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家”一家一户的小环境扩大到周围的大环境。前三句写自然景色。“前村后垄”犹言“到处”。这三句中虽无一字赞美之词，然而田园的秀色，丰产的景象，静穆的生活气息已是触目可见，具体可辨，值得留恋。且不说桑柘的经济价值，单说蒲，蒲嫩时可食，成熟后可织席制草具，大有利于人。再说鸳鸯鸂鶒尚且宁静地生活着，何况乎人。这就又为第四句“东邻西舍无相侵”作了铺垫与烘托。而且植物的蓬勃生长，总离不开人的辛勤培植。诗句不言村民勤劳智慧，而颂扬之意俱在言外。
在上述景色秀丽、物产丰盛、生活宁静、村民勤劳的环境里，“东邻西舍”自然相安无事，过着“无相侵”的睦邻生活。没有强凌弱、众暴寡、尔虞我诈、互相争夺等社会现象。很明显，通过农家宁静生活的描写，诗人作为佛门人士，也不免寄托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和情趣，这自不待言。
诗的后四句，一口气写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四个人物，在同类唐诗中，这还是不多见的。这四句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人物内心的恬静，进一步展示出山家的可爱。寥寥几笔，把茧白、水碧、瓜香、豆熟以及笛声悦耳的客观景致，写得逼真如画；蚕娘、牧童、山翁的形象，勾勒得栩栩如生，宛然在目，呼之欲出。令人不难想见，蚕娘喜获丰收，其内心之甜美；牧童和衣而浴，其性格之顽皮：“山翁留我宿又宿”，其情谊之深厚。加上“笑指”等词语的渲染，更把山翁的动作、情态、声音、笑貌及其淳朴善良、殷勤好客的性格进一步显现出来；而诗人“我”，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待言，其流连忘返的心情可想而知。更妙的是，诗在末尾用一“熟”字状“西坡瓜豆”，绘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回应上文满塘黑压压的蒲与到处都是的桑柘，真叫人见了喜煞。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却留下耐人回味的余地。
词作上片写楚江垂钓，犹如一幅清江月夜独钓图。“红蓼花繁，黄芦叶乱”，写蓼花盛开，芦叶凋零，对仗工稳，色彩明丽。“夜深玉露初零”一句，点明季节和时间。作者选取了三种最能表现秋江夜色的典型景物，透过设色的明与暗，造境的野而幽，烘托出江边的凄清气氛。这是写地上所见。
接着再对秋夜江天作大笔的渲染。“霁天空阔，云淡楚江清”。秋高云淡，水天一色，境界阔大，虽其间有败芦残苇杂处其间（这正所以成其为秋景），却并不怎样令人感慨兴悲。开头五句全是写景，似乎完全不夹杂人的感情，但“一切景语皆情语”，秦观所作的这种景语，与他所要抒发的感情水乳交融，从而收到借景抒情的艺术效果。
“独棹孤篷小艇，悠悠过、烟渚沙汀”转入情事的抒写。小艇、孤篷，又是独棹——船上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样景况应该说够寂寞了吧。可是这位独棹孤舟的人，却是悠哉悠哉地驶过烟雾迷离的沙岸小洲。这里词人透过表达特定情境的“独”、“孤”、“小”和“悠悠”等字，把一件本是江中荡舟的极平常事，不仅写得曳生姿，而且充分表达出此刻他的生活情趣。
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孤篷小艇”停了下来，接着道“金钩细，细纶慢卷，牵动一潭星”。他垂钓江中，悬着细钩的丝线，慢慢的从水中拉起，倒映水中的星星，似乎也被牵动起来了。“慢卷”，表明垂钓时的闲裕，与“悠悠过”绾合。而收卷钓丝后泛起水面涟漪，向外扩展，使一派水面上倒映的星光动荡不已，十分美妙。秦观《临江仙·千里潇湘挼蓝浦》词里也有“微波澄不动，冷浸一天星”之句，写的是夜泊潇湘浦口，月高风定，秋水澄蓝，水不动，星亦不动，如浸水中，一片静景，与此词的丝纶垂钓，“牵动一潭星”的以动写静，各擅其妙，可谓善写水中星影者。上片有景物有情事，景物和情事的搭配，表现出泛江垂钓者的悠然自得情趣。
过片三句是上片结尾三句情事的继续，只不过不再是垂钓，而是吹笛了。“时时横短笛”，看来当天夜晚，当小船悠悠地水面漂动时，当“丝纶慢卷”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吹过短笛。寂寞秋江之上，当他吹笛发出悠扬之声的时候，他觉得陪伴着自己的有“清风皓月”，彼此都脱略形迹，忘却你我的区别，物我一体。这几句，写出了词人此刻的怡然自得，更写出了他的恬淡情怀，或者还微微夹杂一些儿感慨吧，所以逼出来下面似达观似郁结的一句：“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秦观早年一度漫游，过的是“泛梗飘萍”的生涯。不过词人说“任人笑”，表明自己并不在乎；不仅不在乎，还要“饮罢”而“醉卧”，因为对于世间烦恼扰心的种种不如意事，有耳朵也不会去听了，正所谓“尘劳事有耳谁听”。
最后三句，“饮罢”“醉卧”之后，一枕沉酣，直到天明。秋江风静，水波不兴，人已忘掉尘世间一切烦恼，尽管太阳高高升起，他还躺在枕上，酒意刚醒。只有通过醉酒，才能置“尘劳事”于不顾，这表明他在内心深处，仍存在着矛盾和痛苦，因此须借助饮酒麻痹自己的心灵。
全词先写景，后写人，写景则着意描写特殊环境，写人则着重描写个性形象。如此层层写来，精心点染，细致描绘，一个特殊环境中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一幅生动的楚江月夜独钓而又独饮醉卧的画面，清楚地呈现读者面前，从而使人们感受到词人看似然、坦然，实际上郁积着不平和愤懑的心情。
这首词，颇受东坡文风的影响。只是，东坡可以无畏“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沧桑孤独，可以做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潇洒无碍，而这些在少游的生命中，却只是一枕黄粱，鸡鸣之后，繁华酒醒，斯人不仅依旧寂寞，更无故添了些许断肠相思。如果说，东坡词超脱旷达，让人心向往之。那么，少游词则是柔婉凄凉，不知不觉中沁入人的心脾。两者各有各的好处，毕竟少游和东坡的心性，一个在云，一个在水，相隔太远。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抒发悲愤的怀古诗。诗的前两句，语出惊人，直抒胸臆，提出人“生当作人杰”，为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死”也应该做“鬼雄”，方才不愧于顶天立地的好男儿。深深的爱国之情喷涌出来，震撼人心。最后两句，诗人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无耻行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两句发调惊挺，掷地有声。“人杰”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指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鬼雄”出自屈原《九歌·国殇》：“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如果把这两句诗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其残酷之处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在李清照的笔下，她所显现的自我形象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对惜命逃跑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即借咏史而讽世。项羽兵败，退至乌江，乌江亭长舣船相待，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项羽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大背景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以当时的形势而言，金兵是孤军深入，黄河南北的许多州郡有的尚在宋人之手，有的虽已被占，但金兵数量不多，立足未稳；在金兵的进攻下，太行山一带抗金的义军蜂起，威胁着金兵的后方；如果赵构能蓄志抗金，中原事是大有可为的。但赵构一开始就没有恢复国土保卫人民的愿望，带着臣僚仓皇南逃，喘息刚定，就在临安定都。举出项羽的不肯东渡，正是对怯懦畏葸、只顾逃命苟安的南宋君臣的辛辣讽刺。而对于赵明诚临危而遁的行为，一向光明磊落的李清照内心是有着诸多失望的，“人杰”“鬼雄”之语也当包含着对丈夫的劝诫和勉励。
这首诗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谴责之情却溢于言表。她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更因此颠沛流离，尝尽人间艰辛。面对时局，她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作破家人”（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的怨愤。这种怨愤也正是当时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此诗不仅抒发了个人的悲愤，还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