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起二句:“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蜀中与故乡山阴距离之远,为后文写思家和思念仲高之情发端。“写得家书空满纸”和“流清泪”二句,是为着写思家之情的深切。“空满纸”,情难尽:“流清泪”,情难抑,作者的伤感,深深地感染着读者。作者道不尽的酸楚,岂是“家书”能表述清楚的。“书回已是明年事”句,紧接写信的事,自叹徒劳;又呼应起二句,更加伤感。一封家信的回复,竟要等待到来年,这种情境极为难堪,而表达却极新颖。
前人诗词,少见这样写。这一句是全词意境最佳的创新之句。这种句,不可多得,也不能强求,须从实境实感中自然得来。陆游心境如此,感触自心中油然而发,正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下片起二句,从思家转到思念仲高。“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巧妙地借“寄语”流水来表达怀人之情。红桥,在山阴县西七里迎恩门外,当是两人共出入之地,词由桥写到水,又由水引出扁舟;事实上是倒过来想乘扁舟沿流水而到红桥。词题是寄仲高,不是怀仲高,故不专写怀念仲高专写怀念高,只这二句,而“兄弟”一呼,已是情义满溢了。
况寄言只凭设想,相寻了无定期,用笔不多,而酸楚之情却更深一层了。陆游离开南郑宣抚使司幕府后,经三泉、益昌、剑门、武连、绵州、罗江、广汉等地至成都;又以成都为中心,辗转往来于蜀州、嘉州、荣州等地在奔波中年华渐逝,已年届五十,故接下去有“行遍天涯真老矣”之句。这一句从归乡未得,转到万里飘泊、年华老大之慨。再接下去二句:“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典故用自杜牧《题禅院》诗:“觥船一棹百分空,十岁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陆游早年即以经济自负,又以纵饮自豪,同于杜牧;而后老大无成,几丝白发,坐对茶烟,也同于杜牧。身世之感相同,自然容易引起共鸣,信手拈用其诗,如同已出,不见用典的痕迹。这三句,是向仲高告诉自己的生活现状,看似消沉,实际则不然。因为对消沉而有感慨,便是不安于消沉、不甘于消沉的一种表现。
这首词从寄语亲人表达思乡、怀人及自身作客飘零的情状,语有新意,情亦缠绵,在陆游的词中是笔调较为凄婉之作。它的结尾看似有些消沉,而实际并不消沉,化愤激不平与热烈为闲适与凄婉,又是陆诗与陆词的常见意境。
“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作者用轻快的笔触三涂两抹,就把一幅生机勃勃的春天画图描绘出来。他既没有用浓重的色彩,也没有用艳丽的词藻,而只是轻描淡写地勾勒出几样景物,感染力很强,呈现了一股清新的春之气息。在一个多云转晴的春日里,作者徜徉于池馆内外,但见和风吹拂大地,薄云贴水迅飞,轻阴搁雨,天气初晴,那衔泥的新燕,正软语呢喃。按理说,面对着这春意盎然的良辰佳景,作者也应该心情振奋、逸兴遄飞了,但紧接着一句却是“沈郎多病不胜衣”。作者竟自比多病的沈约,腰围带减,瘦损不堪,值兹阳和气清之际,更加弱不禁风了。首句连用三个动词“压”、“贴”、“飞”,构成连动句式,振动起整个画面。次句把时、空交互在一起写:季节是春天(由燕争泥可推知),天气是初晴,地点在池馆内外。这两句色彩明快。第三句点出作者自己,由于情感外射,整幅画面顿时从明快变为阴郁;这一喜、一忧、一扬、一抑,产生了跌宕的审美效果,更增加了词的动态美。诗意到此出现了巨大转折,为过渡到下片做好了准备。
“沙上不闻鸿雁信,竹间时听鹧鸪啼。”鸿雁传书,用《汉书·苏武传》中典故,诗词里常用这个典故。鸿雁不捎个信来,而鹧鸪啼声,更是时时勾起词人对故旧的思念。“沙上”“竹间”,既分别为鸿雁和鹧鸪栖息之地,也极可能即作者举目所见之景。作者谪居黄州期间所写“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的情境,与此词类似。
“此情惟有落花知!”落花本无知;但由于作者的移情作用,竟使无知的落花变成了深知作者心情的知己。这样融情入景,使得情景交融,其中含蕴的“韵外之致”(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就耐人寻味了。唐代皎然《诗式》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这句则至少包含了三重意思:一、“惟有”二字,说明除落花之外,作者的心情都不明了;二、落花能够理解作者的心情是由于作者与落花的命运相似;三、落花无言,即使它理解作者的心情,也无可劝慰。
全词仅上片开头两句写景,第三句抒情,用的是先实后虚的手法。下片则虚实结合,情中见景。在苏轼笔下,不仅“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而且于情语中也往往见景物。这是一种很高妙的手法。
胡曾用四句诗概括了当年项羽乌江自刎的情景表达着对他无限的敬仰与同情,分析了项羽当时耻于过江的心理活动,展现了项羽义重如山,视名节重于生命的人格之美。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条。他宁死不屈、义重如山的精神品格感动着无数的后人。
人们在诗歌中表达着对他深深的敬仰与感动。 胡曾能以浅近之辞,表达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事,为的是颇能谐合一般民众的口味,故得以传诵不休。胡曾的咏史诗虽然不像杜牧那么别出新意,也没有李商隐的隐然寄托,但是因为通俗易懂,加上概括史事性强,所以从唐五代至明清,被作为儿童训蒙读物,影响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