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至四句叙述了诗人临行前那一缕淡淡的哀愁。“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发。趣途远有期,念离情无歇。成装候良辰,漾舟陶嘉月。”指明了启程的季节不是孟春正月,而是仲春二月。谢灵运有答诗云“暮春虽未交,仲春善游邀”,也可以证明俩人的分手是在二月。念路途遥远,离情即迫。行装业已打点完毕,行前再与族兄泛舟赏月。这时,闲适恬淡的心情早已不复存在,遥望着伸延不尽的路途,难免又生悲慨。“瞻涂意少悰,还顾情多阙”则暗示了此次出仕的矛盾心情。本来,步人仕途,为日后一展宏愿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石,这应当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但诗人却流露出一种难言的伤感。
五至八句描绘了诗人与族兄分别时那一幕伤感的场面。“哲兄感仳别,相送越垌林。饮饯野亭馆,分袂澄湖阴。”族兄送了一程又一程,越城郭,穿林间,饯饮之后,终于在湖畔长揖作别了。依依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史载,灵运无所推重,惟与惠连结忘年交。景平元年(423年)灵运由永嘉郡去职移居会稽,过视了年仅十七岁的谢惠连,便大相知赏。元嘉五年(428年)灵运表陈东归,复与惠连等共为山泽之游。《谢氏家录》载:灵运每对惠连辄有佳句。其在永嘉供职时,竟日思诗不得,忽梦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这一名句。灵运颇以为得意,常说:“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可见两人之一往情深。这次分手是难舍难分的。更何况,这一年春正月,与谢灵运深构仇隙的会稽太守孟颛颉告发灵运谋反,灵运只好诣阙上表以自解,被命为临川内史。这就意味着,这次离别非同以往,两人都要远离会稽,各奔东西了。这更加剧了久结于怀的离愁别绪。“凄凄留子言,眷眷浮客心。回塘隐舻栧,远望绝形音。”执手话别,意绪绵绵。一叶轻舟渐渐的隐去了,身影渐小,别音渐消。
九至十二句刻画了诗人拭泪启程后的戚戚怀抱。“靡靡即长路,戚戚抱遥悲。悲遥但自弭,路长当语谁!”行迈靡靡,中心遥遥,长路漫漫,前程难料。这些,诗人以为自己尚可排解,但内心的忧思又向谁来倾述呢。“行行道转远,去去行弥迟。昨发浦阳汭,今宿浙江湄。”离愁是绵长的,像一条路,走到哪里,它就伸延到哪里。正如李后主所感悟到的“离情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往今来的离愁,凝结成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诗句。后两句用“昨发”“今宿”等字眼,将时光推移,隐含着诗人别情的凄苦悠长。
十三至十六句渲染诗人在西陵行舟受阻的场景。“屯云蔽曾岭,惊风涌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浮氛晦崖巘,积素惑原畴。”浓云滚滚,覆盖着层峦起伏的群岭,惊风阵阵,掀起了无数的浪花。霎时间,雨雪纷飞,润泽了大地,笼罩了林丘。“曲汜薄停旅,通川绝行舟。”则与诗题相映照。在这种恶劣的气候里,诗人被迫在岸边停泊下来。
十七至二十句以悲慨的语调总括全诗。“临津不得济,伫楫阻风波。萧条洲渚际。气色少谐和。”此借用《孔丛子》记载的“临津不济”的语句,既是凭古伤今,也是写的眼中实景。茫茫原野,万物萧条,自然逼出最后四句:“西瞻兴游叹,东睇起凄歌。积愤成疢痗,无萱将如何!”不管西瞻也好,东睇也好,叹前程凶险,念知己已去,留下的只有悲慨,只有凄歌。积愤成疾,何以消忧。
这首诗结构十分严整。它以倒叙的手法,通过景物的细致描写与时间的缓慢推移,将那淡淡的愁绪渐渐推向忧思难忘的极致,因而把诗人复杂的思想感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读其诗,回环往复,丝丝入扣,给人以“渐入佳境”之感。
这首小词可谓字字哀婉,句句凄切,爱国情思通贯全篇。汴京原是宋朝故都,特别是上源驿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举行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奠定宋朝基业的发祥地。可是经过“靖康之变”,这儿竟成了金人的天下。如今韩元吉来到这宋朝的故都,宋朝的发祥之地,江山依旧,人物全非,怎能不凄然饮泣?
词的上片运用了一个情境与它相似的历史事件,抒写此时此际的痛苦。据《明皇杂录》记载,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大会凝碧池,令梨园子弟演奏乐曲,他们皆欷?#91;泣下,乐工雷海青则掷乐器于地,西向大恸。诗人王维在被囚禁中听到这一消息,暗地里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宫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描写了战后深宫的荒凉景象,表达了自己的哀苦心境。韩元吉此词,在措词与构思上,无疑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但它所写的矛盾更加尖锐,感情更加沉痛。
因为作者是直接置身于矛盾冲突之中,对心灵的震动更甚。“凝碧池”虽是以古喻今,属于虚指,而着一“旧”字,则有深沉的含义。偏偏就在这宋朝旧时“虏使迎饯之所”,听到宋朝旧时的教坊音乐,“汉使作客胡作主”,整个历史来了一个颠倒。这对于一个忠于宋朝的使者来说,该是多么强烈的刺激!上源驿的一草一木,教坊乐中的一字一腔,无不震撼着他的心灵,于是词人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这是一个从声音到外貌的转化,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心理矛盾,包藏着无比深沉的隐痛。因为这音乐能触发人的悲愁,而悲愁又易催人衰老,所以说“总不堪华发”。词人以形象精炼的言语,道出了自己在特定环境下复杂心理活动,手法是极其高明的。
词的下片,构思尤为巧妙。开头两句,既点时间,亦写环境,并用杏花以自拟“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以虚带实,兴寄遥深,其中隐有深刻的含义。所谓写实,是指杏花在二月间开花,而汴京赐宴恰在其时。金人的万春节在其中都燕山(今北京市)举行庆典,韩元吉此行的目的地为燕山;其到汴京时间,当如前引陆游诗所云在二月中间。杏花无法避开料峭的寒风,终于在战后荒凉的土地上开放了;词人也象杏花一样,虽欲避开敌对的金人,但因身负使命,不得不参与宴会,不得不聆听令人兴感生悲的教坊音乐。词人以杏花自喻,形象美丽而高洁;以野烟象征战后荒凉景象,亦极富于意境。而“无处避春愁”五字,则是“词眼”所在。有此五字,则使杏花人格化,使杏花与词人产生形象上的联系。此之谓美学上的移情。“野烟”二字,虽从王维诗中来:“杏花”的意念,也可能受到王维诗中的“秋槐”句的启迪,但词人把它紧密地联系实境,加以发展与熔铸,已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
结尾二句仍以拟人化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悲哀。北宋汴京御沟里水,本是长年流淌的。可是经过战争的破坏,早已阻塞干涸了。再也听不到潺潺流淌的声音。这在寻常人看来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对韩元吉这位宋朝的使臣来说,却引起他无穷的感怆,他胸中怀有黍离之悲,故国之思,想要发泄出来,却碍于当时的处境。满腔泪水,让它咽入腹中。但这种感情又不得不抒发,于是赋予御沟流水以人的灵性,说它之所以不流,乃是由于理解到词人内心蕴有无限痛苦,怕听到呜咽的水声会引起抽泣。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准确而又深刻的。人们读到这里,不禁在感情上也会引起共鸣。
此诗当作于李白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载)出寻阳(即浔阳)狱之后,流放夜郎之前。
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乱,李白自汴州梁园(今河南开封)南奔,寓居于寻阳。相传此时李白曾游宿松,居于南台山的南台寺,县令闾丘为之筑“读书台”和“对酌亭”,让诗人在此啸傲风月,饱吟山水,以满足他“浪迹天涯仍读书”的嗜好。闾丘也常来与李白弹琴赋诗,对酒放歌。公元757年(至德二载)九月,李白出寻阳狱后,病卧宿松,在宿松避难、养病,相传依然寓居于南台寺。当时,闾丘已致仕,隐居于宿松东郊沙塘陂,时来陪伴李白。《江南通志》载:“宿松城外沙塘陂,闾丘处士筑有别墅。李白前往作客,见环境清幽,有田园乐趣。作《赠闾丘处士》”。
这首诗,描绘出一幅充满农家乐的美丽画卷,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好景不长,公元757年(至德二载)十二月,李白终被判罪长流,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据传,李白离开宿松时,闾丘处士送行至南台山下,在一小岭为李白饯别,后人名为“饯客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