地把“秦妇”等一大批美女的命运与唐帝国的衰亡结合起来，通过红颜薄命的美女命运及悲惨遭遇寄托自己的亡国之恨、故国之思。这是以往的叙事诗所没有的，或比较淡化的。《秦妇吟》却把自己深挚的故国之思、沉郁的亡国之痛巧妙地借美女的命运表现出来。家国的兴亡决定美女的命运，美女的悲惨遭遇又使国破家亡之痛显得更具体可感，更触目惊心。
第四，叙事手法。《秦妇吟》更多地继承了白居易的叙事手法，并加以丰富与创新。它开头直叙，然后接之以大段倒叙，而在倒叙之中，既有妇女们的悲剧性遭遇，又有丑化黄巢起义军的喜剧性场景，还有神的惭愧之插叙、“寒天霜露宿”的老翁之补叙，既反映了更为广阔、深刻的社会人生，又使叙事手法更灵活多变，从而使这首叙事长诗，夭矫灵动，绝不单调、呆板。此诗继承了白居易开始在叙事诗中大量运用对句的手法，并真正创造性地使对句和散句发挥其独特的艺术功用：以对句展现浓缩了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广阔的历史背景。如写义军入城前情景：“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写乱后的都城：“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写长安绝粮：“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写战后的荒凉：“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写难民的生活：“朝饥山上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而以散句来细致入微地、行云流水般地叙写事件的细节、动作、心理。这样，对句简，散句繁。对句与散旬之间形成一种有趣的张力，扩大了诗歌结构的弹性限度、诗的包容量及艺术的生动性。
综上所述，《秦妇吟》既借鉴了唐以前的叙事艺术，又学习唐代诗人的艺术开拓，并大胆地进行了独特的艺术创新，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此诗本身的艺术成就昭示了对此前叙事诗的创造性继承，并在不少方面预示了清代吴伟业叙事诗的发展趋势，这充分说明它是中国古典叙事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一首杰作。
此诗见于《全唐诗》卷五《则天皇后》。这是一首写游宴山水的诗，相当有特色。第一句表明时节，第二句说明和谐愉悦的气氛，第三四句描写美景，五六两句突出主题，最后两句写分别的不舍。此诗对仗工整，清新自然，虽然声律不够谐和，但已接近五律格式。
律诗体制的定型和规范化，沈佺期、宋之问贡献较大，而武则天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作为最高统治者，她不仅大力倡导，而且身体力行。她的时代，还称不上是唐诗繁盛的时代。但有了她的精心培育，唐诗已经蓄势待发，预示着它的繁盛时代终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