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朱楼”一首,写当地民俗风情。杨柳本是夹河而生,诗人用“桥东”“桥西”加以重复指示,把人的视线牵移到此,在人的刻意关注中,杨柳也似乎更加繁盛,春的气息便愈加浓郁可感。
把桥上的行人用“人来人去”来表现,以见其熙熙攘攘,人流涌动,充满了动感,紧接着缀以“唱歌声”三字,歌声与往来行人牵引杂合,忙碌而繁闹的市井气息扑面而来。土俗民风的独特性因这些词语的重复而得到了更突出的显示。
与《颂》诗中的大多数篇章不同,《那》主要表现的是祭祀祖先时的音乐舞蹈活动,以乐舞的盛大来表示对先祖的尊崇,以此求取祖先之神的庇护佑助。郑觐文《中国音乐史》云:“《那》祀成汤,按此为祭祀用乐之始。”先秦诗史,基本上是音乐文学史,而今天从音乐文学史的研究角度看,可以说《那》具有比其他《诗经》作品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此诗不但本身就是配合乐舞的歌辞,而且其文字内容恰恰又是描写这些乐舞情景的。诗中所叙述的作为祭祀仪式的乐舞,按照先奏鼓乐,再奏管乐,再击磬节乐,再钟鼓齐鸣,高唱颂歌跳起万舞这样的顺序进行;最后,主祭者献祭而礼成。按《礼记·郊特牲》云:“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诰告于天地之间也。”此诗的描写,与《礼记》的记载是相吻合的。
诗首句便用两嗟叹之词,下文又有相当多的描绘乐声的叠字词“简简”、“渊渊”、“嘒嘒”、“穆穆”,加上作用类似叠字词的其他几个形容词“有斁”、“有奕”、“有恪”,使其在语言音节上也很有乐感,这当是此篇成功的关键。虽然它不像后世的诗歌在起承转合的内部结构上那么讲究安排照应,但是其一气浑成的体势,仍使它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孙鑛说:“商尚质,然构文却工甚,如此篇何等工妙!其工处正如大辂。”(陈子展《诗经直解》引)他所谓的“工妙”,读者应当从诗的整体上去理解,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其艺术性;所谓“大辂”,应是一辆完整的车子,而不是零碎的一辕一轴。
六经皆史,从以诗证史的视角说,此诗是研究音乐舞蹈史的好资料。诗中出现的乐器有四种:衎鼓、管、磬、镛,分属中国古代乐器八音分类法的革、竹、石、金四大类,出现的舞蹈有一种:万舞。《诗经》各篇对鼓声的摹仿是极其生动的,可以使读者从中初步领略原始音乐的力度、节奏和音色。如《小雅·伐木》的“坎坎鼓我”,《小雅·鼓钟》的“鼓钟将将”、“鼓钟喈喈”,《大雅·灵台》的“鼍鼓逢逢”,《周颂·执竞》的“钟鼓喤喤”,《周颂·有駜》的“鼓咽咽”,此篇的“奏鼓简简”、“衎鼓渊渊”,这些摹声的双音叠字词,前一字发重音,后一字读轻声,通过强——弱次序体现了鼓声的力度,又通过乐音时值的组织体现了长短的节奏。从传世实物和考古发掘看,鼓有铜面和兽皮面两大种类,“逢逢”、“简简”、“渊渊”应是对兽皮鼓声的摹仿,“将将”、“喈喈”、“喤喤”则应是对金属鼓声或钟鼓合声的摹仿,它们形象地再现了或深沉或明亮的不同音色。从这一点上说,《诗经》中描绘乐声的叠字词是唐代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类描写的滥觞。《那》一诗中所用之鼓为衎鼓,据文献记载,衎鼓有两种类型,一种大型的竖立设置,名为楹或立鼓;一种小型的类似今日之拨浪鼓,较晚起。《那》中之衎鼓当为立鼓,按《释名·释乐器》云:“衎,导也,所以导乐作也。”可知其作用是在祭祀歌舞开始时兴乐起舞。而祭祀时跳的万舞,又见于《邶风·简兮》、《鲁颂·閟宫》。从《简兮)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万舞包括武舞(男舞)和文舞(女舞)两部分,男舞者孔武有力,手执驭马的绳索,女舞者容光焕发,手执排箫和雉鸟羽翎。笔者以为万舞是一种具有生殖崇拜内涵的舞蹈。按“万(万)”与“虿”字相通,《说文解字》释“虿”为毒虫,又称“蚳”,是一种有毒的蛙,则“万舞”一名当关联于蛙的崇拜。而据现代学者研究,蛙在上古信仰中是孕育和繁殖力的象征。此诗所描写的万舞是在鼓声中进行的,中国西南地区出土的古代铜鼓上铸的正是青蛙的形象,这些塑像常呈雌雄交媾状或母蛙负子状以表现生殖崇拜内涵,并且《简兮》所描述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的万舞形象也常见于铜鼓腰部的界格上,这些都是万舞的原始信仰意义的明证。
这首诗读起来,总有种酸溜溜的感觉。孔绍安和夏侯端都曾是隋朝的御史,后来李渊反隋称帝,夏侯端首先归顺了李渊,授秘书监,三品官,而孔绍安归唐晚了一些,只被授于内史舍人,五品官,远不及夏侯端。
晋代·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孔绍安作此诗时,夏侯端恰巧也在场,所以诗人以石榴自喻,发出了“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这样的感慨。“逐汉臣”,却“不及春”,人才得不到重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诗人对唐高祖李渊的不满。同时诗中又表现了诗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只是“来时晚”而已。
“只为来时晚,花开不及春”此句历来被人称颂,成为了感叹怀才不遇或大材小用的名句。
这首诗首句点明作者与朋友喝酒的地点与环境;次句以反复手法渲染开怀畅饮的场面;三句运用陶渊明的典故,写自己喝醉请对方自便;末句婉订后约,相邀改日再饮。此诗表现了一种随心所欲、恣情纵饮、不拘礼节的人生态度,展现出一个具有高度个性化、超凡脱俗的艺术形象。全诗在语言上词气飞扬,体现出歌行的风格。
李白饮酒诗特多兴会淋漓之作。此诗开篇就写当筵情景。“山中”,对李白来说,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盛开的“山花”更增添了环境的幽美,而且眼前不是“独酌无相亲”,而是“两人对酌”,对酌者又是意气相投的“幽人”(隐居的高士)。此情此境,事事称心如意,于是乎“一杯一杯复一杯”地开怀畅饮了。次句接连重复三次“一杯”,采用词语的重复,不但极写饮酒之多,而且极写快意之至。读者仿佛看到那痛饮狂歌的情景,听到“将进酒,杯莫停”(《将进酒》)那样兴高采烈的劝酒的声音。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由于贪杯,诗人李白的朋友喝得大醉,就告诉李白“我已经喝醉,想要睡了,你回去吧!明天你若还觉得有意的话,就请顺便抱只琴来!”“我醉欲眠卿且去”的典故出自晋代伟大诗人陶渊明。《宋书》记载,陶渊明不懂音乐,但是家里收藏了一把没有琴弦的古琴,每当喝酒的时候就抚摸古琴,醉了就和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我醉欲眠卿且去,几乎用陶潜的原话,表现出一种天真超脱的风度。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独特的所在。盛唐时期,绝句已经格律化。而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却不迁就声音格律,语言上又有飞扬的气魄,有古代歌行的风格。
诗的艺术表现也有独特之处。盛唐绝句已经律化,且多含蓄不露、回环婉曲之作,与古诗歌行全然不同。而此诗却不就声律,又词气飞扬,一开始就有一往无前不可羁勒之势,纯是歌行作风。惟其如此,才将那种极快意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这与通常的绝句不同,但它又不违乎绝句艺术的法则,即虽豪放却非一味发露,仍有波澜,有曲折,或者说直中有曲意。诗前二句极写痛饮之际,三句忽然一转说到醉。从两人对酌到请卿自便,是诗情的一顿宕;在遣“卿且去”之际,末句又婉订后约,相邀改日再饮,又是一顿宕。如此便造成擒纵之致,所以能于写真率的举止谈吐中,将一种深情曲曲表达出来,自然有味。此诗直在全写眼前景口头语,曲在内含的情意和心思,既有信口而出、率然天真的妙处,又不一泻无余,故能令人玩味,令人神远。
此诗的语言特点,在口语化的同时不失其为经过提炼的文学语言,隽永有味。如“我醉欲眠卿且去”二句明白如话,却是化用一个故实。《宋书·隐逸传》:“(陶)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此诗第三句几乎用陶潜的原话,正表现出一种真率脱略的风度。而四句的“抱琴来”,也不是着意于声乐的享受,而重在“抚弄以寄其意”、以尽其兴,这从其出典可以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