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赠白马王彪》一诗共分七章，表现了曹植恐怖、悲伤、痛恨和愤怒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深刻地揭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
第一章共十句，写这次“会节气”结束之后启程返回封地的经过和心情。诗人在“承明庐”朝见了魏文帝曹丕之后，将要返回自己的封地鄄城。按曹植于黄初二年（221年）改封鄄城侯，次年立为鄄城王。清晨从京都洛阳出发，傍晚经过了首阳山。这前四句都是过程的介绍。接着“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则寓有深意。说伊水、洛水既宽广又幽深，已经感到路途艰难。“欲济川无梁”竟然说过河无桥，更表明是难以克服的因难。作者瞻望前途，寸步难行。只好从水路“泛舟”，却又遇见“洪涛”，因而“怨彼东路长”：东归鄄城还有好长一段路呢！这个“怨”字，不止怨路，实际还包括怨人，怨曹丕和他的爪牙。“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是在旅途的困苦之中回头再朝京城看了一眼，内心不是怀念曹丕，更不是留恋“会节气”的活动，而是想到了曹彰在洛阳暴死得不明不白，引起作者的极大悲愤，甚至恐怖，所以在伸着脖子遥望城阙时心情也是悲伤的。
第二章共八句，写归途中的困苦。诗人经过寥廓的太谷关，山上的树木郁郁苍苍。接上章可知诗人弃舟登岸，走入山谷。不巧“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连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积水纵横流淌，行路和“泛舟”同样困难。这里路途难行，也隐喻处境危险。下文“中途绝无轨”和上文“欲济川无梁”一样，还是无路可走，这里可以体会出曹植身受的痛苦和威胁多么深重。水上有洪涛，山谷遇大雨，只好改道登上山坡，然而长长的斜坡直入云天，前面的路程辽远而又高峻。恰在此时马又得了玄黄的病。困难加剧，矛盾激化，东行归藩的路途竟然如此充满险阻，有如唐诗人李白《行路难三首》说的那样：“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隐约说明了曹植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不平。
第三章共十二句，开始直接抒发内心的悲愤，进入诗的核心部分。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作者还得骑着病马前进，说明当时诗人已失去自由，只能返回封地，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我思郁以纡”，心中愁闷郁结。接着提出自己和亲密的弟弟曹彪不得团聚的问题：“亲爱在离居。”这点明了写这首诗的直接原因。途中派有监国使者灌均，灌均使他们弟兄“离居”。灌均其人，过去就曾经“奏植酒醉悖慢，劫胁使者”（《三国志》曹植本传）。如今曹植想在途中同曹彪互叙兄弟情谊，灌均竟然不准，因此曹植对他恨之人骨。把他比做鸱枭、豺狼、苍蝇。他们窃据要津，混淆黑白，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进谗言，说坏话，使得亲人之间都疏远了。这里当然有难言之隐和违心之论。由于当时的恶劣的政治环境和君臣名份的限制，诗人不能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表露对曹丕的不满，而只能把满腔怒火烧向使他们“亲爱在离居”的监国使者灌均之流。诗人表面还要回护一下曹丕，好像曹丕对他们本来很好，是“谗巧令亲疏”的。“中更不克俱”是说中途才改变主意不让他们弟兄同行的，似乎说曹丕本来是没有明确让他们分路而行的。曹植的这种用心是清清楚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诗人受到这帮势利小人的胁迫，心情沮丧愤慨，一时想要重回京城，但“欲还绝无蹊”，没有退路，只能拉起绳在那里徘徊犹豫。
第四章十二句，诗人于路上触景生情，感物伤怀。曹植在路上徘徊，前途茫茫，自己不禁发问：但在这里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原来相思之情是无穷无尽的。“相思”指弟兄之间的关怀，也就是指他对曹彰的悼念和对曹彪的思念。在陷入相思的苦痛之中，又面对着秋风、寒蝉、萧条的原野和西匿的白日。秋风没有温暖，寒蝉发出哀鸣，一派肃杀凄清景色。此外“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更引起诗人的无限伤感。归鸟有林可赴，孤兽有群可归，鸟兽尚且各自寻求归宿，然而曹植本人却无路可走，无家可归，从而产生人不如物的感触，这就是“感物伤我怀”。最后只能“抚心长太息”，拍着胸脯长叹罢了，现实生活，没有前途和希望。
第五章共十四句，表现了曹植对曹彰暴死的哀悼和对人生的感慨。这章接触到写这首诗的根本原因。作者深知，叹息没有什么用。好像上天安排的命运故意和他作对。这种念头是由曹彰暴死引起的。根本不会料想到一母所生的兄弟，一道来到洛阳就突然死去了，落得“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曹彰如果死而有知，也会感到孤独寂寞的。其实这是作者当时的心境。曹彰之死，使曹植感到前途未卜，命运难料，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的颓丧情绪。曹彰突然间就死去，活着的人身体也渐渐衰弱下来。人生一世，只不过像早晨的露水那样，太阳出来一照就干了。而且进入晚年，时光流逝更快得惊人。诗人又自知不如金石长寿，只能叹息悲伤。曹植写作此诗时年龄不过32岁，正在有为的壮年，然而居然认为“年在桑榆间”，到了人生的暮年，这种反常的心理，是他对个人命运难以把握的反映。“人生如朝露”或“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二首》），为汉代末年士大夫中较为流行的思想。《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就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的诗句，但较之曹植的忧愤深广就显得肤浅得多了。
第六章共十二句，诗人以豪言壮语和曹彪互相慰勉。上一章诗表现的是由曹彰之死引起的悲愤，感人肺腑，催人落泪。然而一味沉湎于忧伤之中，于身无益，于事无补。曹植清醒地知道“心悲动我神”，因而毅然“弃置莫复陈”，不能陷入忧伤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诗人抖擞精神振作起来，用“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豪言壮语和曹彪共勉。唐代诗人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名句（《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受了曹植的启发。情绪的由低沉而变得昂扬，使诗的情调也变得开朗豪迈了。下面“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是对曹彪的开导。告诉他：弟兄之间的情谊如果没有减弱，离得远了情份反倒会日益亲密。不一定要像后汉姜肱那样，和弟弟常常共被而眠才算表示深情。言外之意是说对这次途中没得同行不要介意。如果因此而得病，那就是失掉了大丈夫的气概而沉溺于儿女之情了。和上文所引的王勃诗中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是一个意思。话是这样说，但诗人还是不能从沉重的忧愤之中完全解脱出来，因此末二句“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情绪又急转直下，曹彰的暴死以及由此产生的兄弟残杀的恐怖阴影是永远不能忘怀和消除的。
最后的第七章共十二句，在赠诗惜别的情意之中，表示了诗人对天命的怀疑和对神仙的否定。作者后半生形同囚禁，动辄得咎，生活没有乐趣，前途没有希望。经过这次“会节气”和归国途中受到的刁难，使他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弟兄骨肉之间的权力之争的残酷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前还认为命运不好，“天命与我违”；如今知道“天命信可疑”了。似乎意识到，他的遭遇，不是上天意志的安排，而是人世斗争的产物。至于神仙，更是骗人已久了。汉末建安时期，求仙之风很盛行，曹操的诗有一半是描写神仙世界的。曹植也有不少游仙题材的诗。略早于建安产生的《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里也有“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的抒写。曹植对神仙的虚无有所认识，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曹植感到“变故在斯须”，顷刻之间就会发生曹彰暴死的惨剧。那么，人生百年，谁能把握不了，曹丕随时都可能加害于他，所以他说“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不然，和年青的兄弟分手是不会有诀别之感的。在这作者看来是生离死别的时刻，只能祝愿对方保重身体，并且互相祝福而已。诗人与白马王曹彪最后洒泪而别。
《赠白马王彪》一诗，直接反映的是曹植对曹丕手下的鹰犬爪牙的仇恨和愤慨，实际是对其兄曹丕对他们弟兄残酷迫害的抗议。
这首诗是继屈原《离骚》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首长篇抒情诗。诗的正文共80句，400字，篇幅之长，结构之巧，感情之深都是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全诗气魄宏伟，结构严谨。曹彰之死有如一个阴影笼罩全篇，由此构成的悲剧气氛，在序文和一、五、六、七各章里都反覆渲染，突出了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中间“欲济川无梁”，“中途绝无轨”，“欲还绝无蹊”的“三无”，把作者走投无路，进退失据，悲愤交加的境遇和心情联结起来，并使文气贯通，前后勾连，全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全诗结构的浑然一体，和各章之间运用辘轳体有密切的关系。辘轳体即修辞学里的“顶真格”，它要求行文在段与段或句与句之间用相同的字句相互衔接。古代《诗经》中的《大雅·文王》和《大雅·既醉》两篇；乐府诗《平陵东》、《西洲曲》都运用了这种形式。《赠白马王彪》除第一章和第二章没有使用辘轳体（《古诗源》把第一章和第二章视为一章）之外，其余各章都用了。如第二章的末句是“我马玄以黄”，第三章的首句就是“玄黄犹能进”；第三章的末句是“揽辔止踟蹰”，第四章的首句就是“踟蹰亦何留”，下皆仿此。这种手法能够使结构紧凑、段落分明而又便于人们记忆和传诵。
此诗抒情的方式也时有变化，有时直抒胸臆，有时却把抒情和叙事、写景结合起来。“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看起来是叙事，实际是抒情。第四章借景抒情，情景相生，发人深思，耐人寻味。诗中的寒蝉、归鸟、孤兽都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冷落空旷的秋季原野，也是当时诗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形象再现。
另外，恰当的比喻也是此诗的特色之一。作者把监国使者比之为“鸱枭”、“豺狼”和“苍蝇”，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些比喻不仅可以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而且免于授人以柄。
这首诗是一首哀悯黎民、心忧社稷的情怀。首联写战争造成的混乱人口减少。颔联写路上生离死别的场景。颈联把自己比喻为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写自己漂无定所。尾联诗人通过写现实蜀地未通暗含自己的前途渺茫，对自己和国家产生忧虑。全诗前二联写自己看到路上的征夫，后二联联系自己身世更像征夫，诗人从一个独特视角，把一个混战的安史之乱社会现实，以一个征夫的形象展示战乱给社会带来的灾祸。
首联“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写出了战争频仍的混乱时代，老百姓因苦于征战远戍，或流落他乡或被抓当兵或饥寒而死，造成人口急剧减少的状况。十户人家没有几人是活着的，在这样一个战乱频发的年代，黎民百姓已经剩不下什么了，家里山外到处都是荒无人烟、一片凄凉景象。诗人以极为沉痛的语气，描写出了朝廷征召壮丁带给人民生活的巨大改变和无穷苦难。
颔联“路衢惟见哭，城市不闻歌。”写诗人的所见所闻，蕴含着极深的悲切情绪。“路衢惟见哭”写出了大路小路上到处都传来送别亲人上战场的生离死别的痛哭之声。“城市不闻歌”与上句相对，就连最热闹的城市也听不到一句欢声笑语。之所以景象如此悲凉，归结起来只有战争。这两句诗，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战乱带给人民的伤痛与无奈，诗人痛恨这没有休止的战乱与征戍，忧国忧民之情尽在其中。
面对生灵涂炭，联想自己多年四处漂泊的身世，直到现在还找不到可以暂时安定栖身的所在，心系人民疾苦的诗人有感而发：“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他将自己比作漂浮在水中的断枝枯藤，找不到安身之处，形象地映衬出战乱时期人们的居无定所、四处奔波的生活状态；而那些衔着竹片背着沉重武器，在战争状态中的紧张地行军的战士，也是一根“漂梗”。这两句描述，透露出对战乱的愤慨。
尾联“官军未通蜀，吾道竟如何？”写出诗人对自身对国家未来的极大忧虑。官军没有收复四川，我能够到哪里去呢，诗人忽然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安史叛军没有平息，外患侵扰尚未结束，前往蜀地的归路还未打通，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家乡还是个未知数。面对诗人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不可知与不确定，在诗人对未来担忧中，也包含着诗人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这首诗，诗人选择征夫这样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烙印的人物作为触媒，通过特殊的角度，将安史之乱带给劳苦大众的深重苦难予以深刻的揭露，同时也表达出诗人对国家未来前途的深深忧虑。
此词写闺思。首二句隐括李白名篇《乌夜啼》的诗意，谓女子在机上织锦，机边传来黄莺叫声，著一“频”字，足见鸣声此起彼伏，春光秾丽，句中虽未提杨柳，但“莺语频”三字，已可以想见此地杨柳千条万缕、藏莺飞絮的景象。织锦虽是叙事，同时暗用了前秦苏蕙的典故，点出女子相思。思妇织锦，本欲寄远，由于莺语频传，春光撩拨，只得停梭而流泪忆远。
后二句和首二句跳跃很大，由思妇而转到征人，由柳密莺啼的内地而转到边塞，说塞上到了三月仍然是一片萧索，即使有杨柳而新叶未生，征人也无从察觉到春天的降临。这里用王之涣《凉州词》句意而又更翻进了一层。思妇之可怜，不仅在于极度相思而不得与征人团聚，还在于征人连春天到来都无从察觉，更不可能遥知妻子的春思。这样比单从思妇一方着笔又多了一个侧面，使意境深化了。
此词主要运用比衬手法，在同一时间内展开空间的对比。它的画面组合，犹如电影蒙太奇，先是柳密莺啼、思妇停梭垂泪的特写，一晃间想起画外音，随着词的末二句，推出一幅绝塞征戍图，征人面对着萧索的原野，对春天的来临茫然无知。两个镜头前后衔接所造成的对比，给人留下深刻而鲜明的印象。陈陶《陇西行》中有“可怜永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的诗句，也是采用两个方面进行对照，但刺激性很强，把问题明确地告诉读者，作者的情绪显得激切。温庭筠此词则是冷静客观地展开两幅画面，让读者自己慢慢地领会、思考，比较含蓄，这是温词风格的一种体现。
这首词口气和神情非常婉转，不像一般七言诗，但如与宋代的一些词相比，却又显得浑朴。这显示了诗到词的过渡状态的一种特征。
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