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刺厉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每章六句，责同僚，然亦道出厉王用人不当，用人不当亦厉王之过失。故毛传总言为刺厉王。
首章以桑为比，桑本茂密，荫蔽甚广，因摘采至尽而剥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剥夺之深，不胜其苦，故诗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诉曰：“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意谓：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诗意严肃，为全诗之主旨。
次章至第四章，述祸乱之本，乃是缘于征役不息，民无安居之所。“四牡骙骙，旟旐有翩”，谓下民已苦于征役，故见王室之车马旌旗，而痛心疾首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意思是说：乱子不平息国家就要灭亡，现 在民间黑发的丁壮已少，好比受了火灾很多人都成为灰烬了。国以民为本，民瘼深重，而国危矣。诗人对此情况，更大声疾呼云：“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感叹国运危蹙，必无长久之理，必致蹈危亡之祸。三章感叹民穷财尽，而天不助我，人民无处可以安身，不知往何处为好，因而引起君子的深思。君子本无欲无求，扪心自问没有争权夺利之心，但念及国家前途，不免发出谁实为此祸根，至今仍为民之病害的浩叹。四章感慨“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我生不辰”，谓生不逢时。诗人之言如此，可见内心殷忧之深。他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痛感人民想安居，而从西到东，没有能安居的处所。人民怀念故土故居，而故土故居都因征役不息不能免于祸乱。人民既受多种灾难的侵袭，更担心外患侵凌，御侮极为迫切。天怒民怨，而国王不恤民瘼，不思改变国家的政治，因此诗人忧心如捣，为盼国王一悟而不可得深怀忧愤。仅此四章，已可见暴政害民，深重到何等程度。
五章至八章，是诗人申述为国之道，再进忠言。五章首二句“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是说谋虑周到，做事慎重，祸乱的情况就可以削减。继言“告尔忧恤，诲尔序爵”；是以老臣的口气，诫教国王：必须忧恤国事，慎于授官拜爵，选用贤能。解救国家之急难，有如解救炎热。解救炎热，要用凉水，好比解救国家危难，必须任用贤良。诗人用“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等语，谆谆告诫，陈述利害，可谓语重心长，譬喻也很确当。六章七章，从爱护人民的观点出发，表明百姓都很善良，他们勤于稼穑，以耕种养活“力民代食”的人（“力民代食”指官府役使人民劳动，取其收获养活自己）。因此官府要体恤民情，爱护人民，是为政的首要大事。六章“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是说国王为政，不得人心，人民就如向着逆风，感到窒息丧气。人民虽有进取之心，但征役过重，剥夺过多，他们必然会产生难于效力之感。七章叙天降灾害，祸乱频仍，执政者只知聚敛，没有顾念人民认真救灾。由于为政昏乱，所以人民倍感痛苦。在诗中，诗人用人民的口气，警示国王，一则曰：人怨则天怒，天降丧乱，将灭我所立之王；再则曰：降此蟊贼之虫，庄稼都受到虫害而失收，天灾正是天之惩戒。下曰“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则是感念人民受灾痛苦，连缀的土地，都受灾荒芜，而执政者昏乱，没有领导人民合力救灾，因而也不能感念上天减轻灾难。
诗的第八章再从用人的角度出发，言人君有顺理有不顺理，用人有当有不当。贤明的国君明于治道，顺情达理能认真考虑选用他的辅相。不顺理的君王，则与之相反自以为是，把小人当作善良，因此使得人民迷惑而致发狂。
以上八章是诗的前半，也是诗的主体，总说国家产生祸乱的原因，是由于厉王好货暴政，不恤民瘼，不能用贤，不知纳谏，以致民怨沸腾，而诗人有“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之悲慨。
后八章责同僚之执政者，不以善道规范自己，缺乏远见，只知逢迎君王，加速了国家的危亡，更引起人民的怨恨。诗人感慨小人当权，也是厉王的过失，因而作成此诗，希望引起鉴戒。
第九章以“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两句起兴。鹿之为物，性喜群居，相亲相善。今同僚朋友，反而相谮，不能以善道相助，是不如中林之鹿。故诗人感慨“上无明君，下有恶俗”（朱熹《诗集传》）而有“进退维谷”之叹。
第十章、十一章，用对比手法，指责执政者缺乏远见，他们阿谀取容，自鸣得意，他们存有畏忌之心，能进言而不进言，反覆瞻顾，于是贤者避退，不肖者进，于是人民惨遭荼毒而造成变乱。诗人指出执政者倘为圣明之人，必能高瞻远瞩，明见百里，倘若执政者是愚人，他们目光短浅，倒行逆施，做了坏事，反而狂妄欣喜。这是祸乱之由。诗人又说：“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表明贤者不求名不争位，忍心之不肖者，则与之相反，多方钻营，唯名利是图；国事如斯而国王不察，亲小人，远贤人，于是百姓难忍荼毒，祸乱生矣。
第十二章、十三章以“大风有隧”起兴，先言大风之行，必有其隧；君子与小人之行也是各有其道。大风行于空谷之中，君子所行的是善道，小人不顺于理，则行于污垢之中。次言大风之行，既有其隧；贪人之行，亦必败其类。征之事实，无有或爽。盖厉王此时，用贪人荣夷公为政，荣公好专利，厉王悦之。芮良夫谏不听，反遭忌恨。故诗中有“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之语。可知厉王对于阿谀奉承他的话语，就听得进，进行对答，而听到忠谏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进献忠言的人为狂悖，国家不能不危亡。
第十四章慨叹同僚朋友，专利敛财，虐民为政，不思翻然悔改，反而对尽忠的诗人进行威吓，所以诗人再作告诫。诗人说：“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意思是说：可叹你们这些同僚，我难道不知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好比那些飞鸟，有时候也会被人捕获，国家动乱危亡，你们也不会有好的下场。诗人如此警诫，可渭声情俱历。可惜此辈小人，无动于衷，所以诗人在此章的结尾，以“既之阴女，反予来赫”作结，再次警告这些人说：我已熟悉你们的底细，你们对我也无所施其威吓了。
在第十五章中，诗人继第九至十四章指责执政臣僚诸种劣迹之后，更缕陈人民之所以激成暴乱的原因，实为执政者之咎，执政者贪利敛财，推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民无安居之所，痛苦无处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诗云：“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准则，是因为官府执政者推行苛政违背道理。“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于官府执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仅如此，诗中还指出，执政者做对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胜（意谓极其残酷）。谴责极为严正。诗人忧国之热忱，同情人民之深切，于此可见。《诗集传》所称此人此辈，即指助厉王为虐之荣夷公等，小人当权，加速国家之危亡，诚足引为鉴诫。
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于执政者以盗寇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掠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为盗为寇。上为盗寇之行，民心不能安定。诗人又以“凉曰不可，覆背善詈”两句，表示：我虽忠告你们，却又不被你们接受，反而在背后诅咒我。最后归结到作诗的缘由：“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意谓：尽管你们诽谤我，我还是为你们作了这首歌，以促成你们的省悟。
此诗既叹百姓之困穷，又伤国事之昏乱；既探祸乱之根，又言救乱之道；既叹生不逢时，又伤救世无力；既指斥国君之昏庸，又斥群僚不敢进言；既斥责小人乱国之行，又指斥王之不能用贤。诗中显示出一种沉郁和忧伤的情调。
从诗的语言来看，全诗语言朴直而多变化，直陈己意，不事雕饰而寄意深长。其中许多用语，至今还被引用，还具有活力。如“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此呼天之词也。“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此忧时之词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愤世之词也。“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此善譬之词也。“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此言处世之词也。古代语词，虽至西周，尚未发展到完美的程度，所以诗中多用通假字来满足表意的需要，有些词语，甚至解说纷纭，难有确意，但根据诗的主旨，仔细思考，还是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合情合理的解说的，因为文字本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操纵文字能力。
从表现手法来看，这首长诗，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
这首小令，毛晋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后村别调》中题为《感旧》，它是对词人年轻时代一段生活的感怀。
公元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刘克庄出参江淮制置使李珏幕府。他到淮东后，见维扬（今扬州）兵不满数千，因而提出“抽减极边戍兵，使屯次边，以壮根本”，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第二年春天，金兵果然乘虚而入，犯安濠，攻滁州，南宋朝野震动。刘克庄“在幕最久，得谤尤甚”。滁州围解之后，他就退出了幕府。小令所写的就是这一段生活。
上片通过记梦引出对当年军幕生活的怀念。“酲”，意为病酒，即酒醒后神志不清有如患病的感觉。“毬”即球，又称鞠丸，是古代习武用具，以皮为之，中实以毛，或步或骑，足踏或杖击而争之。词人春酒微醉之后，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他又在与战士们快马飞驰，争毬为戏；他仿佛又回到了军营，听到了明月下悠扬的笛声和晓寒中嘹亮的号角声。
从“豪如昨”的自述里，大家不难想见词人当年在军中的豪迈英姿。正如他在《满江红》词中所写：“金甲雕戈，记当日辕门初立。磨盾鼻一挥千纸，龙蛇犹湿。铁马晓嘶营壁冷，楼船夜渡风涛急。”这里写的也是当年的军幕生活，从中可以看出词人的文才武略，和他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豪情。正因为这样，他对那一段生活才如此怀念，以至心有所感，形诸于梦。
下片因梦而感旧，表现了无限的感慨。古来成败是难于用言辞描述的，当年词人如果继续留在军中，很难说他就没有建立功勋的希望。然而他当时却一气之下退出了幕府。而今时光流逝，壮志难酬，不免生出“当时错”的悔恨之情。
“铁衣犹在，不堪重著。”这种感慨是真切实在的。在上引《满江红》词中，词人也说：“生怕客谈榆塞事，且教儿诵《花间集》。叹臣之壮也不如人，今何及。”字里行间，流露出功业无成的伤感。
刘克庄一生胸怀大志，盼望着恢复国家统一。他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这一宏愿：“两河萧瑟憔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然而词人自己却一生坎坷：“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沁园春·梦孚若》）。南宋王朝也一天天腐朽下去，光复的希望日益渺茫，他只能“凄凉感旧，慷慨生哀”，这是他“却悔当时错”的原因，也正是这篇小令的主旨所在。
刘克庄词，在艺术上豪放雄健，时有直露之病。前人说它壮语足以立懦，雄力足以排奡，又说它“直致近俗，学稼轩而不及者”（张炎《词源》）。这首小令感情豪迈，在表现手法上也不求曲折，而以平直见长，很能体现出他的词作的主要特色。但伤于直露，语无余意，下片又全以议论出之，削弱了词的形象性，这又是它的不足之处。
《记棚民事》是一篇杂记体论说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棚民开垦荒山的“利”与“害”，抒发了作者对“利害之不能两全”所产生的感叹，并希望熟悉民事的人来研究解决这个矛盾。全文语言质朴简洁，叙述准确扼要。
文章的写作特点主要有山下两点：
一是作为杂记体论说文，其中必然有叙事，有说理，而且要做到叙事为说理服务，山说理为文章的中心。此文作者正是通过记棚民开荒山这件事来说明世上之事利害不能两全的道理。作者先从为董文恪“作行状”览其奏议说起，引出当时棚民开荒山利与害的争执。显然，作者认为董文恪的棚民开荒山有利的说法理由充足。因为其利在于开荒山一可“种旱谷山佐稻粱”，二可“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三可免“启事端”。因此，作者“览其说而是之”。接着，作者又叙述了自己亲临宣城所作的调查，从而又引出了开荒山利与害的议论。众乡人都说荒山不开之时水土得山保持，高田可灌溉，低田不浸淹。开荒山之后棚民得利了而山下农田受害了。对这种利害说，作者也觉得有道理，因此“亦闻其说而是之”。最后，作者发出了“利害之不能两全”的慨叹。全文很好地处理了叙事与说理的关系，山叙事引出说理，又突出说理，既做到了叙述简明，说理透彻，又做到了论点集中。
二是在论说中，作者紧紧围绕棚民事而论说利与害。先突出说其利，是站在棚民角度；后突出说其害，是站在棚民山外的角度。虽然在论说中作者似乎没有插一言、议一句，仅仅是“览其说而是之”和“亦闻其说而是之”而已，但作者通过前后对比的叙述，已使棚民事利与害两种观点达到了强烈碰撞的目的，从而置棚民事于利与害不能两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种境地中，作者才推而广之，得出历来利与害不能两全的结论。将世上事利与害不能两全的观点披露出来，并使之能够成立，也正是作者此文要达到的论说目的。此外，文章还妙在自始至终没有下一个棚民开荒山究竟是利还是害的结论。不下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的结论，这正是作者的结论，也正是作者要发人深思，山期他人探究的目的。所山作者在文章的最后山“故作之俟夫习民事者”作为结束语。
利与害是一对矛盾，二者相互依存，无利谈不上害，无害也谈不上利，绝对的非利即害或者非害即利是没有的，作者的利害不能两全的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过利害不能两全，并不等于利与害绝对平衡、均等，总还有一个利大于害还是害大干利的问题，可惜作者对此没有探究。当然，这是读者不可苛求古人的。
此外，作者通过分析和评论棚民事，比较明确地流露出了对穷苦垦荒棚民的同情倾向。通过实地调查棚民垦荒在“诸乡人”中的反应，也可看出作者对庶民的接近和关心，山及探求“民事”的精神。虽然作者记棚民事的俟习民事者予山关注，并期山解答利害不能两全这一难题，但是从文章反映出，作者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习民事者。文章反映出作者的这种思想和品格，也是值得肯定的。
这个故事，用很生动的比喻，辛辣地讽刺了叶公式的人物，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只唱高调、不务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要丢弃“理论脱离实际”的坏思想、坏作风，树立实事求以的好思想、好作风。同时也讽刺了名不副实、表里不一的人。但历史上的叶公却不以这样的人。
叶公最著名的功劳以他不以怨报德，果断率兵平定了白公胜的叛乱，从而稳定了楚国政权。之后，为了楚国的长治久安，把职位让给别人，这一让贤之举，被专家们评为不迷权贵、深明大义。
叶公沈诸梁，字子高，被楚昭王封为叶邑尹而始姓叶。叶公生于楚国王室之家，其曾祖父以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秦国出兵击退吴军后，楚昭王把沈诸梁封到楚国北疆重镇“方城之外”的叶邑为尹。沈诸梁受到了楚国朝野及四境诸侯的敬重，时年24岁。
经考古发掘证实，他主持叶政期间，采取养兵息民、发展农业、增强国力的策略，组织民众修筑了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利工程，使当地数十万亩农田得以灌溉，这比著名的蜀守李冰修的都江堰早200多年，比郑国渠早300多年。至今，叶公修筑的东陂、西陂遗址保存尚好，以叶公治水的历史见证。
史学专家安国楼博士称，叶公确实有画龙的爱好，但龙以神化了的动物，不可能下降叶宅，“叶公好龙”折射出叶公所在地和所处时代龙文化的丰厚内涵。专家们还指出，汉代刘向描写的这一寓言故事，反映出汉代儒家思想走向独尊的地位后，对楚道之风等其他学派的贬斥。
根据《周礼》规制，叶公去世后，即被立祠享祭。叶公的后裔为纪念祖上之德与祖居之地，部分改沈为叶，以为叶姓之源。因此，叶公沈诸梁又以世界叶姓华人公认的始祖。每年清明前后，澧河之滨的叶公墓前，来自海内外的叶姓子孙纷纷回乡祭祖，已成为中原文化旅游的一大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