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绍兴二十六年授赣州司户参军，绍兴二十九年调任永州零陵县丞，隆兴元年赴调临安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乾道三年赴临安上政论《千虑策》，乾道六年除为隆兴府奉新知县，乾道六年因虞允文之荐除为国子博士，淳熙元年除知漳州，淳熙四年除知常州，皆不在吉水，唯有隆兴二年至乾道二年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居于吉水，故此诗应作于此二时期其中之一。又《诚斋集（江湖集）卷二》有诗《甲申（隆兴二年）上元前闻家君不伏西归见梅有感二首》于本诗之前，《诚斋集（江湖集）卷三》有诗《丙戍（乾道二年）上元和昌英叔李花》于本诗之后，故此诗断然不可能作于淳熙元年至三年养病期间，而只能作于隆兴二年（一一六四）至乾道二年（一一六六），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及其父逝世为父丁忧期间。
隆兴二年正月，杨万里因其父之病西归吉水。同年八月四日，杨万里之父逝世，杨万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丁父忧时期。在此之前，杨万里方才于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及第，开始初次进入南宋官场，并由地方小吏一步步入职京城（因张浚之荐除为临安府教授），这正是一个读书人可以借机施展“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实现个人价值的好时机。忽闻其父之病，出于孝道，不得已放弃大好机会，西归故里，这在政治上对于杨万里来说不吝于一个打击。同时，对于杨万里来说，其父之病，在亲情上对于杨万里也不吝于一个打击。然而西归故里吉水之后，同年八月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根据封建礼法的要求，父母之死皆应为之守孝三年，对于一个适才走上宦途不久，又有一定前途的读书人来说，这三年是极为艰难的，以前在官场上的一切都将归于破灭，一时前功尽弃，极易生出失意之感，对于杨万里来说更是这样。同时，杨万里之父的逝世在亲情上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古代讲求孝道，父母之死，特别是父亲之死，对于其子女来说是沉痛的，是失怙般的痛楚，这极易造成一种愁苦的心情。
在这般官场失意、亲人离去的愁苦心情中，却又是为友人送别之时，在三江小渡口，杨万里作了本诗。此诗前两句，作者简单描绘了三江小渡口周边的环境，营造了一种送别友人，依依不舍的氛围。后两句，作者直抒胸臆，使用比喻手法将“交情”比做“山溪渡”，并以自然界“风波”象征社会风浪，然后用“不管风波去又来”一句与首句“溪水将桥不复回”进行对比，深刻地表达了全诗的主旨。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这是一篇祭文。此文表面上是为悼念秦末群雄之一的田横而作，而实际上是作者借历史之酒杯，浇现实之块垒，以古今对比的手法，通过歌颂田横“义高能道士”，借以表达作者对当时统治者不能任用贤明的不满。文章主旨明确，却又写道曲折朦胧，扑朔迷离，而在行文上一气奔纵，淋漓酣畅，具有非同寻常的艺术魅力。
全文第一段实际上是文章的小序，用来过渡。但韩愈常常在小地方作大文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韩愈单单凭吊田横，事出有因。田横出生于齐国贵族，兄弟三人相继为王。秦汉之际，田横兵败携五百人逃至海岛。汉高祖刘邦以“大则王，小则侯”劝其归附。田横却在未见刘邦之前自杀。刘邦感叹而厚葬田横，随后田横手下两人也自杀。海岛上五百人获悉田横及手下二志士皆死，全部集体自杀。史称田横“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韩愈过田横墓以“能道士”为表象，以“义高”的意蕴，展开文思，借历史的酒杯，浇现实之块垒，借田横的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这第一段是为下文运气、蓄势。
祭文真正开始是在第二段，形式为韵文。“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有劈空而来、声势夺人之概。旷，空可以引申为超越。超越百世而相感，是“心有灵犀”，显示了强大的道德力量，有千钧之力。而饶有兴味的是，这“事有旷百世而相感”一句所聚集起来的能量，又用“余不自知其何心”释放，故作腾挪。其实，产生“旷百世而相感”的韩愈其心非常明确，就是第一段中的“感横义高能道士”。这里的“余不自知其何心”，盖有难言之隐衷。因而曲折隐约，扑朔迷离。“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欷歔而不可禁”，又扳回一笔。“今世之所稀”和“欷歔而不可禁”都暗中紧扣“义高能道士”之事而言。行文中不出现此等字面，是故作隐约朦胧。“余既博观乎天下”以下四句，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余既博观”二句，承上文“今世之所稀”生发；“死者不能复生”二句，继上文“使余欷歔而不可禁”深入，层层逼近，部署谨严。统观天下，无田横之高义，亦无田横之重士，道尽心中不平之气，骂尽当时的权贵；田横死而不能复生，自叹无人可归以从，道尽心中愤懑之情，骂尽世上庸俗之人。以上八句，两换其韵，行文跳动闪烁，似承而折，若断若续，文心锦绣，姿态横生。
但是，由田横而感发的当时政坛无义、不能道士必须进一步阐明，因为田横“义高能道士”毕竟以失败告终，于是韩愈又从田横的失败着笔，说“当秦氏之败乱，道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扰扰，而不能脱夫子於剑铓”，以退为进，将田横的历史以极简括的语言表达出来。首先表明田横的失败与道士无关，以孔门多士而孔子一生却道不行于列国为例，确认田横所道之士皆贤，而田横失败，惟归之于天命。但是韩愈以“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两句，力挽山河，否定天命。而否定天命论，就是承认“义高能道士”的正确性，而肯定了田横的“义高能道士”的正确性，就是针砭当时执政者不能做到“义高能道士”。因此与其说此文是哀悼田横，还不如说是慨叹作者自己的怀才不遇。不过，他并不因此悲观绝望，他说“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表明他对自己的未来有着道义上的自信。文章正面表态，反面一枪，正正反反，妙处横生。
当然，这是一篇祭文，最后道回到对田横的悼念上来：“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陈辞而荐酒，魂仿佛而来享。”韩愈不仅在精神上感到田横的存在和道德的力量，而且表示了他的极大虔诚。对田横的虔诚，正是对今世的怒视。以上十四句一韵到底，虽意蕴上腾挪擒纵，曲折多姿，但在行文上一气奔纵，淋漓酣畅，与前一层次有明显的不同。韩愈为文，变化莫测，此文也是一个佳例。
这首《武陵春》是作者中年孀居后所作，非一般的闺情闺怨词所能比。这首词借暮春之景，写出了词人内心深处的苦闷和忧愁。全词一长三叹，语言优美，意境，有言尽而意不尽之美。
这首词继承了传统的词的作法，采用了类似后来戏曲中的代言体，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用深沉忧郁的旋律，塑造了一个孤苦凄凉环中流荡无依的才女形象。
这首词简炼含蓄，足见李清照炼字造句之功力。其中“风住尘香花已尽”一句已达至境：既点出此前风吹雨打、落红成阵的情景，又绘出现今雨过天晴，落花已化为尘土的韵味；既写出了作者雨天不得出外的苦闷，又写出了她惜春自伤的感慨，真可谓意味无穷尽。
这首词由表及里，从外到内，步步深入，层层开掘，上阕侧重于外形，下阕多偏重于内心。“日晚倦梳头”、“欲语泪先流”是描摹人物的外部动作和神态。这里所写的“日晚倦梳头”，是另外一种心境。这时她因金人南下，几经丧乱，志同道合的丈夫赵明诚早已逝世，自己只身流落金华，眼前所见的是一年一度的春景，睹物思人，物是人非，不禁悲从中来，感到万事皆休，无穷索寞。因此她日高方起，懒于梳理。“欲语泪先流”，写得鲜明而又深刻。这里李清照写泪，先以“欲语”作为铺垫，然后让泪夺眶而出，简单五个字，下语看似平易，用意却无比精深，把那种难以控制的满腹忧愁一下子倾泻出来，感人肺腑、动人心弦。
词的下阕着重挖掘内心感情。她首先连用了“闻说”、“也拟”、“只恐”三组虚字，作为起伏转折的契机，一波三折，感人至深。第一句“闻说双溪春正好”陡然一扬，词人刚刚还流泪，可是一听说金华郊外的双溪春光明媚、游人如织，她这个平日喜爱游览的人遂起出游之兴，“也拟泛轻舟”了。“春尚好”、“泛轻舟”措词轻松，节奏明快，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词人一刹那间的喜悦心情。而“泛轻舟”之前着“也拟”二字，更显得婉曲低回，说明词人出游之兴是一时所起，并不十分强烈。“轻舟”一词为下文的愁重作了很好的铺垫和烘托，至“只恐”以下二句，则是铺足之后来一个猛烈的跌宕，使感情显得无比深沉。这里，上阕所说的“日晚倦梳头”、“欲语泪先流”的原因，也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这首词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巧妙运用多种修辞手法，特别是比喻。诗歌中用比喻，是常见的现象；然而要用得新颖，却非常不易。好的比喻往往将精神化为物质，将抽象的感情化为具体的形象，饶有新意，各具特色。这首词里，李清照说：“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同样是用夸张的比喻形容“愁”，但她自铸新辞，而且用得非常自然妥帖，不着痕迹。读者说它自然妥帖，是因为它承上句“轻舟”而来，而“轻舟”又是承“双溪”而来，寓情于景，浑然天成，构成了完整的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