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朋友邀请赴宴，自己不想去，这是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事。面对这种情况，要借故推辞，很难措词。姜夔这首诗却推辞得很得体，既道出了不想去的原因，又说得不俗，耐人寻味。
诗首句直抒胸臆，表明自己一天天衰老，对世间的事渐渐淡漠，提不起兴致，因此懒得出门，没有心情听到宴饮中的嘈杂的管弦，也更无心应酬。这句是实写，企图通过自己的种种不堪，引起对方的同情，但作为不去赴席的理由，仍嫌不足，于是第二句再加以补足，请出万能挡箭牌，以身体不好，不适宜饮酒为托词，谢绝邀请。这样拒绝，既说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又等于告诉对方，自己的现状，去了后反而会因了自己一人向隅而使满座不欢，于是主人就不便再勉强了。
三、四句说自己不去，但与前两句直接表示不同，换个角度，说自己愿意留在家中。留在家里的理由也很充分，时逢夏末，碰到了难得碰到的好雨，驱尽了残暑，在这样凉爽的天气里，正好可以在家中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虚堂的幽静，与上面管弦的热闹成对比，走向年老而又在病中的他自然适宜乘凉快在家好好休息；而白天高卧，又带有几分高士的闲适意趣，很切合诗人自己的身份。听了这些，张平甫就更加不会因为诗人不答应赴宴而不快了。
姜夔一生困顿失意，为生计所迫，羁旅天涯。他写这首诗时，生活主要依靠张鉴、张镃和范成大的资助，人到中年，彷徨无措，使他倍感寥落。他在《忆王孙》词中自述“零落江南不自由，雨绸缪，料得吟鸾夜夜愁”，正是他当时生活及心情写照。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辞谢友人的邀请，三、四句甚至带有些豁达，但隐藏在诗后的是很浓重的牢愁，因此读来使人觉得有些压抑。
这是描写百官上朝场面的一首作品。这首诗的政治色彩很浓。皇宫豪华的气派以及百官上早朝时严肃隆重的场面写得活灵活现。
贾至的诗第一联是描写一个“早”字。进宫去朝见皇帝的时候，天还没有亮，还得用蜡烛。到了宫城里，才是黎明。第二联写大明宫的景色：千株嫩柳挂在宫门外，飞来飞去的黄莺绕着宫殿鸣晓。第三联写百官上殿朝见的情况：穿着朝服的官员肃静无声，走上白玉的阶陛，只听得身上悬挂的剑和佩带物的声音。衣冠端正的身上，沾染着两旁香炉里散发出来的香气。第四联就是感恩效忠的话了：我们大家都在凤池中享受皇帝的恩泽，应该天天写文章侍候皇上。
这首作品的一个特点是全诗用比较贴切的文字描写场面，虽说用到一些褒义的修辞，但是却没有出了早朝大明宫这个场面，用字很集中，并没有用使读者有更多题外思索的字眼，说白了就是意境上苍白，虽然有词藻的堆叠，可是还是落在俗套里。不过或许是场面过于宏大，诗人作为一名官员，能如此下笔已是难能可贵了。
用紫陌形容甬道，前人的诗里就有，不新鲜；对青琐的描写，也很平常；建章殿是汉代的宫殿，这里因为避讳而代指唐朝的宫殿，走了一般的路子；大臣受皇恩而得以站于凤凰池上，这更是封建社会千年的传统；至于朝朝协助君主，古代三纲中臣以君为纲讲了好几千年了，写出来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可也是因为这首诗记载的场面在那个时代日日重演，所以诗还是有了历史见证一样的作用。
政治色彩浓厚的诗通常因为要表达主观上的尊重及客观上的严肃，诗写出来个性却不突出在所难免。当然这不是说写宫廷生活一定不能加入个人色彩，而是说封建社会里的诗人写宫廷生活就会免不了有如此的缺憾，在当时政治局面是不允许他们那样的，和现在写诗不一样。现在讲民主，批评起时事来可以酣畅淋漓得加进自己的感情。可是那个时代写诗却是不兴这样的，一旦如此，就会被人另眼相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写一个宫廷生活的场面，不是为了让人躲着自己，在这里诗人是想让更多人了解这种场面，从而了解自己也是个本分的臣子，要不然这首诗不会写得如此直白。
读者如果能体谅贾至不能免俗的原因，那就会明白诗里那些臣子为什么亦步亦趋小心谨慎，就会较为容易得理解在那座华丽的宫殿上演出着一幕什么样的大戏。
这是一首弃妇申诉怨愤的诗。《毛诗序》说：“《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朱熹《诗集传》说：“庄姜不见答于庄公，故呼日月而诉之。言日月之照临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处，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都说此诗作于卫庄姜被庄公遗弃后，以此诗作者为卫庄姜，所指责的男子为卫庄公。而鲁诗则认为是卫宣公夫人宣姜为让自己的儿子寿继位而欲杀太子伋，寿为救伋，亦死，后人伤之，为作此诗。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弃妇怨丈夫变心的诗。
诗的第一章把读者带入这样的境界：在太阳或月亮的光辉照耀下，一位妇人在她的屋旁呼日月而申诉：日月能如常地照耀大地，为何我的丈夫不能如以往一样顾念我！以后各章的第一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还有一种陪衬的作用。日月出自东方、照临大地，是有定所，而结为夫妇的“之人”竟心志回惑，“胡能有定”。作者之所以反覆吟咏日月，正是为了陪衬其反覆强调的“胡能有定”的。
第二第三章承第一章的反覆咏叹，真是“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方玉润《诗经原始》）。第四章沉痛已极，无可奈何，只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之不辰了，前面感情的回旋，到此突然一纵，扣人心弦，“埋怨父母极无理，却有至情”（牛运震《诗志》）。
诗中没有具体去描写弃妇的内心痛苦，而是着重于弃妇的心理刻画。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是很复杂的，有种被遗弃后的幽愤，指责丈夫无定止。同时她又很怀念她的丈夫，仍希望丈夫能回心转意，能够“顾”（想念）她，“报”（答理）她。理智上，她清醒地认识到丈夫“德音无良”；但情感上，她仍希望丈夫“畜我”以“卒”。朱熹《诗集传》说：“见弃如此，而犹有望之之意焉。此诗之所为厚也。”这种见弃与有望之间的矛盾，又恰恰是弃妇真实感情的流露。因此，《日月》能强烈震撼读者的心灵。延伸解析古代学者以为这是首弃妇声诉幽怨的愤诗，且很多人认定是“卫庄姜”（卫庄公夫人）感喟“州吁之难”（卫庄公庶子“公子州吁” 弑杀庄姜养子、卫桓公“姬完”的宫廷政变）的穷困诗。这种观点看似成立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日月比喻国君与夫人，未亡人庄姜目睹宫廷剧变（卫公子州吁首开弑杀犯上之风，挑衅姬周宗法制度，被时人认为大逆不道），所以作诗追念先君亡夫，痛惜枉死的嗣君养子，哀叹自己的不良遭际但是仔细研究诗中细节，弃妇之说则疑窦颇多。尤其是抱怨父母一节，既不合于周人礼法（强调“孝悌”），也语意突兀：常人以给父母养老送终为俗，怎可颠倒要求父母终养自己？实际上结合周初历史和邶人的渊源，综合看待《国风.邶风》的低闷、忧郁风格，将这首诗同样视为殷遗怀旧的歌谣可能才更靠谱。熟悉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周朝推翻商朝后，最初的政策对亡国民众比较友好，武王君臣采取了各种措施极力安抚；后来因殷顽叛乱、周公旦才在镇压平叛后对其施以重大惩罚。如果扩大思路，将周人、商人这段恩怨变化的背景套入到《邶风.日月》篇中，则很多细节就更容易对号入座、解释通畅。日月起兴，是因为天道有恒，衬托人世容易变幻，暗喻商族亡国亡族（没有灭族，大贵族微子、萁子和其他小贵族保留了商族血脉，但纣王和武庚禄父这条主根化为浮云了）的沧海桑田悲剧。两厢难处，是当年周、商两族复杂关系的真实写照。处境飘摇窘困，是因为大叛乱后惩罚加身。作为曾经显赫、现在弱势的“殷顽”，自然会抱怨周朝，很容易将所有灾难都委过周室而不愿意深刻自省。所以诗中屡屡出现“逝不古处”、 “宁不我顾”……、 “德音无良”的抱怨，希冀处境得到改善，如此才“俾也可忘”。抱怨父母其实完全是比喻。犹如说：我们商人的祖先是天下共主，轮到我们这代人却不仅失去霸权，还因两次战败（前为武王克商的“牧野之战”，后为周公东征的二次征服），宗族亲人被离析打散、族群主体被监视居住。“胡能有定？报我不述。”也可以顺理成章解释。中国上古传统，灭人国而不绝其祀，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条重要国际规则。传说夏后（夏朝君主的称号）册封上古著名氏族为诸侯（实际上是认可）；汤王灭桀，也专门册封禹王的后人，承认各地氏族部落首领的诸侯地位（夏商封建都不是严格意义的封建制度，所谓封国其实是氏族部落或更大型的联盟而非地域国家，周朝的封建制才是真正意义的叠层封建联盟体制，周朝封国很多都是打破了血缘关系的地域型国家）；武王遵守传统，册封周人认定的上迄黄帝、炎帝、下止夏禹、商汤的后裔为诸侯。只是由于武庚组织叛乱，周公才粉碎了武庚的政权，重新安排处置“殷顽民”。诗中的“报我不述”应该是指武庚政权被粉碎的事情，作者认为周朝这样处置不合古礼和惯例。对这首诗的新解属于个人的一家之说，可以存疑，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深度研究和发掘，权当是对继承发扬我国古老的国学文化略效绵薄之力。如果新说被证明成立，那么《邶风.日月》的创作时间就不是春秋，而是远为久远的周初。这首诗文辞古朴、风格与《邶风.柏舟》雷同也就相当自然，前面仔细分析过“柏舟”、可以更肯定的说和周初的大叛乱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