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这首诗内容与《邶风·新台》相承接，主要意思是讽刺宣姜（齐女）不守妇道，和庶子通奸，其事丑不可言。诗以墙上长满蒺藜起兴，给人的感觉，卫公子顽与其父妻宣姜的私通，就像蒺藜一样痛刺着卫国的国体以及卫国人民的颜面与心灵。
全诗一唱三叹，在反复重复的数落中，一层层加深着对这一宫廷丑事的批判。在结构上，叠咏而意义递进，无论在内容、思想感情上都是一层深过一层，有效地增强着诗歌的讽刺力量。诗中之“不可埽”、“不可襄”、“不可束”，表面上写墙茨之延伸愈来愈长，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实际上是比兴卫公子顽与其父妻私通已经到了无耻糜烂、昭然无忌的程度。诗中之“所可道也”、“所可详也”、“所可读也”，表明人们对这种宫廷丑事的议论，在一步一步的升级，几乎已经尽人皆知了。诗中之“言之丑也”、“言之长也”、“言之辱也”，写人们对于这种宫廷丑闻的感情态度，由丢脸、气愤到感到耻辱，真有一人之祸，祸及国体的感觉。
此诗三章重叠，头两句起兴含有比意，以巴紧宫墙的蒺藜清扫不掉，暗示宫闱中淫乱的丑事是掩盖不住、抹煞不了的。接着诗人便故弄玄虚，大卖关子，宣称宫中的秘闻“不可道”。至于为何不可道，诗人绝对保密，却又微露口风，以便吊读者口味。丑、长、辱三字妙在藏头露尾，欲言还止，的确起到了欲盖而弥彰的特殊效果。本来，当时卫国宫闱丑闻是妇孺皆知的，用不着明说，诗人特意点到为止，以不言为言，调侃中露讥刺，幽默中见辛辣，比直露叙说更有情趣。全诗皆为俗言俚语，六十九个字中居然有十二个“也”字，相当今语“呀”，读来节奏绵延舒缓，意味俏皮而不油滑，与诗的内容相统一。三章诗排列整齐，韵脚都在“也”字前一个字，且每章四、五句韵脚同字，这种押韵形式在《诗经》中少见。
古代帝王狩猎场面极其宏伟，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都极尽铺叙描摹之能事，对此作了生动反映。从扬雄《长杨赋》中“今年猎长杨，……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嵎”也可窥见其规模之一斑。而《秦风·驷驖》之妙却全在以简驭繁，以少胜多，仅三章十二句四十八字即已写尽狩猎全过程，却同样使人觉得威武雄壮，韵味无穷。
首章写将猎。取景从四匹高头大马切入，严整肃穆，蓄势待发，充满凝重的力度感。四马端端正正站着，只待一声令下，便拔蹄飞驰。镜头接着由马转移至控制着六根马缰绳的人。“六辔在手”，显得那样胸有成竹，从容不迫，充满自信。这是赶车人，也即下句所谓的“媚子”之一，即秦襄公的宠臣。他还不是主角，只是“从公于狩”的一个陪衬。真正发号施令的是秦襄公。他带领一大批“媚子”，大规模出猎。此章虽只撷取一辆狩猎车的情景，而声势浩大又纪律严明的场面已可联想得之。驭马与驭天下，其理一贯，如后世白居易《授韦贯之工部尚书制》所云：“善御者，齐六辔；善理者，正六官。”所以此章通过层层反衬，暗写秦襄公治军治国有方。
次章写正猎。管山林苑囿的狩猎官，接到开猎的命令后，急忙打开牢圈樊笼，将一群群养得肥肥的专供王家狩猎作靶子用的时令兽驱出，于是乎轰轰烈烈的围猎场面就自然映现在读者脑海。这虽然只是个铺垫，但角度很巧妙，令人从被猎对象想像狩猎盛况，避实就虚，别具一格。至于为什么单单驱出“牡”兽，那是因为当时祭祀用的牺牲以牡为贵，不用牝兽。在纷纭的围场中，诗作的镜头紧紧跟随着秦襄公，只见他吆喝一声：“射左边的那一只！”果然那肥兽应弦而倒。这足见秦襄公武艺不俗。当然，他狩猎的对象只是驯养的野兽，这与《郑风·大叔于田》中“襢裼暴虎”（赤膊空拳打老虎）的公子相比，不免有点虚浮和滑稽。但以王侯之尊，让他真正到深山老林与虎豹猛兽直接较量，那是不现实的。因此，此诗的描写非常切合主人公的身份地位。诗只举秦襄公一隅，可谓抓住了牛鼻子，其余留下一片空白，让读者去自行想像补充。对于秦襄公，也只是摄取了一个刹那间的特写镜头，而略去其他枝节，叙事中有描写，笔法老练简洁。
末章写猎后。猎后情景可写的很多，如猎物的丰盛，猎者的欣悦等，但都未免落入寻常窠臼。此诗的猎后视角独特，大有王者风范。诗写猎后即游于“北园”，按常理推测那北园与猎场应该是相通连同在一区的，并非要绕道另去一处游息。故首句既是场景的转换，突出了王家苑囿之广大，也是氛围的转折，由张而弛。一个“游”字意脉直贯篇末。前“狩”后“游”，互为补充，整个过程相当完整。次句又着眼于“驷驖”，与首章相呼应，而神态则迥异，此处的驷驖不再是筋脉怒张，高度紧张，而是马蹄得得，轻松悠闲。一个“闲”字语意双关，马是如此，人也如此。后两句又对“闲”字着意渲染。輶车是一种轻便车。《周礼·校人》：“田猎则帅驱逆之车。”驱逆之车即是輶车，其作用在于围驱猎物，供猎者缩小包围。猎后的輶车已不用急驶飞赶，因而马嚼上铃儿叮当，声韵悠扬，从听觉上给人悠闲愉悦之感。最妙的是末句的特写，那些猎时奋勇追捕猎物的各种猎狗都乘在輶车上休其足力。这一宠物受宠的镜头很有情趣，也很耐人寻绎，将先前的紧张与现时的休闲形成鲜明对照，使末章的“闲”趣表现得淋漓尽致。
全诗叙事取景高度浓缩，突出典型场景和人物，抓住富于表现力的瞬间和细节，因而虽只窥豹一斑，却能使人想见全豹，其艺术概括力很值得借鉴。《诗经》中写狩猎的名篇有二，即《郑风·大叔于田》与此篇，前者反复铺张，以繁见长，后者精要简约，以简著称，而这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学的两大传统手法。
此诗的主旨，历来有两种相反意见。《毛诗序》云：“《鳲鸠》，刺不一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一也。”朱熹《诗集传》则云：“诗人美君子之用心平均专一。”方玉润《诗经原始》对于上二说基本同意朱熹说，而亦不废《诗序》说之一端，取调和态势。方氏云：“诗中纯美无刺意”，“诗词宽博纯厚，有至德感人气象。外虽表其仪容，内实美其心德”，“回环讽咏，非开国贤君未足当此。”又云：“后人因曹君失德而追怀其先公之德之纯以刺之。”第四章眉评亦云：“全诗皆美，唯末句含讽刺意。”忽而“美”，忽而“刺”，自相矛盾，很难自圆其说。此诗从字面传达的信息来看，确实是颂扬“淑人君子”而无刺意。但文学作品由于欣赏理解角度不同，若说此诗反面文章正面做，那当然也可备一说。
诗四章，都以鳲鸠及其子起兴，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鳲鸠即布谷鸟，该鸟仁慈，“布谷处处催春耕”，裨益人间。又喂养众多小鸟，无偏无私，平均如一。《诗集传》谓：“（布谷鸟）饲子朝从上下，暮从下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鳲鸠氏，司空也。”杜预注：“鳲鸠平均，故为司空，平水土。”二是“鳲鸠在桑”，始终如一，操守不变，正以兴下文“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不忒”的美德，与那些小鸟忽而在梅树，忽而在酸枣树，忽而在各种树上的游移不定形成鲜明对照。小鸟尚未成熟，故行动尚无一定之规。因此，各章的起兴既切题旨又含义深长。
各章起兴之后，即转入对“淑人君子”的颂扬。首章就仪表而言，“如一”谓始终如一地威仪棣棣，包括庄重、整饬等，而不是指老是同一单调服饰。关于这一点，《诗集传》引“陈氏曰”解说得很好：“君子动容貌斯远暴慢，正颜色斯近信，出辞气斯远鄙倍。其见于威仪动作之间者，有常度矣。”仪表从表面看仅是人的外包装，其实质则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露，由表及里，首章也赞美了“淑人君子”充实坚贞稳如磐石的内心世界。次章举“仪”之一端，丝带、缀满五彩珠玉的皮帽，将“仪”之美具体化、形象化，让人举一反三，想像出“淑人君子”的华贵风采。
如果说一、二章是颂“仪”之体，则三、四章是颂“仪”之用，即内修外美的“淑人君子”对于安邦治国佑民睦邻的重要作用。三章的“其仪不忒”句起到承上启下的转折作用，文情可谓细密。四章的末句“胡不万年”，则将整篇的颂扬推至巅峰，意谓：这样贤明的君王，怎不祝他万寿无疆？对于一个暴君昏主，人们是不会如此祝釐的。因此《诗集传》谓此句为“愿其寿考之词也”，其实不错，反观方玉润谓此句“含讽刺意”，似乎有点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