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这首弃妇诗写得通俗易懂，而又缠绵悱恻，哀怨幽深。这首诗就是一位遭受遗弃的女子的悲诉，诗中展示出她的不幸遭遇，同时也对负心汉予以谴责。
全诗是这位弃妇的独白。她先以朝开暮坠的槿花为喻，自己的命运又和它有什么区别呢？这一比喻一开始便给全诗笼罩上一种悲剧气氛。而朝开暮坠，更反映出变化反复之快。接着便展开回忆：起初昔日相逢，都是青春年少，两人一见钟情，相互喜悦；男欢女爱到了极致，真不知谁的情感更为真诚浓烈。“两情未许谁最先”，可以想见其爱之深、之切、之浓。她终于被他的缠绵的情意感动，嫁给了他，为他操持家中生活，备尝辛苦。由此也可想象她的渐渐憔悴、衰老。果然，不久丈夫变心了。表面看来他是因听信谗言而立即休弃了妻子。但事实并非如此。假如这位丈夫真是十分疼爱妻子，区区谗言能使他们分离吗？如此看来，人事翻覆，不是谁能知，而是必然的结果。从“两情未许谁最先”到“谗言入耳须臾离”，前后转变，何等急剧，态度对比，又是何等强烈！活生生的事实使她非常伤心，看着昔日嫁时的罗衣，她感到悔恨，羞于再穿；她终于明白，像这样喜新厌旧、反复无常的人是无法寄托终身的。然而传统的中国女子是多么痴情啊，她即使知道丈夫并不可靠，但她仍念念不忘昔日他们之间的誓约。应当说这位弃妇形象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她的命运、她的性格，代表了整个封建社会里，广大不能主宰自己命运妇女的共同特征。读这首诗，我们看到了一位忠实于爱情，勤劳朴素，却又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又不甘于这种命运的传统妇女的形象。
《君难托》写出了封建时代的妇女爱情生活毫无保障，就像朝开暮谢的槿花那样，随时会遭到摧折，反映了妇女深受迫害和凌辱的同时，对那些负心汉表示了鄙视的态度。全诗从比兴开始，以叙述展开，情意深厚婉曲；同时运用前后对比手法，对照强烈；诗的语言质朴，颇具民歌特色，值得吟味。
诗的起首两句采用传统的比兴手法，以朝开暮坠的槿花来比喻弃妇。她和槿花的命运难道有什么区别吗？用反问来加强语气，实际是作出“毫无区别”的肯定回答。“忆昔”是回忆往事，记得我们刚相识时，都还年轻，相互爱慕，也不知是谁先吐露出爱情，两人的爱情简直是分不出高下的。这种回忆是甜蜜的，少男少女最痴情，那个负心汉在当时确实曾真心爱过她。正因为被他缠绵的情意所感动，她才决心跟随他去，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君难托”的主题，到此交代了“托”的经过，以下再展示“难”。
第一难是“成君家计良辛苦”。婚后当了家庭主妇，要操持好全家的生活实在很辛苦。可以想像得出，上有不太好伺候的公婆，下有爱挑剔生事的叔姑，众口难调，左右为难。第二难是“人事反覆那能知”。人情变化得很厉害，说变就变，翻脸成仇。这里既指说男方的亲属，也是说她的丈夫。前者是说坏话，进谗言的人，后者是听信谗言而变心的人。“谗言入耳须臾离”既是对进谗者的谴责，也是对轻易听信谗言的丈夫的怨恨。“须臾离”形容丈夫离弃她的突然，事起仓促，顷刻之间便把自己抛弃，她毫无思想准备，婚变之后，她成了受害人。对这一遭遇，女主人公有什么想法?“嫁时罗衣羞更著 ，如今始悟君难托。”一个妇女被丈夫休弃总是一件让人感到羞愧的事，哪怕她毫无过错，但要重新穿上娘家带来的出嫁服装回去，真是脸上无光。此时此刻她才醒悟到她把终身托错了人，这个负心汉是多么靠不住啊!全诗至此，应当说是叙事已毕，主题已出，意境已尽，可以结束了。但作者再加两句表白来作结尾:“君难托，妾亦不忘旧时约。”尽管明白了“君难托”，但那段痴情，那种忠于爱情的品性仍不改变，因为我仍然不能忘掉从前发过的爱情誓约，我还是信守旧时之约，忠诚如初。女主人公的人品与性格被突出了，她的高尚情操更反衬出那负心汉的可耻卑劣，而那种被遗弃的痛苦和怨恨之情也就表现得格外的强烈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谗言入耳须臾离”一句可作为双关语来解读，暗示君臣之间难以相处。末两句真实地表现出女子被休后的留恋之情。古时被罢贬的忠臣亦如此。“君难托”还可能含有“伴君如伴虎”的思想，君王一朝变心，为臣的便再无立身之地了。结句又表现心情上的矛盾，还抱有尽管男子薄情，自己仍然盼着破镜重圆的幻想。由此可见，如果把这首诗作为王安石对宋神宗的怨望来读也未尝不可，但这种怨望并不是一般的消极哀怨，而是我行我素、矢志不渝的表白。
此诗以极其精练的手法，高度浓缩了战争的悲剧性。前两句叙述了发生在桑乾河北的夜战情况；后两句叙述远在家乡的亲人，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死于战争，依然来信寄物，烘托出浓烈的悲剧气氛。全诗话句精练、构思巧妙、境界悲壮、意蕴深沉，委婉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谴责和对士兵及其家属的同情。
“夜战桑乾北，秦兵半不归。”前两句仅用十个字描写了发生在桑乾河北的夜战。这次夜战的结果，使得半数左右的战士再没有回来。这种情形是战争年代很普通、也很真实的悲剧。此诗仅用纯客观的叙事，真实地反映一场战争。表面看来，作者对此战争未附以感情色彩，但从他描写战争造成的惨重伤亡看，他是十分同情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是不赞成这场战争的。
另外，诗人说的是桑乾河“北”而非“南”。倘若是在河的南岸作战，那主要是防守；如今却打到了河的北岸，那就是主动方了。主动出击而被打败，其责任在于攻方的决策者、指挥者。这便给与了上层统治者无声的批评。由于作者许浑生活在中唐时代，唐朝已日益走下坡路，边塞诗多染上了时代的感伤情绪。此诗基调是凄婉、哀伤的。
唐代诗人写边塞战争，一般习惯于以“汉”代“唐”，但许浑在这里用了“秦”，主要原因是考虑到用“汉”在音律方面犯了“孤平”。从另一方面，将唐王朝比做“暴秦”，或许也折射出对统治者的不满。
“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寒衣。”这两句运用“以一总万”的手法，在成千上万的牺牲者中挑出某一位战士，写在他牺牲的次日早晨有家信寄来，信中告诉他御寒的衣服已经寄出。
上半首简单叙述了一次惨重的边塞战争，下半首说战士的家人来信寄冬衣的事。都不是什么特殊的内容，勾勒得也非常简单平实，但这两个场面紧密地安排在一起却产生了强烈的效果：一夜之隔，顿成阴阳之隔。仅仅差了一个晚上，寄给战士的家信战士再也看不到；信中说缝制的御寒衣服也已寄出，可是再没有人收取它了。此时此刻，阵亡的战士其尸骨抛掷在昨夜的战场，再也不需要寒衣，再也不会感受到亲人的眷念之情了，而家人却仍翘首以待，等待他的回信，等待他报以平安，等待他某一天从战场归来……悲剧效果就这样由于结构安排而产生。犹如电影中的蒙太奇，死亡与等待在同一个时间里交叠，让观者陷入思考，对牺牲者和家属寄予深刻的同情，同时批评残酷的战争。
这首诗诗人不发任何议论，而倾向性却从作者提炼出来的典型事件上自然地流露出来，短小中见深刻。艺术风格显得自然、平淡、质朴。但平淡并不浅露，思想深刻，耐人寻味，又能平中见奇，善作苦语，奇警动人。
这首送陈子华的词，写法特别。“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突如其来地提出一个因北望中原而产生的问题，起势突兀，引人注目。
“记得太行山百事，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接着才指出问题的具体内容：即是该怎样对待沦陷区的义军。问题从南、北宋之际说起，当时的爱国将领宗泽为抗击金军，招抚了义军首领王善、杨进等人，他敢于招抚被人视为“寇盗”的义军，有能力“驾驭”他们，依靠他们壮大抗金的力量，所以宗泽声威大震，军民都敬重他，喊他为宗爷爷。宗泽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正确的立场和措施，在抗敌方面收到了巨大的效果。
作者写这首词时，宗泽逝世已久，但在北方金人统治地区，仍有义军活动。其中红袄军力量最大，首领杨安儿被杀后，余众归附南宋，可惜朝廷不信任他们，把抗金民众武装看成是手上拿的蛇和跨下骑的虎，甩掉又不是，用又不敢用。作者送行的友人陈子华，他曾主张积极招抚中原地区的义军。他出知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在公元一二二七年（宋理宗宝庆三年）四月，当时李全还未叛降蒙古。宋朝如果能够正确团结、运用义军的力量，抗金是大有可为的。所以作者送陈子华赴江北前线的真州时，要他认真地考虑这个关系国家安危存亡的重大问题。这里前二句歌颂宗泽正确对待义军，声威极大；后一句用《魏书。彭城王勰传》的典故，批判昏聩无能的投降派。两种不同的形象，形成鲜明、强烈的对照，笔力遒壮。“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希望陈子华到真州要效法宗泽，使京东路（指今山东一带）的豪杰，欢欣鼓舞，做到谈笑之间，能够收复、安定齐鲁北方失地。既是勉友，更抒发自己延纳俊杰、收复河山的热切愿望，写得酣畅乐观，富于豪情壮志。
下片情感波澜起伏，一会儿奇峰突兀，一会儿陡转直下，沉郁凝重。“两淮萧瑟惟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面对当时现实：国土沦丧，人烟稀少，狐兔出入；父老长久盼望，然而看不到祖逖那样的志士。笔调跌宕，感情变为悲愤。“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说当时不但丧心麻木、公然卖国的投降派不想念中原，连以名流自命的士大夫们也没有意志去收复失地。笔调和前三句相同，用南宋统治区域的现实去补充前三句，进一步浓化前三句的感情。“算事业须由人做。”指出事在人为，不须颓丧，又转为充满信心的乐观，和上片的思想感情相呼应。单句回斡，陡然而来，戛然而止，这是词中表现豪迈之气的顶点。“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用《梁书·曹景宗传》的典故，嘲笑书生气短，言外之意，也是希望陈子华要振作豪气勇于作为，似自嘲而实是勉励陈子华。“空目送，塞鸿去。”
以写送别作结。全词正面写送别，只有这两句话；又不直接写送人，却言写目送塞鸿并去，仍与北国河山联系在一起。既点题，又围绕全词的中心内容，有余味，有力量。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都是敌视人民的力量，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在这首词中，作者要陈子华正确对待义军，招抚义军，思想是进步的。他的词，发展了辛弃疾词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雄放畅达，继承辛派的爱国主义词风，又有自己的风格。这首词气势磅礴，一气贯之，是名词的显著特色。立意高远，大处落墨，又曲折跌宕，不同于那些一味讲究直率的人。
《田家即事》是一首田园诗。作者以老农一日耕事为中心，分别写三个层次。
首六句为第一层，写不违农时，勤于躬耕。“蒲叶日已长，杏花日已滋”，借眼前景物写季节紧逼，句式类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老农要看此”，造句古拗，不避俚俗，表现耕者的急切心情，与“天时”相应。“饭牛”“ 双驾”都是田家用语，“双”者，我与牛也。第二层四句写耕时所见一幅田乌觅食的特写画面。田乌群合乱噪，嗷嗷待哺，一“啄”一“饥”，极尽饿态形相。春耕刚开始群乌就如此，前一年的灾荒可知。诗人通过“群乌觅食图”形象地展示了一个特殊的背景，深刻地表现了一页悲惨的历史，即使在“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盛唐，穷年凶岁，饥及禽鸟，何况是人。这一惊心动魄之笔，包含比具体画面丰富的意蕴；第三层六句写“我”（老农）的恻隐，“两伤悲”者，伤己悲乌也。“拨食与田乌”，其所拨者不仅是口中食，甚至可能有筐里谷种。空筐暮归，亲戚相诮，足以说明悖于常情常理。而结句“我心终不移”则大有释迦牟尼“割肉啖虎”甘为众生承担苦难的胸怀。中国古代的人道主义大概就在于此。
储光羲这首诗的风神骨貌，在于其写实内容与古拙形式，简练的叙事方式，承继汉乐府，虽入唐调，但已洗去六朝体的浮华、铺阵，在近体诗风行之时，五言古风一体，独树一帜。对于盛唐山水田园诗来说，它不鹜声律文采，在一片“田家乐”“风光美”新潮中，以沉浑的传统唱法倾诉农家真实况味，至少也应该说是为多样化存一范本，给盛唐诗多一种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