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诗描绘了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田里劳作的景象,概括地表现了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最后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表达了诗人对农民真挚的同情之心。
一开头就描绘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依然在田里劳作,那一滴滴的汗珠,洒在灼热的土地上。这就补叙出由“一粒粟”到“万颗子”,到“四海无闲田”,乃是千千万万个农民用血汗浇灌起来的;这也为下面“粒粒皆辛苦”撷取了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可谓一以当十。它概括地表现了农民不避严寒酷暑、雨雪风霜,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无病的呻吟;它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但又不仅以它的说服力取胜,而且还由于在这一深沉的慨叹之中,凝聚了诗人无限的愤懑和真挚的同情。
诗人在阐明上述的内容时,不是空洞抽象地叙说和议论,而是采用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对比来揭露问题和说明道理,这就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
作者在前两句并没有说农民种田怎样辛苦,庄稼的长成如何不易,只是把农民在烈日之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节作了一番形象的渲染,就使人把这种辛苦和不易品味得更加具体、深刻且真实。所以诗人最后用反问语气道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就很有说服力。尤其是把粒粒粮食比作滴滴汗水,真是体微察细,形象而贴切。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盛夏中午,烈日炎炎,农民还在劳作,汗珠滴入泥土。
有谁想到,我们碗中的米饭,一粒一粒都是农民辛苦劳动得来的呀?
注释
禾:谷类植物的统称。
餐:一作“飧”。熟食的通称。
首诗描绘了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田里劳作的景象,概括地表现了农民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最后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样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表达了诗人对农民真挚的同情之心。
一开头就描绘在烈日当空的正午,农民依然在田里劳作,那一滴滴的汗珠,洒在灼热的土地上。这就补叙出由“一粒粟”到“万颗子”,到“四海无闲田”,乃是千千万万个农民用血汗浇灌起来的;这也为下面“粒粒皆辛苦”撷取了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可谓一以当十。它概括地表现了农民不避严寒酷暑、雨雪风霜,终年辛勤劳动的生活。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是空洞的说教,不是无病的呻吟;它近似蕴意深远的格言,但又不仅以它的说服力取胜,而且还由于在这一深沉的慨叹之中,凝聚了诗人无限的愤懑和真挚的同情。
诗人在阐明上述的内容时,不是空洞抽象地叙说和议论,而是采用鲜明的形象和深刻的对比来揭露问题和说明道理,这就使人很容易接受和理解。
作者在前两句并没有说农民种田怎样辛苦,庄稼的长成如何不易,只是把农民在烈日之下锄禾而汗流不止的情节作了一番形象的渲染,就使人把这种辛苦和不易品味得更加具体、深刻且真实。所以诗人最后用反问语气道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就很有说服力。尤其是把粒粒粮食比作滴滴汗水,真是体微察细,形象而贴切。
处在苦闷的时代,而又悟到了“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的生命哲理,其苦闷就尤其深切。苦闷而无法摆脱,便往往转向它的对立一极——荡情行乐。此诗所抒写的,就正是这种由苦闷所触发的滔荡之思。
诗人大约是独自一人,徘徊在洛阳的东城门外。高高的城墙,从眼前“逶迤”(绵长貌)而去,在鳞次栉比的楼宇、房舍外绕过一圈,又回到原处、自相连接——这景象正如周而复始的苦闷生活一样,单调而又乏味。四野茫茫,转眼又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的秋风,在大地上激荡而起,使往昔葱绿的草野,霎时变得凄凄苍苍。这开篇四句,不仅描述着诗人目击的景象,其中还隐隐透露着诗人内心的痛苦骚动。生活竟如此重复、单调变化的只有匆匆逝去的无情时光。想到人的生命,就如这风中的绿草一般,繁茂的春夏一过,便又步入凄凄的衰秋,诗人能不惊心而呼:“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眼前的凄凄秋景,正这样引发出诗人对时光速逝的震竦之感。在怅然扔失意的心境中,就是听那天地间的鸟啭虫鸣,似乎也多一重苦闷难伸的韵调:“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晨风”即“?鸟”,“局促”有紧迫、窘困之意。鸟在风中苦涩地啼叫,蟋蟀也因寒秋降临、生命窘急而伤心哀鸣。不但是人生,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受到了时光流驶的迟暮之悲。这一切似乎都从相反方面,加强着诗人对人生的一种思索和意念:与其处处自我约束,等到迟暮之际再悲鸣哀叹,应当早些涤除烦忧、放开情怀,去寻求生活的乐趣——这就是突发于诗中的浩然问叹:“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以上为全诗之第一节。读者可以看到,在此节中盘旋往复的,其实只有一个意念,即“荡涤放情”之思。这种思绪,原本来自于诗人自身生活中的苦闷,与所见景象并无关涉。但诗人却将它移之于外物,从衰飒悲凉的秋景中写来。便令人感到,从“高且长”的东城,到凄凄变衰的秋草,以至于?鸟、蟋蟀,似乎都成了苦闷人生的某种象征,似乎都在用同一个声调哀叹:“何为自结束”、“何为自结束”!这就是审美心理上的“移情”效果。这种贯注于外物、又为外物所烘托而强化的情感抒写,较之于直抒其怀,无疑具有更蓬勃的葱茏的感染力。自“燕赵多佳人”以下,即上承“荡情”之意,抒写诗人的行乐之境。--当“何为自结束”的疑虑一经解除,诗人那久抑心底的声色之欲便勃然而兴。此刻,身在“东城”外的诗人,竟做了一个极美妙的“燕赵佳人”梦:他恍惚间在众多粉黛丛中,得遇了一位“颜如玉”的佳人;而且奇特的是,一转眼,这佳从便“罗裳”飘拂、仪态雍容地端坐在诗人家中,分明正铮铮地习练着靖商之曲。大约是因为琴瑟之柱调得太紧促,那琴间竟似骤雨急风,听来分外悲惋动人——读者自然明白,这情景虽然描述得煞在介事,实际上不过是诗人那“荡情”之思所幻化的虚境而已。所以画面飘忽、转换也快,呈现出一种梦寐般的恍惚感。
最妙的是接着两句:“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且前且退貌)”。“中带”,一本作“巾带”。关于这两句写的指何人,照张庚的说法:“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动其人之亲爱于我,必先自正其容仪……以希感到佳人也”(《古诗十九首解》)。那么,“驰情”而“整中带”者,就是诗人了。那当然也有道理(只与整句不太连贯)。不过,苦将其视为佳人的神态表现,恐怕还更有韵致些。因为佳人之“当户”理琴,本来并非孤身一人。此刻在她对面,正目光灼灼注视着她,并为她的容颜、琴音所打动,而为之目凝神移的,还有一位梦想着“荡涤放情志”的诗人。正如吴淇所说:“曰‘美者’,分明有个人选他(按,即“她”);曰‘知柱促’,分明有个人促他”分明有个人在听他;“曰‘整中带’,分明有个人看他;曰‘踯躅’,分明有个人在促他”(《选诗定论》)。“驰情整巾带”两句,正是写佳人在这“选”、“听”、“看”、“促”之下的反应——多情的佳人面对着诗人的忘形之态,也不觉心旌摇荡了。但她不免又有些羞涩,有些踌躇,故又是“沉吟”、又是“踯躅”(已舍琴而起),表现出一种“理欲交战情形”;但内心则“早已倾心于君矣”——这就是前人称叹的“‘驰情’二句描写入神”处。在这种图画也“画不出的捉衣弄影光景”中,佳人终于羞羞答答地吐露了心意:“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借飞燕双双衔泥巢屋之语,传达与诗人永结伉俪之谐的深情,真是“结得又超脱、又缥缈,把一万世才子佳人勾当,俱被他说尽”(朱筠《古诗十九首说》)。
这就是诗人在“东城高且长”的风物触发下,所抒写的“荡涤放情志”的一幕;或者说,是诗人苦闷之际所做的一个“白日梦”。这“梦”在表面上很“驰情”、很美妙。但若将它放在上文的衰秋、“岁暮”、鸟苦虫悲的苍凉之境中观察,就可知道:那不过是苦闷时代人性备受压抑一种“失却的快乐与美感的补偿(尼采),一种现实中无法“达成”的虚幻的“愿望”而已。当诗人从这样的“白日梦”中醒来的时候,还是会因苦闷时代所无法摆脱的“局促”和“结束”,而倍觉凄怆和痛苦。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