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四章，分为两个层次。前三章为第一层，写客人未去主人挽留。古代留客的方式多种多样。《汉书·陈遵传》载有“投辖于井”的方式，当客人要走的时候，主人将客人车上的辖投于井中，使车不能行走，借此把客人留住。此诗描写的主人则是想方设法地把客人骑的马拴住，留马是为了留人，希望客人能在他家多逍遥一段时间，以延长欢乐时光，字里行间流露了主人殷勤好客的热情和真诚。主人不仅苦心挽留客人，而且还劝他谨慎考虑出游，放弃隐遁山林、独善其身、享乐避世的念头。在第三章里诗人采用间接描写的方法，对客人的形象作了刻画。客人的才能可以为公为侯，但生逢乱世，既不能匡辅朝廷又不肯依违，只好隐居山林。末章为第二层，写客人已去而相忆。主人再三挽留客人，得不到允诺，给主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于是就希望客人能再回来，并和他保持音讯联系，不可因隐居就疏远了朋友。惜别和眷眷思念都溢于言表。
由上文所述可知，此诗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刻画人物手法灵活多变，直接描写和间接描写交相使用，值得玩味。
这首诗写面对国土被侵、主权旁落的深重民族危机，诗人满怀悲痛和无助，虽身处阳光和煦的春日，仍无法慰藉内心深处的愁绪，诗人忧国忧民，感怀于国家的懦弱与苦难，困惑国家的出路到底在何方，不禁与同胞们一起潸然泪下。全诗风格悲怆苍凉，情感浓烈真挚，闪烁着爱国精神之光。
《有感一章》这首诗是一首写大忧和大痛的七言绝句。首句“世间无物抵春愁”直抒胸臆，世间没有什么能够抵得了自己的“春愁”，极言自己愁之大、愁之重。“抵”这个动词使后面春愁一词一下子具体化形象化了，并给人无尽的想象。春天本来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但是在一年前的春天，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失败而与日本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此，为春天留下了民族耻辱的阴影。当春天再次来临时，这种亡国之恨当然是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
第二句“合向苍冥一哭休”，紧承首句，进一步写悲。只有面对苍天，放声痛哭一场才能罢休，然而这“哭”字又不仅仅写悲，因为是向着苍天去哭而不是向隅而泣，那悲必然是悲中有愤。第三句“四万万人齐下泪”，由个人悲转向亿万广大同胞悲，表现的是更大的悲痛。同时也表明了诗人的思想情绪与亿万广大人民是一致的。
末句“天涯何处是神州”，点明了以上三句所写忧愁和悲痛的原因。在苍茫的大地上，昔日的神州不知到底在何处。被帝国主义瓜分了，这必然使诗人和全国亿万人民痛哭。
这首诗抒发了作者对国土沦陷、国家危亡的无限忧虑和悲痛，表达了对清王朝腐败无能、卖国求荣的愤慨，但这首诗写忧写痛并不使人沉溺于忧愁和悲痛，而给人一种催人警醒、奋争的潜在力量。直抒胸襟，感情激越，视野广阔，笔力沉重，以反诘收束，更增添了悲痛感慨的力量，这是此诗写作上的特色。
2、人们对于一切事物都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把事情做好。反之，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做，即使有善良的愿望，美好的动机，结果也只能是适得其反。
3、要按照自然规律做事，不要急于求成，否则，只能是适得其反。
这首诗从主人公的居处环境写起，描写了思妇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把征人之妇内心隐微的思想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全诗韵律优美，对仗工整，意境高古，风格清雅。
诗从描写居处环境起笔，在一片清雅幽静的氛围中，主人公步上高台，凭栏远眺。“泠泠”一词，既形容步履轻妙端庄，也形容神情凄清，让人看了可怜见见的。五、六句对这位女主人公作了进一步介绍，使人更加看清，这位女子是一位品貌俱佳的贤良淑女。诗的后几句，揭开了她踽踽登高、神情凄伤的内心帷幕：“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原来她是在思盼从军远戎的丈夫。这两句诗中，包含了女子的无限婉曲心事。这位女子深明大义，她并非怕离别，也并非反对丈夫从戎，她“恨”就恨在“早从戎”。这个“早”字含蕴丰富，既包含着对丈夫早年远出久久不归的怨恨，也流露出时光催人老、美人迟暮的悲哀。如此“灼灼”年华，竟寂寞空闺，她不能不触景伤怀、感慨系之。“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两句，曲尽闺妇千种情思，万般苦恼。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故这里有企盼丈夫归来之意。又“鸣弦”，又“绀黛”，显示出这位女子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不幸的是，此一时刻，听她“鸣弦”的，只有那“皎皎空中月一轮”；欣赏她“绀黛”的，只有那“吹我罗裳开”的春风。月圆人未圆，她不能不“惭”；春风有意人远别，她不能不“羞”。一“惭”一“羞”，道出了她的内心企望不能实现的深沉哀痛。结尾这两句语悲情苦，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
此诗是一首拟古诗。拟古，模仿古人之作。这是古诗中一种习用的体式。诗人往往由于有某种原因，不便直说；或者由于从古人之作中触发起某种感情，于是采取这种拟古形式。拟古诗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语见《昭昧詹言》卷一），形同而神异。此诗正是这样。它所“拟”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名篇《青青河畔草》。两诗比较，二者都写离情闺怨，笔墨层次和表现手法也颇相似，但二者所塑造的人物各不相同：前者写的是“昔为倡家女，今作荡子妇”的不幸女子，而后者写的却是“明志逸秋霜”的端庄淑女、征人之妇；前者怨诽浪迹四方不顾妻室的“荡子”，后者则是思念“早从戎”的征夫。由于人物身分不同，所“怨”的对象不同，故后者对人物的具体描写、情意表达的方式，与前者显著有别。例如，同是以比兴起笔，描写景物，前者选“河畔草”“园中柳”，后者则取“临窗竹”“垂门桐”，雅俗有别，都切合各自人物的身分。同样介绍人物，前者侧重于“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的外在美；后者则不仅介绍其“玉颜艳春红”之貌，且首先突出其“明志逸秋霜”的内在美，淑女、倡妇，各有差别。同样写怨情，前者对薄情丈夫直泻怨诽：“荡子行不归，空房难独守。”而后者则向远戎亲人诉述情怀和苦衷。表达感情的方式，一个直而显，一个含蓄而有深致。可见，这首拟古诗是借旧题而发新意，另有寄托的。在诗的意境的创造上，甚至给人有一种“青胜于蓝”之感，无怪钟嵘称赞诗人“拟古尤甚”（见《诗品》）。
鲍令晖的拟作在内容上因袭了原诗，抒写思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但对主人公感情的刻面更为逼真、细腻，且与原诗的整体氛围有所不同，鲍令晖的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思妇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自然传神。鲍令晖能以切身的感受来摩写女性细腻微妙的情态、真实可感的容貌。此外，鲍诗比原诗更具声律之美，大部分诗句对仗工整，且通体押韵，“袅袅”“蔼蔼”“灼灼”“泠泠”等叠词的运用，“逸”“艳”“惭”“羞”等字眼的锤炼，使得整首诗具有高古清澈的诗境与优雅轻倩的诗风。
至于这首诗中所刻画的思妇形象，也许就是诗人自己。鲍令晖是否有远戎的丈夫，虽难以考定，但从诗中人物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深沉委婉的言行举止看，则是一位有才情的女士，闪烁着诗人自己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