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诗人对铜官山留恋的深情。诗说我爱铜官山的娱乐，住上一千年也不想离开，要是尽情跳起舞来，愿把五松山都蹈遍。表现出对铜官山的热爱，使用了夸张手法，兴致豪放。这首诗虽只是短短的五言绝句，但其间诗人思想情感高强度的抒发和艺术夸张手法的大胆使用让人们拍案叫“绝”。
“我爱铜官乐”，诗中首句就开门见山点出全诗主旨。这里诗人直抒胸臆，豪爽坦荡，用侠人直语引出诗人对铜陵深沉爱的情感，夸张之源正在于此。爱铜陵之情，诗人先从眷恋不舍之情写起——“千年未拟还”。“千年”从时间上极度夸张，引出了诗人对铜陵爱的延绵，从时间（数字）的夸张，引出情感的夸张，表现诗人情感的真挚。诗人置酒铜官山，宴饮谈笑，挥动象征壮志的长剑助兴，拂动帘大的衣袖歌舞长啸，使读者羡慕其乐。由宴饮歌舞之乐，诗人又用夸张把情感推向高潮。
三、四两句即言诗人对铜官山欢宴之乐还嫌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爱意，尚须一回舞袖，拂尽秀色可餐的五松山。五松山山秀木荣，山上岗峦泉洞、花草树木，不可能教“舞袖”“拂尽”，这是浪漫色彩行为的空间上的夸张，表现了诗人对铜陵山山水水的深情蜜意。
“拂尽”二字，表现了诗人内心似水柔情。诗中用的两处夸张，方式虽属相同，皆属于扩大夸张，即故意把一般事物往大（多、快、高、长、强……）处说（前者把时间往长处说，后者把空间往大处说），但细加斟酌，二者尚萌不同。前一夸张写得较虚较略，后一夸张写得较详较实，两者从时间、空间的不同角度烘云托月，在造成色彩强烈的艺术境界中，让诗人“我爱铜官乐“感情的积聚爆发。
由此可见，在抒情诗里，夸张能把诗人的情感强烈鲜明地抒发出来。夸张的“失真”和悖理，诗情的真实和感人，二者反映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差异和联系。而正如艺术真实离不开生活真实一样，夸张当然也离不开诗人郁积的深沉强烈的思想感情。无此，夸张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法拨动读者情感共鸣的心弦。李白这首诗中夸张手法的成功就在于有雄厚的思想情感基础作后盾。
这是一首情景交融的抒情诗，着意描写清溪水色的清澈，寄托诗人喜清厌浊的情怀。
“清溪清我心”，诗人一开始就描写了自己的直接感受。李白一生游览过很多名山秀川，独有清溪的水色给他以“清我心”的感受，这就是清溪水色的特异之处。
开篇就赋予客观景物主观化特性。接着，诗人又以衬托手法突出地表现清溪水色的清澈。新安江源出徽州，流入浙江，向来以水清著称。南朝梁沈约就曾写过一首题为《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的诗：“洞彻随深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新安江的水是清澈的，作者用清溪的水与之相比：“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意思是：“新安江，能比得上清溪这样清澈见底吗？”这样，就以新安江水色之清对比衬托出清溪的更清。然后，又运用比喻的手法来正面描写清溪的清澈。诗人以“明镜”比喻清溪，把两岸的群山比作“屏风”。人在岸上行走，鸟在山中穿度，倒影在清溪之中，就如“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这样一幅美丽的倒影，使读者如身入其境。宋代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价说：“《复斋漫录》云：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镜中行。’又云：‘船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沈云卿诗也。……予以云卿之诗，原于王逸少《镜湖》诗所谓‘山阴路上行，如坐镜中游’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亦云：‘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虽有所袭，然语益工也。”最后，诗人又回到自己的主观感受，创造了一个悲切凄凉的清寂境界。诗人离开繁华而混杂的长安，来到这清澈见底的清溪畔，固然感到“清我心”，但对于胸怀济世之心和报国之志的诗人，不免有一种心灵上的孤寂。因此入晚时猩猩的一声声啼叫，在诗人听来，就是在为他自己远游他乡而悲切，流露出诗人内心一种落寞郁闷的情绪。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