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力主抗金，收复中原，但朝廷无此意，不加重用壮志难酬，一生屡遭贬斥。由于不能见用于苟且偷安的南宋统治集团，他感到前途险恶，早晚必被逐出宦途。为后事计，他任江西安抚使时，在上饶城北带湖之畔，修建了一所新居，作为将来退隐之处。取名为“稼轩”并自号为“稼轩居士”以示去官务农之志。此词即在作引退前一年，即淳熙八年（1181年）新居将落成之时所作，抒发了他当时万端感慨集于一心的复杂感情。
上片主要写萌发弃政归田之念。首句开门见山，顺题而起。西汉蒋诩隐居时门前开有三条小路的原因，“三径”即成了隐士居处的代称，陶渊明《归去来辞》中就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句子。“三径初成”，日后栖身有所，词人于失意之中亦露几分欣慰。不过这层意思，作者并没有直白的一语道出。而是“鹤怨猿惊，稼轩未来”，以带湖的仙鹤老猿埋怨惊怪其主人的迟迟不至，曲曲吐露。“鹤怨猿惊”出于南齐孔稚珪《北山移文》：“蕙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不同的是，孔稚珪是以昔日朝夕相处的鹤猿惊怨周颙隐而复仕，辛弃疾用此典却反其道而行之，假设即将友好伴处的鹤猿怨自己仕而不归。这两句是从新居方面落墨，说那里盼望自己早日归隐：“甚云山”四句，是自言自语一样，写主观想法。既然自己的平生志趣是以“云自许”，为什么还老是呆在尘世里当官，惹先贤隐士嘲笑呢！显然，这只不过是辛弃疾在遭到投降派一连串打击之后，所发的一种牢骚自嘲而已。谁不知道，辛弃疾的“平生意气”是抗金复国，金瓯一统，岂能以“云山自许”！然而现在乾坤难转，事不由已，有什么办法呢？“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词人不愿作违心之事，他认为既然厌恶这丑恶的官场又不能以已之力匡正，就应该激流勇退，愈早愈好，不要等被人家赶下了台才离开；再说自己也不是象西晋张翰那样因想起了家乡味美的鲈鱼脍、莼菜羹而弃官还乡，心中无愧，又何苦“抵死尘埃”呢？这里，暗示了作者同南宋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并表明了自己的磊落胸怀。其中“意倦”句，表明自己绝不愿为朝廷的苟安政策效劳，志不可夺去向已定：“岂为”句，说明他之退隐并不是为贪图个人安逸享受；最值得体味的是“身闲贵早”里的“贵早”二字。固然，这是为了呼应前文曲露的对新居的向往，欲归之情，不过主要还是说明，词人不堪统治集团反对派对他的毁谤和打击，而且可能预感到一场新的迫害正在等待着他。不如抽身早避。因而自然逗出了后面“秋江上”三句，表明了自己离政归田的真正原因是避祸，就象鸿雁听到了弦响而逃，航船见到了恶浪而避一样。他是别无他途，不得不如此。
下片主要写但对未来生活蓝图的设想。词意仍缘“新居将成”而起。“将成”是指，初具规模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东冈”二句，先就建筑方面说，再修一幢茅屋作为书斋，设于东冈，并把窗户全部面水而开，既照应了题中“带湖”二字，又照应了“平生意气”，即“云山自许”的雅致。而“行钓”同“种柳”联系起来，表明词人向往的是“小舟撑出柳阴来”的画境。表达了对官场争斗的厌倦，对乡村宁静的向往。下面写竹、梅、菊、兰，不仅表现了词人的生活情趣，更喻指词人的为人节操。竹、梅、是“岁寒三友”之二物，竹经冬而不凋，梅凌寒而花放。
从既要“疏篱护竹”，又要“莫碍观梅”中，既表示作者玩花弄草的雅兴，更可以看出他对竹、梅坚贞品质的热忱赞颂和向往。至于菊、兰，都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喜爱的高洁的花草。他在《离骚》中有“餐秋菊之落英”，“纫秋兰以佩”等句，表示自己所食之素洁和所服之芬芳，辛弃疾说，既然古人认为菊花可餐，兰花可佩，那他一定要亲手把它们载种起来。显然，“秋菊”两句，明讲种花，实言心志，古人志行高洁。自己亦当仿效。然而屈原餐菊佩兰是在被楚王放逐以后，而辛弃疾当时还是在职之臣。坚持理想节操固然可以由已决定，但未去留岂能擅自安排。所以他接着说：“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这三句初看与前文完全不属，但细想，恰是当时作者心理矛盾含蓄而真实的流露。辛弃疾一生为国志在统一，志向尚未实现本不愿意离政，但形诸文字却说“怕君恩未许”。因此，这一方面固然暴露了作为统治集团一员的辛弃疾仍对腐朽朝廷昏庸皇帝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更可以说，这是他始终不忘复国、积极从政、赤诚用世之心的流露。全词就在这种不得不隐、然又欲隐不能的“徘徊”心境中结束。
这首词，自始至终可以说是一篇描写心理活动的实录。但上下两片，各有不同。前片写欲隐缘由，感情渐进，由微喜，而怅然，而气恼，而愤慨。读之，如观大河涨潮，流速由慢而疾，潮声也由小而大，词情也愈说愈明。后片写未来打算，读之，似在河中泛舟，水流徐缓而平稳，再不闻澎湃呼啸之声，所见只是波光粼粼。及设想完毕，若游程已终，突然转出“沉吟久”几句，似乎刚才打算，既非出自己心亦不可行于实际如一物突现舟水凝滞不可行，不过，尽管两片情趣迥别，风貌各异，由于通篇皆以“新居将成”一线相贯，因此并无割裂之嫌，却有浑成之致。
《凤栖梧》，即《蝶恋花》，又名《鹊踏枝》。唐教坊曲，《乐章集》、《张子野词》并入“小石调”，《清真集》入“商调”。赵令畤有《商调蝶恋花》，联章作“鼓子词”，咏《会真记》事。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五句四仄韵。
“甲辰”，为理宗淳祐四年（1244），时词人四十五岁，尚滞留在苏州。
上片“开过”五句，“七夕”即景。“开过”一句，言南面枝头上的桂花，因受到的阳光多所以开得较早，这之后满院的桂树才陆续吐香。接着的二句与后二句时序上应该倒装。“高树”两句，触景生情。此言园中高树梢上传来了几声哀切的秋蝉声，这多象是在唱别那晚晴天气啊。但是我（指词人）孤身留在苏州，只要求能够象牛郎织女那样的与苏姬在七夕团聚一会。可是即便身在苏州，而且还是在梦境中，也被夕阳的光亮照醒过来，无法与苏姬获得团圆也。此时，苏姬早已离他而去（可参阅《思佳客·癸卯除夜》及《六丑·壬寅岁吴门元夕风雨》）。“新月”二句。七夕之晚，当新月临空的时候，姑娘、媳妇们已经相约着聚集在西楼之上，竞相穿针引线，以便向织女祈求“乞巧”。而我也曾经与苏姬相约，希望她七夕前能够归家。这样我们还可以共同在晚上穿金针，祈乞巧。但是约定成空，姬未回来，岂不痛哉！上片以“乞巧”、“求梦” 两事反映了当时七夕的时俗，并示己之思姬深情。
“夜色”三句，承上写梦境。此言词人又在夜色深深中进入梦境之中，仿佛自己与爱人也如牛郎织女相逢在鹊桥上似的欢聚在一起。正当他俩在轻绡帐中两情依依，欢情渐浓时，床边屏风边的银烛突爆灯花，惊醒了这场好梦，使词人不由得心生怨恨。“陈迹”两句，梦醒景。此言过去我与苏姬的欢情象薄雾一样随着梦醒而被晓风吹散，眼前只见帘钩上还缠绕着苏姬遗留下来的，那些令人牵肠挂肚的蛛丝似的丝线。物在人散，只有使我徒生悲痛罢了。下片述梦景及醒后情景。
据词中述说来看，苏姬肯定已经离他而去了。
此词上片基本上是围绕欧阳修“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观点来写的，同时也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下片以达官贵人与贫寒诗人进行对比，认为诗人要比煊赫一时的金张许史之流有贡献，进一步抒发了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情。该词观点明确，情调乐观，用词很有分寸；而采用反复对比的手法，对突出主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作者起句指出诗并不使人“穷”，后两句化用唐郑谷《静吟》“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句，作者对郑谷语是充分肯定的。词的开篇就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作诗和作官对立起来，以诗人得诗胜于得好官来充分肯定诗人的价值，反映了古代文人投身诗文创作的执着追求和对此的真切热爱的语言。
“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毫端。”此四句化用欧阳修之语，言诗人胸中蕴藏着广阔的世界，笔端能驱使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万事万物都将进入诗篇。这里的“纵横”和“飞动”两个词语非常生动传神，把郁郁苍苍的山川草木和生机勃勃的虫鱼鸟兽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勾勒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世界。“水到渠成，风来帆速，廿四中书考不难。”这些不仅为世俗的目光所仰慕，即使在正统史家看来也是难能可贵，可是作者用“水到渠成，风来帆速”两个浅而生动的比喻，说明他们的累至高官，其实并不难，只不过是时会所致而已。名垂千古的忠臣良将不过如此，其他平庸之辈便更不在话下了。人们所说的，作者如此用笔，目的还在于反衬诗人之难得，并进一步把为官和作诗来进行比较。
引出什么比作官还难的问题，作者答道：“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悭。”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认为文章根据作者气质不同，分清浊二体。这里作者把秉沉浊之气者排出诗人行列，认为诗是天地间清气的集中表现，因此，造物者是不愿轻意给予的。言外之意是诗才难得，只有超脱了世间的庸俗气息才能得到天地间清气，写出清澈的诗篇。作者将写诗与天地间的传扬之气紧密相连，实则指出诗人乃得天地之最精而生，可谓将诗人价值推崇到极致。
下片又从世间权贵不足贵说起。“金张许史浑闲，未必有功名久后看。”金日磾、张汤的后代，世为贵显，与外戚许氏、史氏交好，是西汉宣帝时的四大家族，他们或是高官，或是贵戚，都曾权倾一时，为人们所羡慕，作者则认为极为平常，用“浑闲”二字，将这些当时大人物一笔抹杀。
“算南朝将相，到今几姓；西湖名胜，只说孤山。”这一韵把历史上的权贵和历史上的诗人作了生动的比较。“南朝”指宋齐梁陈，当时将相多为腐败衰朽的高门士族，王、谢、瘐、顾几大姓之间轮流执掌国政。他们当时都曾不可一世，可是到此时人们对豪门贵胄记忆颇少，这里（包括上韵的“金张许史”）说的虽是古代的权贵，实际上指南宋王朝的权贵奸佞如史弥远、贾似道一类的人，他们或是已死，或正在气焰嚣张，世人为之侧目，作者认为他们迟早要被人们所唾弃。与此相反，那位宋初隐居于西湖孤山、妻梅子鹤的诗人林逋，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功名”，但因为他不趋慕富贵，写下许多清丽的诗篇，因此被人们永远记忆，他的居住之地也成为西湖名胜，给湖山也增加无穷的魅力词人赞美创造精神财富的诗人，极力贬低富贵荣华，功名利禄，抒发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愤之情。到此作者意犹未尽。
“蝉冠”二句言贵族之家尽可安排自己的子弟占据高官要职，传给他们财富权势，但却不可能给他们以济世的才华。他们不会有传世的诗句流传在人间，他们无法创造精神财富。写到这里，作者充满诗人的自豪感，因之，他举出了最能引起诗人骄傲的杜甫。
“杜陵老，向年时也自，井冻衣寒。”这位诗国的圣人，精神财富创造者的巨人，他为人们留下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他终生关注国家和人民的疾苦。可是他自己却常为饥寒所困，一子一女冻饿而死，自己最后也死于贫病交加。作者所举出的诗句是杜甫被安史叛军困于长安之时，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所作，他无衣无食，写下了这篇著名的《空囊》。其中有句：“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与杜甫同时的有多少横行一时的“五陵年少”、公侯卿相，乃至风流天子，但他们都如过眼烟云为人们所遗忘了。可是这位当时只“留得一钱看”的诗人却能以他美妙的诗篇，在宋代就受到普遍的尊敬（宋有人将杜甫比喻为集大成的孔子），成为众多诗人的欣慕的楷模，作者用这位诗国的权威压倒了世间（封建社会）以富贵势力为支撑的权威，使全词达到高潮。词至此戛然而止。这三句不仅和词的起韵相照应，也表明作者最尊崇的诗人是爱国忧民的诗人。
该词表达作者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作者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人贬斥权贵反衬出作者的坚定，全词充满了为诗歌创作的献身精神，表现出“贫贱不能移”的豪情。
词的基调高昂，激越气势磅礴，笔意跌宕。作者把诗人和权贵反复对比，层层深入，权贵越来越遭贬仰，“二十四考中书”的郭子仪真正是国家的功臣，平安史之乱，拒吐蕃入侵，勋劳卓著，而“金张许史”则半是功臣，半是外戚，但这些功臣也只是忠诚于汉室，和安邦定乱关系不大，这比郭子仪就差了许多，而南朝将相则多腐朽不堪，能定国安邦者少而又少，列“家笏”、“蝉冠”指那些借祖先荫庇而腾达的纨绔子弟，这些人更不足挂齿；用于对比的诗人，则从一般的诗人到隐逸山林的林逋，再到杜甫，逐级提高，更为鲜明地突出了主题，安排可谓匠心独运。与表现内容相适应，作者用词颇为恰当精准，对郭子仪这样的功臣，只言达到也“不难”，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对“金张”等人则用“浑闲”，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轻视。对“南朝将相”则用了一个“算”字，有“何足算也”之意。对贵族子弟则一笔否定。
由此看来，此词的修辞虽然朴素、通俗易懂，但却富于表现力。词人通过这首《沁园春》表达自己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自己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