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此词见于《陈忠裕全集》,借惜花怀人,寄托亡国哀痛与复国希望。正如题中所示,此词是写“春日风雨有感”。“春日风雨”,是当时所处的环境、节候和气氛,而“有感”则是寄离词人的感慨和情怀。词之起二句,先扬后抑。此时词人举目所见,是“满眼韶华”,一片春光。继而东风乍起,落红遍地。这一顿挫,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从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陈子龙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对明王朝怀有深厚感情。在他看来,明代江山无限美好,正如满眼韶华。可是清兵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犹如骤起狂风,将万紫千红摧残殆尽。在这里,词人用的是比兴手法。“韶华”(春光)和“红”(花),代表美好事物,代表他所热爱的明代江山和明代人民;而“东风”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也隐喻清兵的南下,“东风”一辞作贬义者,古已有之,如陆游《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此处只是移用于词人所憎恶的事物罢了。下面二句,以“几番”照应前面的“惯”字。说明东风之摧残百花非止一次,而是经常如此。“烟雾’二字,补足前句未及写出的“雨”字。春天的风雨连绵无尽,常常呈现烟雾迷蒙的状态。在东风肆虐、烟雨茫茫的天气中,百卉凋残,一片凄凉,于是词人不禁发出由衷的慨叹:“只有花难护!”前几句造足蓄势,至此词人的感情迸发而出,力抵千钧。在生活中,他奔走呼号,出生入死,力求挽救明朝的危亡,结果毫无效果。因此这一句正是反映了词人内心深处的亡国之痛。
下片宕开一笔,径写对明王朝的系念,但在词的意脉上仍与上片紧密相连。词人在白天看到风雨摧残的落花,到了晚上便自然联想到惨遭践踏的故国。“梦里相思”一句,为艳词中常语,然而此处用以表达爱国之情,却非常深刻而又贴切。“王孙”一辞,通常被理解为贵族子弟,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这里的本意却更接近杜甫《哀王孙》中所说的“可怜王孙泣路隅”。在清兵南下之际,朱明的宗室子弟,或流离道路,或辗转沟壑,唯有少数人如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等仍在企图反抗。此处作者对明代王孙魂牵梦萦,实际上是将复兴明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梦醒之后,依然风雨如磐,落红成阵。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不得不发出“春无主”的哀叹。结二句进一步渲染出这种悲哀情绪,哭出了国家将亡的忧思。句中的“杜鹃”,又名杜宇,相传是古蜀国的君主望帝之魂所化,它隐于西山,日夜悲啼,口吻常常出血。后人常用杜鹃啼血借指失国之痛。这里说“泪染胭脂雨”系由“啼血”转化而来,则杜鹃悲鸣时流出血泪,洒在飘飏落花的风雨中,红雨满天,景象壮丽而又悲惨。词人若非怀有深仇惨痛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用“胭脂”形容雨中落花,前人有杜甫的《曲江对雨》“林花着雨胭脂湿”;而用以兼喻泪水的有李煜的《乌夜啼》“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陈子龙则将这些故实融会贯通,自铸伟词,赋予新意,令人读来便觉有更深刻的意蕴和更强烈的美感。
陈子龙比较重视诗词的寄托,他曾说过他之作诗是为了“忧时托志”(《六子诗序》)。此词形式上虽“风流婉丽”,但词人借以“忧时托志”则与其诗作是一样的,阅读时须透过绮丽的表面,去体会深永的内涵。
试设想这样一个境界:当残暑季节的清晓,一阵阵的凉风,在水面清圆的万柄荷伞上送来,摆弄得十里银塘红翠飞舞。这晓风,透露给人们一个消息,莲花世界已面临秋意凋零的前夕了。这是空灵的画境,是迷惘的词境。怎样以妙笔去传神,化工给词人出下了这一个不易着手的难题。
在这首词里,词人通过他灵犀一点的慧思,在笔底开出了异采绚烂的花朵,幻出了一个美绝人天的梦境。出现在梦里的莲花,完全人格化了。她是唐代大画家周昉腕下的唐宫美人,她是在作霓裳羽衣之舞。沐浴在昭阳春昼的旖旎幻境中的她,绛裙曳烟,珠衱飘雾,玉光四射,奇丽袅娜的身影,回旋在人们心上,是非常难以恝置的美艳的传奇。而它的背后已带来了燃眉的邦国大祸。果然,撼动掀天雨点般的急鼓,惊破了舞曲,惊散了凤侣,一晌贪欢的梦境霎时幻灭。“梦回不见万琼妃”,词人声泪俱下地唱出了宗国沦亡的哀歌。“见荷花,被风吹”,这么临去秋波的一转,点明本题,让上面的梦境完全化为烟云。说她是琼妃也好,是荷花也好,幻想与现实,和谐地交织成为完美的艺术图案。
这词的艺术构思,迥出于寻常蹊径之外。莲华不易传神,风莲更不易传神,咏风莲而有寄托,更难,有寄托而不见寄托痕迹,难之尤难。作者巧妙地通过了梦,通过了拟人化的形象,通过了结层画龙点睛的手法,好像绝不费劲地达到了如上的要求。这是莲,但不是泛泛的莲,而是风中的莲。如果说翠仗绛衣是一幅着色画,那么彩凤惊飞的神态,更是画所不能到。读者读这首词,须得理解作者是宋末的遗民,是南宋亡国历史悲剧的见证人,透过这奇幻浓郁的浪漫主义风貌,去探索它的现实性,它将会使读者更加感到怅惘不甘,当时南宋沦亡的挽歌,还会在读者的灵魂深处荡漾着。
这是一首有寄托的咏物词,但寄托不同于影射,更不是要使读者去猜谜,它本身就是一种艺术美。这首词,即使撇开它的寄托意义不谈,仍然是一首咏风莲的绝唱,给人以美的享受。清代常州派词论家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说:“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缳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馨欬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绘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这首《燕归梁》好就好在入而能出。
这篇文章题目虽名为“记”,但实际上是一篇论文。着眼点不是“阁”而是“尊经”,所以文章的重点并未放在其阁之规模、样式及内部结构上,而是阐述儒家经典的作用和意义,抨击不能正确对待儒家经典的现象,从理论上说明了“尊经”的重要性。充分表现了王守仁看问题的思想的深度、角度与一般文人的不同。
文章的中心是要人们尊经,所以作者开篇首先指明儒家经典是泳但而普遍的规范、法则,由此引发,作者说,它在自然界叫做命。它给予人时叫做性,主导人身时叫做心。心、性、命,其实都是同一东西,它们都是由儒家经典来主宰的。所以儒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它是永恒而普浪的规范、法则。这一段可说是全文的纲,它强调了儒家经典涉及的范围之广,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第二段作者开始具体深人地说明濡家经典在指导人们为人处事方而所起的作用。反映在情感上,它可以指导人们能同情他人,知道羞耻,懂得谦让,明辨是非。这是儒学中所说的四端(仁、义、礼、智)。反应在人事上,它可以教导人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达是儒学中所说的五伦。由此,作者进一步强调家经典确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
那么,儒家经典究竟指的是什么。作者在第三段引出“六经”,说明“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这“六经”包括《易》,它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发展变化;《书》,它用来说明典章法制的实施;《诗》,它用来歌唱思想感情的抒发;《礼》,它用来讲解各种不同礼仪制度的规定;《乐》。它用来表达欢愉与和平心理的产生;《春秋》,它用来记录真假与邪正的区别。“六经”可说是从自然变化的运用一直到诚伪邪正的区别。真是涵盖天地、包罗古今,无所不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又一次强调濡家经典是‘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直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
作者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传习录》)这个“心”实际上是指人的思想意识。他认为心是世界的本原,因此在强调儒家经典“六经”时,尤其重视它主宰人心的作用。所以,在第四段作者重点提出“六经者非他,奋心之常道也。”作者认为,《易》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矛盾变化的;《书》是记录人们内心的典章政事的;《诗》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歌咏性情的;《礼》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礼仪制度的;《乐》是记录人们内心的欢愉与和平的;《春秋》是记录人们内心的真伪与邪正的。人是具有“良知良能”的,因此,儒家经典是人们心灵中永恒普遍的规范,也是人们内心的自然反映。那么,作为一个真正的君子,要尊祟儒家经典,就必须以经为准则,时时反求自己的心灵,以经书与内心相验证,所以作者说:“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着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作者就这样从不同的角度为人们指出,以六经的规范来端正自己的心灵,恢复良知,尊祟六经才是成为真正的君子的途径。
第五段,作者从端正心灵的角度进一步指出人们应如何对待六经,学习六经。作者先用了一个鲜明的比喻:古代圣人为了树立做人的录高道德标准,虑及后世,而著述了六经;这正像有钱人积蓄了财产担心后代子孙遗亡散失,不能自保而登记在帐簿上传给子孙一样。这一形象的比喻明,六经是古代圣人传给后世的精神财富,并非仅仅是单纯形式上的六经。如何对待这笔精神财富呢,作者接着前喻又一次设喻说明应该继承六经的精神实质,把它牢记在心,正象把财富积蓄在家里一样,而帐簿上记载的只是名称,数量等形式罢了,作者服着又设一喻:有些人不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而只是对六经进行毫无根据的猜测、考订,或只在文字词义的细节上纠缠,这正象有钱人家的子孙不尽力看守、享用先辈留下的财富,直到它遗亡散失殆尽,变成穷人、乞丐,却还指着帐簿说:“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一样。这个比喻也是根据前两个比喻而设,三个比喻层层深人,形象而鲜明地说明学习六经应采取的方法,纠正了当时一些学经者不正确的倾向。
在第六段中,作者进一步深人分析批判了在借家经典学习研究中的不良倾向。其中,看重功利、崇尚邪说的是“乱经”,只学习注解、死记硬背,沉溺在浅薄的见识里的是“侮经”;大放厥词,争相诡辩。掩饰奸邪的思想和丑恶的行径,追随世俗,垄断利益,却还以为精通经典的是“贼经”。正因为社会上有这种“乱经、侮经、贼经”的现象,所以六经的学问在世上不能发扬光大。作者在这里指出这些不良倾向,一方面是对之批判、讽刺,使之丑态暴尽无遗;另一方面也是与前面所说的尊经对比,对比之下,孰是孰非,便一目了然了。在段末,作者又一次设喻:“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之所以为尊经也乎?这结合上段的比喻面设的比喻,再加一态度明确的反请,更深一步说明这种人的作为尤不可取。
最后一段,作者说明自已写这篇文章的缘由及目的,希望世上研习借家经典的人,读过这篇文章后认真进行反思,以求有所悟解,这样也许就能够知道该怎样做才算是尊经了。真是满怀希望、语重心长,可谓用心良苦。
全文的主旨是号召人们尊祟借家六经。在论述中,作者将自已“天下无心外之物”(《传习录》)的哲学观点应用在学习、尊崇播家的经典上。让人们以儒经为本,反求内心,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不过作者只注重内心的省察却忽视了客观外界对人思想的影响,因此论述也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盲目空谈,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作者在论述中,强调了从自已内心探求六经的实质,否定了在学习六经时只重视字句的考证、探索,衰无根据地猜测和崇尚邪说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只是舍本求末,是“乱经。侮经、贼经”。这种论述对当时盛行的、死守教条的程朱理学是有一定的冲击作用的,对打破传统、解放思想也有一定的作用。
《小雅·出车》这首诗,在材料的选择上和正面描写战争的诗篇有所不同,诗人紧紧抓住了战前准备和凯旋这两个关键性的典型场景,高度概括地把一场历时较长、空间地点的转换较为频繁的战争浓缩在一首短短的诗里。
诗人把精拣出的点兵建旗、伐玁狁、征西戎、凯旋归来献俘虏等主要情节巧妙组合,一统纷杂头绪,构筑成篇,并选取不同角度叙述,以主带次。既有条不紊地展现事件发展全过程,又避免了罗列事件之弊。这种结构使诗章布局严整,凸显主题的同时使诗歌曲折动人。
诗的前三章描写战前准备的情况,在细部刻画上均采用了画面的描绘与心理暗示相叠加的技法。第一章说“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以“出车”“到牧”“传令”“集合”四个在时空上逼近,时间上极具连贯性的动作,烘托出一个战前紧急动员的氛围。末二句又以“多难”和“棘”二词暗示出主帅和士卒们心理上的凝重和压抑。第二章则以苍穹下林立的“旐”“旄”“旂”“旟”之“旆旆”,写军行至“郊”的凛然气势。末了又以“悄悄”“况瘁”写在开赴前线的急行军中士兵们焦急紧张的心理。第三章以“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再叙军容之盛。在正确地部署了战斗的同时,用“赫赫”及“襄”暗示出作者对赢得这场战争的自信。
这里所采用的描写技法,使前三章既有恢宏廓大的郊牧誓师、野外行军之壮观,又有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活动,做到了整体与细节、客观与主观的巧妙组合。
诗的后三章跨越了诗歌在叙事空间上的先天不足,略过战争的具体过程,直接描写凯旋归来的情景。在这一部分里诗人避实就虚,颇具戏剧性地运用了类似现代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把读者的注意出人意料地从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拉向“黍稷方华”的初出征时,进而通过今昔对比(“昔我往矣”“今我来思”)所产生的时空错位,和从“雨雪载涂”走到“春日迟迟”的漫长归途,引导着读者用想像去填补对战事的漫长与艰苦之认识。家中之人从“未见君子”之“忧心忡忡”到“既见”之喜悦安心的转变,更是施展想像,从另一侧面写出了人们对战事的关注与饱受其苦的心态。最后,很自然地引出对凯旋的由衷高兴和对主帅的赞美。从表面看,这种避实就虚的写法似乎是舍本逐末,但由于其中渗透了参战者从忧到喜的深刻而细微的心理变化,而使得这些看似“闲笔”的场景描写成为诗中人物心灵和情感的背景或外化,比正面的描写更感人、更细腻。
诗歌的空间构成颇有妙处。全诗共描绘了受命点兵、建旗树帜、出征北伐、转战西戎、途中怀乡、得胜而归六个不同时空的画面,诗人将这些并无紧密联系的场景、情节借助情感的抒发糅合、贯通,展开一幅真实、广阔的古时征战图。
此外,诗人吸收了民歌成句入诗,语言上有质朴自然之气,意境中具情景交融之美。
此诗开头两句,写一道清澈的溪流,穿过桃李涵丛;而溪水边荡漾的水草和被水滋润的白芷,安逸而柔静。古代习俗,三月上巳桃涵水下时,王公以下,携眷聚于水畔洗濯,驱除不祥。这里表现的就是这个习俗,展现的是春天的力量。
三四两句,写溪流边的几户人家,落在流水里的桃李涵,又是柔美宁静的意象,表现出浓厚的早春气息,有很强的画面感。
五六两句又转换为力量和青春的意象。古代秋千是在清明、寒食节前后才有所见,而且仅仅局限于豪门贵族家的红男绿女游戏之用。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寒食之时,造大麦粥,人们常以斗鸡、蹴鞠、打秋千为娱乐。这两句在前四句写清溪桃李的背景上又添几笔不时飞上高空的秋千与皮球,使整幅画面更加充溢这清新灵动的青春活力。尤其是“过”“出”二字用得好,分别写出了少年男女游玩时的热烈气氛,使人感受到年轻人沉湎于游乐中的景象,透露出无限的羡慕之情。
最后两句意谓青春年少的人,应该每天都有开心游玩的心态,无忧无虑,不用等到清明和上巳两个节日才出去游玩,含有及时行乐的意味。
在《寒食城东即事》中,作者表达了“及时行乐”的思想,人的青春,甚至生命,都很短暂。诗人认为,如果想要在短暂的时光中去建功立业、修身齐家、做学问,终究都不牢固实在,只有抓紧时间享受快乐才是真实的。全诗描绘出美丽的早春景象,交错着青春朝气的蓬勃力量和家常安宁的闲适气息,充分体现了王维诗“诗中有画”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