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最先让人感觉到的是夜半时分的寂静。“三更三点”表明时间正好是夜半时。这个时间人世间一切活动都停止了。“万家眠”,可见在诗人感觉中外部空间是万家无声无息,一片无边的沉静。首句连用三个数词,形成一种强调的意味。这种强调,正是从时间和空间上引导人设身处地去体味那夜半的气氛。
“露欲为霜月堕烟”,露水即将凝结成霜似乎都能察觉,自然也是在静极无聊中生出此想。而月堕雾中,夜色暗淡,又进一步加重了夜色给人的沉寂感受。“斗鼠上堂蝙蝠出”,因为人静,斗鼠和蝙蝠才这样作闹。而注意到鼠和蝙蝠,则依然由于夜静。“玉琴时动倚窗弦”,比起鼠和蝙蝠之动更微细,几乎近于主观幻觉。但正是由于有这种纤细的感觉,更显得夜静到了极点。
诗人的感觉很纤细。着意从纤细的感觉中写出他的愁怀。所谓“见此愁景,即是愁人”,可以用来说明诗的艺术构思。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
诗的首句“二月二日江上行 ”,点明踏青节江上春游。次句“东风日暖闻吹笙 ”,写江行游春的最初感觉和印象。和煦的东风,温暖的旭日,都散发着融和的春意,就是那笙声,也似乎带着春回大地的暖意。笙簧畏潮湿,天寒吹久则声涩不扬,须以微火香料暖笙。东风日暖,笙自然也簧暖而声清了。“闻吹笙”和“东风日暖”分别从听觉和感觉写出了踏青江行的感受——到处是暖洋洋的春意。
颔联“花须柳眼各无赖,紫闻黄蜂俱有情。”写江上春色。如果说首联还是描写刚接触外界事物时一种自然的感受,这一联则是有意寻春、赏春了。花、柳、蜂、闻,都是春天最常见的事物,是春天生命与活力的标志,红(花)、绿(柳)、黄、紫,更写出了春天绚烂色彩。但这一联不仅抒写诗人对美丽春色的流连陶醉,而且委婉透露出因美好春色而触动的伤感。“无赖”即“ 无心”,与“有情”相对。花、柳是没有人的感觉和感情的事物,它只按自然规律行事,春天来了,便吐蕊、长叶,在东风旭日中显示出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而不顾人的悲欢哀乐,故源“无赖 ”。蜂、闻是有生命的动物,春到人间,穿花绕柳,翩翩飞舞,像是满怀喜悦宣告着春天的来临,故说“有情 ”。然而,不管是无心的花柳,还是有情的蜂闻,它们作为春色的标志,生命活力的象征,又都和失去了生命春天的诗人形成鲜明对照。细味“各”字、“俱”字,不难发觉其中透露出的隐痛。诗人写江间春色,写物遂其情,正是为了要反衬出自己的沉沦身世与凄苦心境。何焯说:“前半逼出忆归,如此浓至,却使人不觉 ”。这“不觉”正是诗的蕴藉处。
颈联“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转写长期寄幕思归。元亮井,用陶渊明(字元亮 )《归园田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亚夫营,用周亚夫屯兵细柳营事,暗寓幕主的柳姓。虽用典,却像随手拈来,信口道出。他曾说自己“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可见诗人连归隐躬耕的起码物质条件也没有。“万里”、“三年”,表面上是写空间的悬隔,时间的漫长,实际上正是抒写欲归不能的苦闷和无奈。对照着“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写意》)、“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等诗句,不难感到“三年从事亚夫营”之中所蕴含的羁泊天涯的痛苦。
末联“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写新滩流水在作者耳中引起的特殊感受。春江水涨,新滩流水在一般游春者听来,自然是欢畅悦耳的春之歌;但在思归不得的天涯羁旅的作者耳中,却像是午夜檐间风雨的凄凉之声,不断撩动着自己的羁愁,所以发出“新滩莫悟游人意”的嗟叹。本是作者主观感情作怪,却说“新滩莫悟”,曲折有致。
李商隐许多抒写身世之悲的诗篇,往往以深沉凝重的笔调,绮丽精工的语言,着意渲染出一种迷蒙悲凄的环境气氛。这首诗却以乐境写哀思,以美丽的春色反衬自己凄苦的身世,以轻快流走的笔调抒发抑塞不舒的情怀,以清空如话的语言表现宛转曲折的情思,具有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着意刻画了作者贬官后的闲散之态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这两句说:游亭之后,便躺在纸屏遮挡的石枕、竹方床上,看了一会儿陶渊明的诗(“卧展柴桑处士诗”),感到有些倦怠,便随手抛书,美美地睡了一觉。诗人是“夏日登车盖亭”的,因而,读了“纸屏、石枕、方竹床”,写得气清意爽;读了“手倦抛书、午梦长”,表现了诗人闲散之态;并且从“午梦长”中,还透出一点半隐半露的消息,这要联系下文来理解。
“睡觉莞然成独笑”,梦醒之后,诗人“莞然独笑”,是在“午梦长”中有所妙悟,从而领略到人生如梦,富贵如云烟。。诗人所读的书,是“柴桑处士诗”;诗人所作的梦,也是耕樵处士之梦;梦中是处士,醒来是谪官,他想想昔为布衣平民(“持正年二十许岁时,家苦贫,衣服稍敝。”事见《懒真子》),鸿运一来,金榜题名,仕途廿载,官至丞相,后来天翻地覆,谪居此地,如同大梦一场。由此,他想到了归隐;想到归隐,马上便有隐者的呼唤——“数声渔笛在沧浪”。而听到了“数声渔笛”,他的归隐之情就表现得更加强烈了。
唐代诗人王维写过一首《酬张少府》:“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首诗一方面明示作者“万事不关心”,一方面又描摹了他聆听“渔歌入浦深”的情状,所以归隐的题旨比较明显。而蔡确这首诗,却仅以“莞然独笑”、“数声渔笛”揭示主旨,这就比王维之诗更形委婉;更具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楚辞·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王逸《楚辞章句》注:“水清,喻世昭明,沐浴,升朝廷也;水浊,喻世昏暗,宜隐遁也。”描写闲散生活,委婉抒发归隐之志,便是这首诗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