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余冠英的说法，这是一首描写歌舞晚会场面的小诗，只有欢乐而已，没有多深的政治意义。
在一个贵族欢宴的场合，有一个身份高贵的青年男子，在中央为大家起舞助兴。只见他一幅少年得志、得意洋洋之态，边舞蹈边吹奏笙竽之类乐器，人们欢呼雷动。他得意之际，便左手执定乐器，右手来招呼诗人与他协奏《由房》之乐。受这种氛感染，人人都能感到无比欢欣快乐。接着写这位男子狂欢之余，放下乐器，开始跳起舞来，其乐陶陶，令人陶醉。他左手执定羽旄，右手招诗人与他共舞《由敖》之曲。场面欢畅淋漓。
诗共二章，摄取了两组歌舞的画面，一是奏“由房”、一是舞“由敖”。“由房”可能是“由庚”、“由仪”一类的笙乐，属房中之乐。胡承珙《毛诗后笺》：“由房者，房中，对庙朝言之。人君燕息时所奏之乐，非庙朝之乐，故曰房中。”而“由敖”可能即骜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敖，疑当读为骜夏之骜， 《周官·钟师》：奏九夏，其九为骜夏。”今天已不知两舞曲的内容，但从君子（舞师）“阳阳”、“陶陶”等神情上看，当是两支欢快的舞乐。“其乐只且”恰恰说明其乐之甚。“只”，韩诗作“旨”；《诗三家义集疏》：“旨本训美，乐旨，犹言乐之美者，意为乐甚。”
诗的格调流美。所演奏的是房中宴乐，乐曲比较轻快，而演奏者本人也自得其乐，《程子遗书）：“阳阳，自得。陶陶，自乐之状。皆不任忧责，全身自乐而已。”想见舞师与乐工是乐在其中。诗人为乐工，故诗中“我”在描写歌舞场面时也就比较轻快这与《王风》其他篇章那种苍凉的风格迥然不同。
如果按朱熹的解释，此诗写夫妻歌舞为乐。丈夫邀请妻子一起跳舞，由妻子唱出来，表现了他们自得自乐、欢畅无比的情绪。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写夫妻恩爱、歌舞自娱的情形并不多，多的是征夫愁弃妇怨。因为这样做，至少要这样一些前提：两个人情深意笃，有较高的修养和情趣，以及拥有较多的闲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夫妻，大字不识的衣夫，恐怕难以歌舞自娱。由此可以推断，此诗的主人公大概应是殷实人家，或是已经衰落了的世家子弟。这也容易让人想到，闲暇是人们自娱自乐、吟诗作画、游山玩水的重要前提。整日为生计而忙碌的人，不会有此雅兴。
这两首诗是通过讽刺北齐后主高纬宠幸冯淑妃这一荒淫亡国的史实，以借古鉴今的。两首诗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两个共同的特点：
一、议论附丽于形象。既是咏史，便离不开议论。然而好的诗篇总是以具体形象感人，而不是用抽象的道理教训读者。议论不脱离生动的形象，是这两首诗共同的优点。
第一首前两句是以议论发端。“一笑”句暗用周幽王宠褒姒而亡国的故事，讽刺“无愁天子”高纬荒淫的生活。“荆棘”句引晋朝索靖预见西晋将亡的典故，照应国亡之意。这两句意思一气蝉联，谓荒淫即亡国取败的先兆。虽每句各用一典故，却不见用事痕迹，全在于意脉不断，可谓巧于用典。但如果只此而已，仍属老生常谈。后两句撇开议论而展示形象画面。第三句描绘冯淑妃进御之夕“花容自献，玉体横陈”，是一幅秽艳的春宫图，与“一笑相倾”句映带；第四句写北齐亡国情景。公元577年，北周武帝攻破晋阳，向齐都邺城进军，高纬出逃被俘，北齐遂灭。此句又与“荆棘”映带。两句实际上具体形象地再现了前两句的内容。淑妃进御与周师攻陷晋阳，相隔尚有时日。“已报”两字把两件事扯到一时，是着眼于荒淫失政与亡国的必然联系，运用“超前夸张”的修辞格，更能发人深省。这便是议论附丽于形象，通过特殊表现一般，是符合形象思维的规律的。
如果说第一首是议论与形象互用，那么第二首的议论则完全融于形象，或者说议论见之于形象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诗经》中形容美女妩媚表情。“巧笑”与“万机”，一女与天下，轻重关系本来一目了然。说“巧笑”堪敌“万机”，是运用反语来讽刺高纬的昏昧。“知”实为哪知，意味尤见辛辣。如说“一笑相倾国便亡”是热骂，此句便是冷嘲，不议论的议论。高纬与淑妃寻欢作乐的方式之一是畋猎，在高纬眼中，换着出猎武装的淑妃风姿尤为迷人，所以说“倾城最在著戎衣”。这句仍是反语，有潜台词在。古来许多巾帼英雄，其飒爽英姿，确乎给人很美的感觉。但淑妃身著戎衣的举动，不是为天下，而是轻天下。高纬迷恋的不是英武之姿而是忸怩之态。他们逢场作戏，穿著戎衣而把强大的敌国忘记在九霄云外。据《北齐书》载，高纬听信淑妃之言，在自身即将成为敌军猎获物的情况下，仍不忘追欢逐乐，还要再猎一围。三、四句就这样以模拟口气，将帝、妃死不觉悟的昏庸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尽管不著议论，但通过具体形象的描绘及反语的运用，即将议论融入形象之中。批判意味仍十分强烈。
二、强烈的对比色彩。在形象画面之间运用强烈对比色彩，使作者有意指出的对象的特点更强调突出，引人注目，从而获得含蓄有力的表现效果，是这两首诗的又一显著特点。
第一首三、四两句把一个极艳极亵的镜头和一个极危急险恶的镜头组接在一起，对比色彩强烈，产生了惊心动魄的效果。单从“小怜玉体横陈”的画面，也可见高纬生活之荒淫，然而，如果它不和那个关系危急存亡的“周归入晋阳”的画面组接，就难以产生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惊险效果，就会显得十分平庸，艺术说服力将大为削弱。第二首三、四句则把“晋阳已陷”的时局，与“更请君王猎一围”的荒唐行径作对比。一面是十万火急，形势严峻；一面却是视若无睹，围猎兴浓。两种画面对照出现，令旁观者为之心寒，从而有力地表明当事者处境的可笑可悲，不着一字而含蓄有力。这种手法的运用，也是诗人巧于构思的具体表现之一。
该作品对传统文化中固有的 “男才女貌” 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一反传统郎才女貌，才子配佳人的择偶标准，而以“心儿真”，“情儿厚”作为感情的基础，唱出人间最本色最天然的纯真、朴实、无邪的爱情颂歌。
在兰楚芳的笔下，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男才女貌”的恋爱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颠覆，剧中的主人公一个是土里土气、没有女性引以为傲的美丽容颜；一个是相貌丑陋，没有男子英俊倜傥的翩翩风度，与我们对于“完美”爱情的预想完全不符！“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显然，自己之村、爱人之丑并未给爱情中的女子造成任何困扰，她坦然承认自己与爱人并不符合世俗“完美”的标准，却更自信地彰显着爱情最核心的价值——情投意合心心相印！自然这看似又村又丑的一双爱人在世间是极为罕见的，因为他们超越了世俗的价值，具有洞悉爱情真谛的智慧，在双方村与丑的表象之外，能感受到彼此的真心与深情。所以，这份厚实的幸福只有天上的神仙眷侣才能与之媲美。爱情的主人公没有令世俗艳羡的名誉、地位或财富，甚至与普通人相比他们都显得寒酸很多，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却是无法用金钱、权力和容貌得到的真情和幸福。
兰楚芳的《南吕·四块玉·风情》将一段人间的真爱放到当时社会非常态的镜像下作变形的展现，对社会的不合理因素提出了质疑，让我们看到在那弥漫着畸形而荒唐的迷雾社会中仍然透出一丝真善美的光亮，也为追求光明和幸福的人们注入了继续跋涉的勇气，使人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不至于完全绝望。若将作品放到整个元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来考量，该作以一个“写丑而显美”的角度表现了作家对生命真谛独特的理解，也与我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贯具有的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的传统相互呼应，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元散曲这一当时文坛新生的充满着活泼的生命张力的文学样式进行重新评价无疑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