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二百一。盛唐七律本来不多，明代后，“诗必盛唐”的旗帜下，对盛唐七律研究见多。岑嘉州以七古著称，七律只有十二首，其地位与王维、李颀、高适并称。
从渭城西郊这个地点看，此诗当作于作者两次任安西都护府下级文职之间，在长安的时候(公元752-753年之间，时作者38-40岁)。安西，唐初设置的都护府，统辖境内龟兹、疏勒、于阗、焉耆(一作碎叶)四镇(天山东西，幅员大约300万平方公里)及其余军城。
《首春渭城西郊呈蓝田张二主簿》，这个标题要读明白，首春是时间，渭城(古咸阳，在长安附近)西郊是地点，呈，自下而上递书，说明当时作者地位在此人之下。蓝田张二主簿，其人不详。蓝田，在陕西，当是郡望，古时称人郡望也是尊敬，如称孟浩然为孟襄阳。张是姓，二是排行，主簿是官衔。唐代流行称排行，是敬称，如称李白为李十二、杜甫为杜二、白居易为白二十二、元稹为元九。宋代这种称呼渐少，但也有，如称柳永为柳七、秦观为秦七、黄庭坚为黄九。主簿，在汉代地位很高，唐宋以后权力则削弱了。主簿在中央各官署、地方衙门，都有设置，其地位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是一个衙门里的最高幕僚。也和秘书长一样，主簿有大小，看是哪级衙门的主簿，比如今天的国务院秘书长、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秘书长、县政府秘书长，都叫秘书长，但级别却是相差悬殊。主簿也一样，有县衙主簿，八九品之间，有六部主簿，四五品之间，张二主簿当是中书、门下等某衙门主簿，当四五品，岑参此时只有八品左右，所以要呈了。
此诗格律为平起式首句入韵格，韵合八齐。平仄规范，对仗工稳。
首联交代地点和时令，写景有比兴，兼抒情。“回风度雨渭城西，细草新花踏作泥。”回风度雨，字面写初春风雨，寓意仕途蹉跎。细草新花踏作泥，字面写景，而言外有寓意。细草新花，表面写春天刚刚萌芽的花草，实际上也含蓄指自己才华待展而地位卑贱，踏作泥，含蓄指不得赏识。
颔联展开景色，“秦女峰头云未尽，胡公陂上日初低”，是写景，也是抒情，写景的意思明白，不论，此处重点分析所含之情;云雾缭绕于山头，有依附、依恋之意，未尽，不忍离去，依依不舍，是说虽然仕途不顺利，但依然不忍放弃。日初低，太阳开始西沉了，暗指作者年龄将要老了，40岁，对古人来说，尤其是仍然在做下层官吏的人来说是老了。给颈联留下了铺垫。
颈联抒情：“愁窥白发羞微禄，悔别青山忆旧溪。”对着镜子一看，白发见多，而自己还是一个七八品的小官，令人十分惭愧。岑参出身仕宦家庭，曾祖、祖父、伯祖父、伯父，都官至宰相，父亲也做过两任刺史，无颜面对祖先啊。早知道这样没出息，还不如干脆隐居，不出来做官呢。所以“悔别青山忆旧溪”。
尾联言志。辋川，在陕西，蓝田南。这是张二主簿的故乡。那里名胜多，风景美，适合隐居。王维就在那里有别业。“闻道辋川多胜事，玉壶春酒正堪携”，意思是说:听说辋川是个隐居的好地方，渭西的美景适合隐居，若能提着酒去和友人一起享受隐居的生活，心中不禁产生了羡慕(或欣喜)之情。
岑参最终以嘉州刺史致仕，从他的前中期仕途走向看，嘉州是个下等州，刺史最多四品，无论如何，总算没有辱没祖先。然而，他从30岁中进士，20多年间，主要经历在下层，对世事之艰难，体会是很深的。当年在边塞的建功立业雄心壮志，在蹉跎岁月中逐渐消磨殆尽。
这首诗章法严整，起承转合脉络紧密连贯，句法错落多变，语言多比兴，用形象说话，不发议论，修辞手法变换而不觉生硬，情深意挚。这首诗明清以来评价很高。明代主张诗必盛唐，主要指以李颀、王维、高适、岑参为正格，而把杜甫七律视为变格。
写作手法
诗以开头“山石”二字为题，却并不是歌咏山石，而是一篇叙写游踪的诗。这诗汲取了散文中有悠久传统的游记文的写法，按照行程的顺序，叙写从“黄昏到寺”、“夜深静卧”到“天明独去”的所见、所闻和所感，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在韩愈以前，记游诗一般都是截取某一侧面，选取某一重点，因景抒情。汲取游记散文的特点，详记游踪，而又诗意盎然，《山石》是有独创性的。
按照时间顺序依次记述游踪，很容易弄成流水账。诗人手段高明，他象电影摄影师选好外景，人物在前面活动，摄影机在后面推、拉、摇、跟，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在读者眼前出现。每一画面，都有人有景有情，构成独特的意境。全诗主要记游山寺，一开头，只用“山石荦确行径微”一句，概括了到寺之前的行程，而险峻的山石，狭窄的山路，都随着诗中主人公的攀登而移步换形。这一句没有写人，但第二句“黄昏到寺蝙蝠飞”中的“到寺”二字，就补写了人，那就是来游的诗人。而且，说第一句没写人，那只是说没有明写；实际上，那山石的荦确和行径的细微，都是主人公从那里经过时看到的和感到的，正是通过这些主观感受的反映，表现他在经过了一段艰苦的翻山越岭，黄昏之时，才到了山寺。“黄昏”，是很难变成可见可感的清晰画面的。他巧妙地选取了一个“蝙蝠飞”的镜头，让那只有在黄昏之时才会出现的蝙蝠在寺院里盘旋，就立刻把诗中主人公和山寺，统统笼罩于幽暗的暮色之中。“黄昏到寺”，当然先得找寺僧安排食宿，所以就出现了主人公“升堂”的镜头。主人公是来游览的，游兴很浓，“升堂”之后，立刻退出来坐在堂前的台阶上，欣赏那院子里的花木，“芭蝙叶大栀子肥”的画面，也就跟着展开。因为下过一场透雨，芭蝙的叶显得更大更绿，栀子花开得更盛更香更丰美。“大”和“肥”，这是很寻常的字眼，但用在芭蝙叶和栀子花上，特别是用在“新雨足”的芭蝙叶和栀子花上，就突出了客观景物的特征，增强了形象的鲜明性，使人情不自禁地要赞美它们。
时间在流逝，栀子花、芭蝙叶终于隐没于夜幕之中。于是热情的僧人便凑过来助兴，夸耀寺里的“古壁佛画好”，并拿来火把，领客人去观看。这当儿，菜饭已经摆上了，床也铺好了，连席子都拂拭干净了。寺僧的殷勤，宾主感情的融洽，也都得到了形象的体现。“疏粝亦足饱我饥”一句，图画性当然不够鲜明，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它既与结尾的“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相照应，又说明主人公游山，已经费了很多时间，走了不少路，因而饿得很。
写夜宿只用了两句。“夜深静卧百虫绝”，表现了山寺之夜的清幽。“夜深”而百虫之声始“绝”，那么在“夜深”之前，百虫自然在各献特技，合奏夜鸣曲，主人公也在欣赏夜鸣曲。正象“鸟鸣山更幽”一样，山寺之夜，百虫合奏夜鸣曲，就比万籁俱寂还显得幽静，而静卧细听百虫合奏的主人公，也自然万虑俱消，心境也空前清静。夜深了，百虫绝响了，接踵而来的则是“清月出岭光入扉”，主人公又兴致勃勃地隔窗赏月了。他刚才静卧细听百虫鸣叫的神态，也在“清月出岭光入扉”的一刹那显现于读者眼前。
作者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尉迟汾，时间是公元801年（唐德宗贞元十七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农谚有云：“二十一、二、三，月出鸡叫唤。”可见诗中所说的“光入扉”的“清月”，乃是下弦月，她爬出山岭，照进窗扉，已经鸣叫头遍了。主人公再欣赏一阵，就该天亮了。写夜宿只两句，却不仅展现出几个有声有色的画面，表现了主人公彻夜未睡，陶醉于山中夜景的情怀，而且水到渠成，为下面写离寺早行作好了过渡。“天明”以下六句，写离寺早行，跟着时间的推移和主人公的迈步向前，画面上的光、色、景物在不断变换，引人入胜。“天明独去无道路”，“无道路”指天刚破晓，雾气很浓，看不清道路，所以接下去，就是“出入高下穷烟霏”的镜头。主人公“天明”出发，眼前是一片“烟霏”的世界，不管是山的高处还是低处，全都浮动着蒙蒙雾气。在浓雾中摸索前进，出于高处，入于低处，出于低处，又入于高处，时高时低，时低时高。此情此境，正是饶有诗味，富于画意的。烟霏既尽，朝阳熠耀，画面顿时增加亮度，“山红涧碧纷烂漫”的奇景就闯入主人公的眼帘。而“时见松枥皆十围”，既为那“山红涧碧纷烂漫”的画面添景增色，又表明主人公在继续前行。他穿行于松栎树丛之中，清风拂衣，泉声淙淙，清浅的涧水十分可爱。于是他赤着一双脚，涉过山涧，让清凉的涧水从足背上流淌，整个身心都陶醉在大自然的美妙境界中了。
诗写到下山为止，游踪所及，逐次以画面展现，像旅游纪录影片，随着游人的前进，一个个有声有色有人有景的镜头不断转换。结尾四句，总结全诗，所以姑且叫做“主题歌”。“人生如此”，概括了此次出游山寺的全部经历，然后用“自可乐”加以肯定。后面的三句诗，以“为人靰”的幕僚生活作反衬，表现了对山中自然美、人情美的无限向往，从而强化了全诗的艺术魅力。
这首诗为传统的纪游诗开拓了新领域，它汲取了山水游记的特点，按照行程的顺序逐层叙写游踪。然而却不象记流水账那样呆板乏味，其表现手法是巧妙的。此诗虽说是逐层叙写，仍经过严格的选择和经心的提炼。如从“黄昏到寺”到就寝之前，实际上的所经所见所闻所感当然很多，但摄入镜头的，却只有“蝙蝠飞”、“芭蝙叶大栀子肥”、寺僧陪看壁画和“铺床拂席置羹饭”等殷勤款待的情景，因为这体现了山中的自然美和人情美，跟“为人?”的幕僚生活相对照，使诗人萌发了归耕或归隐的念头，是结尾“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关于夜宿和早行，所摄者也只是最能体现山野的自然美和自由生活的那些镜头，同样是结尾的主题歌所以形成的重要根据。
再说，按行程顺序叙写，也就是按时间顺序叙写，时间不同，天气的阴晴和光线的强弱也不同。这篇诗的突出特点，就在于诗人善于捕捉不同景物在特定时间、特定天气里所呈现的不同光感、不同湿度和不同色调。如用“新雨足”表明大地的一切刚经过雨水的滋润和洗涤；这才写主人公于苍茫暮色中赞赏“芭蝙叶大栀子肥”，而那芭蝙叶和栀子花也就带着它们在雨后日暮之时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呈现于读者眼前。写月而冠以“清”字，表明那是“新雨”之后的月儿。写朝景，新奇而多变。因为他不是写一般的朝景，而是写山中雨后的朝景。他先以“天明独去无道路”一句，总括了山中雨霁，地面潮湿，黎明之时，浓雾弥漫的特点，然后用“出入高下穷烟霏”一句，画出了雾中早行图。“烟霏”既“穷”，阳光普照，就看见涧水经雨而更深更碧，山花经雨而更红更亮。于是用“山红涧碧”加以概括。山红而涧碧，红碧相辉映，色彩已很明丽。但由于诗人敏锐地把握了雨后天晴，秋阳照耀下的山花、涧水所特有的光感、湿度和色调，因而感到光用“红”、“碧”还很不够，又用“纷烂漫”加以渲染，才把那“山红涧碧”的美景表现得鲜艳夺目。
评价
这篇诗，极受后人重视，影响深远。苏轼与友人游南溪，解衣濯足，朗诵《山石》，慨然知其所以乐，因而依照原韵，作诗抒怀。他还写过一首七绝：“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诗。”诗意、词语，都从《山石》化出。金代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他的《中州集》壬集第九（拟栩先生王中立传）说：“予尝从先生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诗为证，并云：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蝙叶大栀子肥之句校之，则《春雨》为妇人语矣。”可见此诗气势遒劲，风格壮美，一直为后人所称道。
这首词是陆游代谭德称而作，所写对象似是谭氏的心爱之人。词中塑造了一位娇羞怕人、爱心深藏而情感却炽烈如火的女性形象。
上片起首二句写谭氏心爱之人不乐逢迎。因为懒于送往迎来，所以她怕唱歌，愁跳舞，故意病春酒而迟迟不去梳洗打扮。这表明谭氏的恋人是一位文静自洁、不乐往来应酬的女性。“总是向人深处，当时枉道无情。”写谭氏恋人的爱心深藏。“向人”，就是爱人，此指爱谭德称。“向人深处”，写的是内心深处爱人，而表面不动声色。这表明恋人的性格内向，深藏不露，莫说她是一个缺乏情感的人。
下片起首三句“关心近日，啼红密诉，剪绿深盟”，写谭氏关心恋人近况。谭氏关心恋人近况，因而想象她双泪啼红，秘密写信，倾诉衷肠。“剪绿深盟”，“剪绿”即剪绿裁红，当时用以形容男女之间所说的情话；“啼红密诉，剪绿深盟”，形容恋人向谭氏说了很多柔情蜜意的话语，山盟海誓，以表达坚贞的爱情。至此恋人深藏的爱心终于有了一个充分表露的机会。煞尾二句“杏馆花阴恨浅，画堂银烛嫌明”，联想往昔恋人娇羞畏人的情形。在认识到心爱之人乃一位爱心深藏不露却又炽烈如火的女性之后，谭氏不由得回忆起以前俩人相处时的一幕幕情景。那时在杏花馆内，俩人在深深的花阴之中，无人可见，但是她却还恨那花阴浅不避人；两人同宿画堂，本来是普通的银烛，而她却羞于见光，嫌烛光太明。谭氏联想至此，对于恋人那娇羞畏人的性格，认识得就更加深刻明确了。
这实际上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词，词中塑造了一位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笔触婉曲深细，内涵丰赡而语极简炼，是陆游爱情词中的佳作之一。
此诗题为赠人，实为叙志咏怀，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此诗通过讥嘲周公、孔子和向往自由的表述，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只好向醉中逃避。
首二句，先写“百年”，次写“万事”，以“百”、“万”两个约数接“扰扰”、“悠悠”，且以表示内在感情的“长”、“悉”相衔接，概括了时间、空间和人事的纷繁，显示出诗人厌烦尘嚣、追求解脱的心理。由于诗人在现实中到处碰壁，郁郁不得志，以致“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自撰墓志》）。因此，他不得不对自己原先以正统儒者自居，以周公、孔子为楷模，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反思的结果，使他觉悟到：正是“礼乐”囚禁了“姬旦”，“诗书”缚住了“孔丘”。囚禁、束缚二句，在前两句的映衬对比下，显得分外强烈、沉痛。日出日落尚且可以随意自然，洋洋河水尚且可以任情东流，不必说是人了。自然是不必要既受礼乐的束缚，又受人事的拘牵，在忧生嗟世中作徒然的努力了。“日光”、“河水”一联，诗人以自然的景象与不自由的自我进行对比，至“礼乐”、“诗书”一联发而为愤激语。诗人决心皈依自然，过清静无为的生活。而皈依自然，归隐田庐，不仅永远做不了圣人，还必须放弃一整套与正统儒家思想相关联的处世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确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对抗社会，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就是睡与醉。
“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睡，代表不以世事为念的生活；醉，意味着对社会的消极反抗。这也就是诗人在《田家三首》《醉后》《过酒家五首》中所说的：“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史载王绩嗜酒，为六合县丞，即因嗜酒被劾去职。《全唐诗》今存王绩诗一卷，多绕酒气。不仅是里多次出现“酒”和“醉”等字眼，其诗题中亦多“酒”字。虽篇篇有酒，但无一醉语。
就这首诗而论，表现出的，不仅有他所企慕的阮籍、陶潜的萧疏旷达之风，而且以自然的语言，遒健的气概，涤净初唐排偶板滞之习，与他著名的《野望》诸诗一起，透露出唐诗未来的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