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之所以有效,乃在于谣言总是披着一层美丽的外衣。恰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诗人们把谣言描写成了一个怪物。他们形容它的时候,其措辞一部分是美秀而文雅,一部分是严肃而深沉的。他们说,你看它有多少羽毛;羽毛下有多少只眼睛;它有多少条舌头,多少种声音;它能竖起多少只耳朵来!”古人称造谣诬陷别人为“罗织罪名”,何谓“罗织”,此诗一开始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就是“罗织”二字最形象的说明。花言巧语,织成的这张贝纹的罗锦,是非常容易迷惑人的,特别是对不长脑壳的国君。
造谣之可怕,还在于它是背后的动作,是暗箭伤人。当事人无法及时知道,当然也无法一一辩驳。待其知道,为时已晚。诗中二、三、四章,对造谣者的摇唇鼓舌,嘁嘁喳喳,上窜下跳,左右舆论的丑恶嘴脸,作了极形象的勾勒,说他们“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作者对之极表愤慨:“亦谮人者,谁适与谋?”正告他们道:“慎尔言也,谓尔不信!”“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造谣之可恨,在于以口舌杀人,杀了人还不犯死罪。作为受害者的诗人,为此对那些谮人发出强烈的诅咒,祈求上苍对他们进行正义的惩罚。诗人不仅投以憎恨,而且投以极大的厌恶:“取亦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正是所谓“愤怒出诗人”。有人将它与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逃亡者》一诗中鄙夷叛徒的诗句“野兽不啃他的骨头,雨水也不洗他的创伤”比较,认为它们都是写天怒人怨,物我同憎的绝妙好辞,都是对那些罪大恶极,不可救药者的无情鞭挞,都是快心露骨之语。
在诗的结尾处,郑而重之地留下了作诗人的名字,从而使这首诗成为《诗经》中少数有主名的作品之一。这个作法表明,此诗原有极为痛切的本事,是有感而发之作。它应该有一个较详的序文,自叙作者遭遇,然后缀以此诗,自抒激愤之情,可以题为“巷伯诗并序”或“巷伯序并诗”的。也许是后来的选诗者删去或丢失了这序文,仅剩下了抒情的即诗的部分。
此诗作者孟子,很可能是一位与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异代同悲的正直人士。东汉班固就曾在《司马迁传赞》里称惨遭宫刑的司马迁是“《小雅·巷伯》之伦”。这个孟子或许也感受过与司马迁同样的心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官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也,所从来远矣。”(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无怪乎他是如此痛心疾首,无怪乎诗中对诬陷者是如此切齿愤恨,也无怪乎此诗能引起世世代代蒙冤受屈者极为强烈的共鸣。
这首词描写的是一个在外从军之人思念家人的情景。
全词可分为两部分。前三句为上片,写的是战争前的忆家的情状,下片写的是经过厮杀战后后恋家的情景。虽有两片,但却由一“愁”统辖。首句“欲寄愁心朔雁边”直抒胸中压抑长久的“愁”。在萧索荒凉的边塞,“愁心”无法寄送,秋日望见大雁,词人不由心生此意。因“愁”而生忆,忆及当年离家别亲凄惨的别宴,恰如就在昨天,故而愁心更添一层愁。独饮浊酒,更添愁绪,所谓“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又有“浊酒一杯家万里”,所以愁情更浓更远。远处美好的灿灿黄花,给词人视觉上的亮色。一片荒芜之中,突见生机勃勃的黄花,犹如无垠沙漠里的一汪清泉,给人欣喜,却也是如此短暂,欣喜过后是无尽的苦楚。这里,以艳丽的黄花来反衬词人的内心无比凄凉。
下片中,思绪未定就不得不投入战斗。战斗知道傍晚,片刻的修整,望着受伤的战友,情感徒然升华,由上片的只是内心愁绪,变为内心的担忧。古来战争,从来都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的残酷,让词人心内生忧。在这里,词人虽无直抒胸怨,但怨气慢慢升起:亲人别离,生死未卜,隐隐的表达了对战争的不满。
全词仅四十二个字,却刻画出多个画面。词人善于运用意象,别具一格,给人不一般的画面感觉。情感表达也是由浅入深,进而有一种隐怨在内。意象结合出的景与词人所要表达的情,相互融合,情景交融。
兰溪,距黄州70里,今名浠水,发源于大别山,向西南流经兰溪镇入长江。环境优美,每至春末,兰花怒放,兰馨远馥,芳风藻川,是较有名的游览胜地。此诗就是杜牧在黄州刺史任上游览兰溪时写下的一篇佳作。
“兰溪春尽碧泱泱,映水兰花雨发香。”一、二句写兰溪幽美的风景。兰溪的水清澄碧透,波光荡漾;兰花映水,倒影隐隐约约;轻风徐来,满谷飘香,沁人心脾。新雨之后,空气润泽,兰香是那样爽冽,又是那样轻柔,加之时值春末,群芳多谢,兰更显得孤芳独秀,分外妖娆,因而异常诱人,使人有误入桃源之感。诗人着了迷,入了魔,在流连忘返之际自然生出疑窦,造物主怎样造就这人间美景呢?欣赏着美景,探求着其中真谛,冥思苦索,终于悟出此中的奥秘,原来是和屈子有天然联系。
“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去潇湘。”楚国大夫就是屈原,他曾任三闾大夫,故称。他被放逐以后,“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楚辞·渔父》)。兰溪,古为楚地,兰花,清幽雅洁。屈原,楚人,嗜兰成癖。饮食,“朝饮木兰之坠露”;服饰,“纫秋兰以为佩”;兰几乎就是屈原的化身。这样由楚地及楚人,由兰花想到屈原又是何等顺理成章,入情入理。屈原与兰溪的联系,正如西子和西湖的联系一样,珠联璧合。应,是曾经的意思。《诗词曲语辞汇释》:“应,犹曾也。”屈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虽被放逐,九死不悔,探求真理,上下求索,“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离骚》)。重华,舜也。舜死葬于九嶷山,此为潇水的发源地。他向舜陈词,怎能不沿此路呢?故诗人以肯定的语气写出,“曾寻此路去潇湘。”正是因为贤人屈原走过此溪,故水才这样碧,花才这般香,人因地而显品,地为人而增芬。这就是作者悟出的真谛。有了这点理解,再回过头来玩味“碧泱泱”、“雨发香”,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美景了。我们从一般视觉嗅觉感性的体味中,来了个理性的升华,而赋予景物以精神特质,水碧乎,人洁也;花香乎,品高也。正因屈原曾沿此路去寻求真理,此溪要用更碧之水、更香之兰为这位先哲祝福,这就是兰溪美的底蕴。对兰溪的肯定,对屈原的赞美,也就是对自己追求的一种暗示。
诗人实以屈原自况也。“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这是作者《郡斋独酌》中写的誓言,现游兰溪,仰慕先哲,不也应像屈原那样“应寻此路去潇湘”吗?“就重华而陈词”者,又何止屈原一人呢!
《公子行》,是唐代专写纨绔子弟浮华生活的诗题。这首是揭露贵家公子在春游中,纵马踏坏麦苗的恶劣行为。首二句描写贵公子穿上比彩霞还鲜亮的锦衣,一大早就兴致勃勃地骑马去野外春游。字里行间明显地透露出其人的豪华与权势。诗人运用对比反衬的艺术手法,以彩霞失色来反衬“锦衣”的华丽,可见其家世之贵显,生活之豪奢了。“锦衣红夺”,一个“夺”字,表现出锦衣色彩的鲜艳。
后两句即紧切公子的身份来揭露其骄纵行为。“不识农夫辛苦力,骄骢踏烂麦青青。”“骄骢”,是骄纵不驯的马。“骄”,指马骄,亦指人骄。一个“不识”,一个“骄骢”,活画出了愚蠢而又骄横的权豪子弟的丑恶形象。
唐末颜仁郁的《农家》诗写道:“夜半呼儿趁晓耕,羸牛无力渐艰行。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不识农家苦”的正是那些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他们过的是锦衣玉食的寄生生活,哪里懂得农民的辛苦和稼穑的艰难,所以他们只顾在田野上纵马狂奔,兜风赏景,全然不顾地里的庄稼,把踩烂麦苗视作儿戏。“不识农夫辛苦力”,这句诗看似平平,其实,这正是剥削阶级轻视劳动人民的表现。诗句非常切合贵族子弟的身份特点,也很能发人深思。
唐末五代时期,统治者极其荒淫腐朽,娇惯子女的现象极为严重。据说诗僧贯休曾当着蜀主王建及其大臣的面,讽刺王孙公子“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少年行》)孟宾于的这首《公子行》,则是从另一个侧面鞭挞了他们为害农民的行为。
在艺术方面,这首诗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踩坏麦苗,看来是寻常的事情。但这里所反映的并不是一般无意中踩着庄稼,而是贵族子弟随意践踏民田的行为。诗人将“踏烂麦青青”放在权豪子弟放荡游乐的背景上来表现,其害民的性质就愈加昭彰,揭露也更显得鞭辟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