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三章内容基本相同，为了协韵，也为了逐层意思有所递进，各章置换了少数几个字眼，这是典型的一唱三叹的《诗经》章法。
“敝笱在梁”作为各章的起兴，意味实在很深。“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要捕鱼也需有严密的渔具。鱼篓摆在鱼梁上，本意是要捕鱼，可是篓是如此地敝破，小鱼、大鱼，各种各样的鱼都能轻松自如游过，那形同虚设的“敝笱”就没有什么价值。这一比兴的运用，除了讽刺鲁桓公的无能无用外，也形象地揭示了鲁国礼制、法纪的敝坏，不落俗套而又耐人寻味。另外，“鱼”在《诗经》中常隐射两性关系，“敝笱”对制止鱼儿自由来往无能为力，也是兼指“其子”即文姜的不守礼法。
文姜作为鲁国的国母，地位显赫尊贵，她要回娘家其国探亲，本来也在情理之中。而她却在其国伤风败俗，与其兄乱伦丢丑，自然引起人们的憎恶唾弃。可是，这种厌恶之情，在诗中并未直接表露，而仅仅描写了她出行场面的宏大，随从众多“如云”“如雨”“如水”。写得她风光旖旎，万众瞩目。如果她贤惠，这种描写就有褒扬意味。反之，她就是招摇过市，因而这种风光、排场、声势越描写得铺张扬厉，在读者想像中与她的丑行挂上钩，地位的崇高与行为的卑污立即形成强烈反差，讽刺与揭露也就越加入木三分。从亮色中、光环中揭露大人物的丑恶灵魂，是古今中外艺术创作中一条成功门径。杜甫诗《丽人行》也正承袭了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而取得极大成功。
“如云”“如雨”“如水”这三个比喻是递进的因果关系，逐层深入，次序不能颠倒，也可理解为感情抒发的逐步增强。在这盛大随从的描写中，还另具深意。方玉润独具只眼，透过字面看出诗中还有鲁桓公在。不仅文姜有过，鲁桓公疏于防闲，软弱无能，也有相当可“笑”之处。
这首长调上片写景宁静闲适，颇有“无我之境”的味道；下片回想少年意兴引入羁旅秋风的悲伤心结尾倚栏人形象回应了前边的写景，可知前边景色皆倚栏人所见。从而引导读者返回去品味上片的写景，发现原来上片也不是单纯的“无我之境”，它已经在宁静淡远的景色之中隐藏了许多悲哀和无奈。
“水抱孤城，云开远戍，垂柳点点栖鸦”这几句一连串三组意象构成了一幅闲适、静谧的图画：流水环绕孤城，遮住远方天空的浮云已经散去，柳树上栖息着三三两两的乌鸦。这三组景物分别可以让人联想到故乡，对远方征人的期盼和对安居无忧的向往。因此，它们看起来闲适，实际上却是引发游子羁旅之愁的起源。“晚潮初落，残日漾平沙”通过一个“漾”给了这幅静谧安祥的图画增添了一种动态。
“白鸟悠悠自去，汀州外，无限蒹葭”是镜头的转动，水鸟和无边无际的芦苇也承启了下面一句。“西风起，飞花如雪”这里的飞花，显然不是春天的柳絮而是上一句的芦花，正是这芦花给整个画面染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在这遥远朦胧的水面上“冉冉”的“去帆”那就是作者对自己遥远、朦胧的记忆中某些往事的回忆。
下片开的“天涯，还忆旧”就很自然地把描写重点从景转向于情了。“香尘随马，明月窥车”是忆旧，写的是当年元宵夜游的意兴。这一句明显是化用唐人苏味道的两句诗“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无论当年有多么欢乐，可是到了“渐秋风镜里，暗换年华”的时候，人的意兴也就随之起了很大弯化，“纵使长条无恙，重来处，攀折堪嗟”就是说的这种变化。“朱楼一角，寂寞倚残霞”，就是通过一个倚朱楼而望暮霞的孤独身影十分含蓄地写出了一种往事如烟，良辰不再的悲秋情绪。“人何许”人就在那悲秋的高楼上极目远望，他已经与这寂寞景色融入到一个画面了。
此文是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表面上是谈有美堂，重点实在阐明作者自己的人生观，文中宏论非常值得后人思考、借鉴。
文章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但是，“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奇伟秀绝的山水美景，乃皆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这些地方条件恶劣，交通闭塞，士林中人轻易难得到此。能来的，除了不求闻达的幽潜之士，可能就是“穷愁放逐之臣”了。欧阳修本人身在宦海，其重点所指当在 “穷愁放逐之臣”。看来只有在人生不得意时才有机会亲近天下至美之景。然而此时景虽美，人不乐。穷愁放逐，虽有美景在前，又能如何？所谓“乐”是暂时的，穷愁才是长期的。此景正如此人，同是投闲置散，“同是天涯沦落人”，说是乐，那也是自我解嘲。
不过，人生有两面，换个角度看，被放逐到宽闲寂寞之地，成为宽闲寂寞之人，还真是一乐。投置闲散，无案牍之劳形，此宽闲也，若在京城位高权重日理万机，何来此宽闲？寂寞者，少人门前奔竞也。此时虽然寂寞，却也少了交接贵盛、与俗人为伍的烦恼。是以宽闲亦一乐，寂寞亦一乐。
面对山川美景，也未必一定要作天涯沦落之慨。修养深厚者，不妨将山水引为知音。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彼人寂寞，山水亦寂寞。同一寂寞，同一内蕴大美，和闲山剩水惺惺相惜，岂非他乡遇故知？在都市与人不相得，到边地与山川与天地相得，不亦快哉。若别有寂寞宽闲之人，能识得我心，可引为知音，则益不寂寞。又寂寞乃独享，宽闲生智慧。身居都会、官场得意的那些往日同僚，他们宁有机会欣赏眼前造化之胜景？彼天地宽闲，视野开阔，则人之胸襟亦可随之开阔。人生境界有提升，智慧有启发，此又一乐也。
《有美堂记》妙处有三：一是构思巧妙，虚景成文；二是宾主相形，巧作衬垫；三是曲折圆润，议论层折。
一、构思巧妙，虚景成文。
欧阳修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曾叙述过此事：“梅公仪来，要杭州一亭记。述游览景物，非要务，闲辞长说，已是难工，兼以目所不见，勉强而成，幸未寄去，试为看过，有甚俗恶，幸不形迹也。”我们现在于《居士集》《外集》中都看不到所说的这一篇亭记，可见作者已经删去了这篇“甚俗恶”的文章。从书简文字可以看出，欧阳修创作态度的严谨，即使是随俗应酬之作，也反复看过，详加审视。正是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不断推陈出新，翻新出奇。
此文汰去“目所不见”的勉强写景，化实为虚，突破其他楼亭记文的框框，抓住有美堂兼有“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这一特点，巧用衬托，纵笔写来，远及罗浮、衡岳，中涉洞庭、三峡，近至天台、金陵，而紧紧围绕正意，体现了散文“形散神凝”的特点，实在非大手笔难以驾驭。
二、相形之法，曲尽衬垫。
文章层层衬托，段段相形。第一层说山水登临至美与都邑繁盛之乐，多不可得兼，用罗浮诸山、洞庭三峡皆处僻陋之邦衬之；第二层说金陵、钱塘能兼其美，而金陵残破，钱塘富完，以梅挚目下所居的金陵为钱塘自然作陪；第三层说当时士大夫不能兼取其胜，而梅公则尽兼其美，用杭州众多的亭榭为有美堂作衬。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欧阳庐陵》卷三云：“看他一篇文字，欲出一段正意，先作一段相形，相形得起，方出落得透，可谓绝妙章法。”全文巧作衬托，层层脱缷，文笔曲折而又一气呵成，可谓神完气足，真正体现了欧阳修的大家风范。
三、议论层折，自然圆润。
文章用三层对比，但正如唐顺之（荆川）所说，如累九层之台，一层高一层，真是奇绝。文章先述作记之由，次说美乐难兼，三说佳美山水必处僻陋，四说二邦兼山水与繁盛，五说金陵为逆荒废，六说钱塘富完安乐，七说临是邦者多占形胜治亭榭，八说有美堂尽得山水人物、邑居之美胜，九颂梅公其人。层层累叠，段段相衬，纡徐婉转，主意凸出。
再如钱塘兼美一段，先述富完安乐的历史原因，次道工巧华丽的习俗，再陪以湖山之胜，又宕开一笔，以江涛海烟相烘托，极写闽商海贾之盛，层次清晰，既与金陵对比，凸显御赐诗“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特殊地位，又引出下文众多亭榭来作为有美堂的衬垫物。
从此篇文章看，要做到层次繁复，曲折跌宕，而又流转自然，无层累之迹，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几个虚词的妙用，恐怕是最为得力的。文中“惟”“独”“而”“然”“夫”“盖”等虚词曲折尽意，妙显衬垫，使层次更加清晰，而结构更为有机。
今人谈古诗，常常会有不同的角度。研究者注意较多的是作品的真伪及本事出处；而一般读者欣赏的则是诗的本身所能带来的审美情趣。例如关于旧题为汉代苏武和李陵的五言诗，就存在这个问题。宋代文豪苏轼因不满《文选》的编选，首先在相传为苏、李的长安送别诗中读出了“江汉”二字，便据以怀疑是后人的伪作。而以博学著称的洪迈，也在《文选》所载李陵《与苏武三首》诗中发现了“盈觞”之“盈”犯了汉惠帝的讳，于是愈坚苏轼之说。后来明清及近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和梁启超等人也展转相承，于是苏、李诗之伪几成定谳。而今人汪辟疆先生却力排众议，以为《文选》中《苏武诗四首》为别李陵之说起于唐代，“江汉”、“盈觞”也难定二人诗之伪，他主张“与过而疑之，宁过而存之”（《汉魏诗选按语》）。至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即基本采取了“存之”的态度。不过他采取了一种比较审慎的方式，这就是既不认为是苏、李之作，同时也不认为是“六朝拟作”，而是把这些作品均归入东汉卷，并系之于“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以上是历代学者从考证角度来谈苏、李诗的一些概况，与今天从欣赏角度来读这些作品有所不同。不过，至少有二点是不应忽视的，即《文选》和《古文苑》所传苏武、李陵诗是汉代作品（苏轼亦谓这些诗“非曹、刘以下诸人所能办”），但所写内容又与历史上西汉时苏武与李陵之别无关。这是考据为今天鉴赏这些诗作提供的基本点，读者需注意。
“骨肉缘枝叶”是《文选》所录《苏武诗四首》中的第一首。这首五言诗抒写兄弟骨肉的离别之情，用笔浑重朴厚，风格淡中见醇，近而犹远。
诗一开始，作者就用“骨肉”二字直接说出诗中“我”与“远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然后再以“枝叶”作比喻，进一步暗示和强调这种关系的亲密。按理次句应顺着这层意思往下写，可是诗人却把笔触转向了与“骨肉”不同的另一种关系，这就是人世间亲朋好友间的交往。“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二句继续由此生发，写天下朋友之交都能亲如兄弟，不忍相别。这里诗人巧妙地借知己挚友托出“兄弟”二字与前“骨肉”二字相应，同时又借朋友相别预为后文骨肉之离作陪衬。“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二句紧接进层递进，不仅回映首句，离而复即，而且退而后进，领起下文，其用笔直中有曲，折转顿挫。前人曾谓“况我连枝树’承上四海兄弟，言此密友亲交，尚为兄弟，况真兄弟乎？”（方东树《昭昧詹言》）诗人用意在写兄弟之亲，而先借密友为喻，从而使兄弟之亲更为突出。“昔为”以下四句想象与兄弟相处时和离别后二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前者“常相近”，一如“鸳与鸯”，何其相得；后者别如“参与辰”、“胡与秦”，几多哀愁！在此相处时的亲密无间、形影不离与离别后的相距千里、后会无期，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这四句一前一后两两相对，看似重复拙钝，却也反映出诗人处于人生变故中那种不堪回首、无法预期的复杂心态。
“惟念当离别，恩情日以新”二句既承上而言，说出了兄弟平时相处弥觉珍贵、离别后尤感痛苦的原因，又为下文对临别饯行、樽酒留人的描写预作交代。汉诗转折、联结高妙，浑然一体而不见针迹线痕，于此可悟。然而这二句的好处还不仅见之于它在全诗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以浅显的语言，说出了一种人生中的宝贵体验：这就是当一个人要失去某件东西时，会超乎异常地体会到它的珍贵。人与物的关系是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更是这样。诗人正是在离别在即时，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为将要远行的亲人饯别时，一再要以酒相赠，以酒留饮，以酒叙情。酒是消愁物，诗人当时的心情和行人当时的心情，都在这种赠别和留饮中表露无余。“鹿鸣”二句系化用《诗·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之意，有兴起和借喻设筵饯别之妙；末四句状写赠别留饮情状，言近意远，词浅味浓。人至临别而以杯酒相赠，愿以此挽留片刻而畅叙平生之亲，此景此情不能不令人唏嘘。后代不少传诵千古的名句，如梁代江淹《别赋》中的“可班荆兮赠恨，唯尊酒兮叙悲”、唐代诗人王维《阳关曲》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所写也正是这种景和这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