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这是李后主的一首残词，可能是一些草稿。写作的时间是春暮，“樱花落尽春将困”跟另一首的“樱桃落尽春归去”意思几乎一模一样，还有“樱桃落尽阶前月”的意境也是大同小异。一般来说高手填词是不喜欢重复的，相同的意象，相同的意境不应该连续的出现。所以这应该是作者填词的草稿，写不满意的就弃之不用，重新再写。这几首词的意境都差不多，所以应该是同一个时期的，只是凋零的一个是樱花，一个是樱桃。
樱花樱桃同是蔷薇科樱属，樱花也结果，但是以花出名，樱桃也开花，但是以果实闻名。樱桃，因莺鸟所含食，故名含桃、莺桃，汉代始称“樱桃”。早在周代，就因它是春天最先成熟的果实，作为祭献给祖宗的佳肴，被送到宗庙里供奉。汉惠帝时，叔孙通建议：“礼，春有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后献果之例遂兴。冬日乍去不远，春寒料峭之际，能将通红透亮、鲜嫩可口的樱桃摆上供案，满透着吉祥温暖的气息。想那君王眼见着有这样如意的礼物送给祖先，心情定是无比欢快，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正所谓“赤墀樱桃枝，隐映银丝笼，千春荐陵寝，永永垂无穷”（杜甫《往在》）。而在供奉之余，自己采摘几把，端详一番，然后小口小口地品味起来，甜甜酸酸，又是一番快活事。
既然是每年都要上供宗庙，每年都乐于品尝，君王们在自家园林里栽植一些樱桃树，也就自然而然了。“御苑含桃树”（明吴国伦《樱桃花》），“紫禁朱樱出上阑”（王维《敕赐百官樱桃》）说的都是皇家樱桃了。樱桃树就在帝王的不远处，它的花发结实，都会轻易映入眼帘，梁宣帝、唐太宗都写有赞赏樱桃的作品。因为樱桃年年献于宗庙的传统，它就和江山社稷息息相关，荣衰与共。
李煜隐居不成，被迫当上国君的时候，南唐已经遭后周侵袭多年，屡战屡败，国势日衰。赵匡胤建立宋朝，陆续吞并一些小国后，加紧了对南唐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李煜满目苍凉，再也不会有唐太宗的心境，写不出“朱颜含远日”、“低枝映美人”那样描写樱桃的欢快作品了。然而他毕竟是一国之主，晓得“含桃荐实”，他必定年年要去奉献樱桃给已故的祖父李昪、父亲李璟。“含桃最说出东吴，香色鲜浓气味殊。”（白居易《吴樱桃》）辖有吴地的南唐的樱桃本是大江南北最茂盛、最有光彩的，然而看着如此晶莹剔透的樱桃，想到风雨飘摇的江山，李煜毫无“永永垂无穷”的信心。他在《破阵子》中说：“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唱别离歌。”在城破受降次日，李煜没有忘记去辞别宗庙，此时此刻，挥泪不尽，最是伤心。再过十天半月，樱桃花就要开了；再过一个多月，樱桃就将累累低垂，他就可以到禁苑中，采摘上新鲜的几十串，送到宗庙里来供养了。然而辞别之日，永无归期。“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和他李煜，都似那飘落的花朵，纷纷霏霏，如雨，如泪，落下尘埃。李煜失魂落魄地沉浸在飘零的樱桃花雨中，这更符合他的心事。故而在他的词里，不见樱桃，但见樱桃花：“樱桃落尽春归去”、“樱花落尽春将困”。
这些作品就算原来是不残缺的，也应该算作是半成品。作者反复斟酌，心里面都感觉不满意，以至于几易其稿，于是就成了今天看到的样子。
该词上片用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词意，咏叹西湖的繁华秀丽，从而过渡到慨叹南宋王朝一百多年妥协屈辱的历史。开头两句从宋仁宗的诗句脱化而来，由杭州在中国东南部的历史地位，引出与杭州紧密相关的西湖的“多佳丽”。大处落笔扣题，很有气势。接着围绕“多佳丽”、“临堤台榭”六句作了具体的描绘。首先以建筑的壮观，游船的美丽，游人的欢歌笑语写人游之乐，展示出一派繁华景象；其次以荷花面积之广，桂花香味之浓，四周群山之青翠来突出湖山景色之美。人为的与自然界的景物相结合和映村，极富地方特色地描绘出西湖的热闹景象和诱人的风光，真是名不虚传的游览胜地。以此为衬笔，引出下文的感慨之辞。虽然优美的湖光山色可供人游赏，使人快乐，感情受到陶冶，却又带来了使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使百年南渡”四句，以“使”字领承上文，从其因果关系中，写出无数英雄豪杰沉溺在这种繁华、“佳丽”的欢乐之中，意志消沉，不图奋进，平生的豪情壮志，早已消磨在享乐之中，最后导致被元人灭亡的悲惨结局。这种倒退的历史现象，该是多么令人沉痛。作者借咏西湖风光，站在政治斗争的高度，总结出一条南宋亡国的历史教训。这激起人们的深思，也表达作者对南宋王朝政治腐败的愤恨。
换头两句由怀古转入伤今。作者面对亡国现实，用“可惜”二字领起，显得心情更为悲痛。接着用反诘语调提出“藉何人雪当年耻”，希望能有人出来扭转乾坤。下文“登临形胜”三句，一方面将上片的怀古与下片的伤今联成一气；另一方面又用“发挥英气”将感伤古今陡然煞住，为后面拓展新的词境留下余地。作者面对西湖奇景忽发奇想，“力士推山”三句便表达他的强烈愿望。过去西湖被称作“销金锅”，达官贵人和地主豪绅在此寻欢作乐，把美丽的西湖搞得乌烟气。因此作者热烈期望能有オ人出来“推山”、“移水”，铲除这块土地上集聚的罪恶，把它改造成农桑之地为群众造福。此用浪漫主义手法，寄希望于力士神和天吴海神能为现实服务，把热烈的追求变成超现实的神力，充分表达作者对高尚理想的向往之情。不仅如此，在结尾三句又遥应“藉何人雪当年耻”再作一设想，将满腔悲愤化为大自然的伟力。还要借钱塘江潮荡涤污浊，用潮水洗尽岳飞的冤屈泪，彻底为岳飞报仇雪耻。表现出他对真正抗金的民族英雄的崇敬，也希望岳飞式的英雄出来报国雪耻；而对那些忘却平生志的“一时豪杰”，又是鲜明的对照和嘲讽。在此，作者爱谁、恨谁，颂扬什么、抨击什么，政治态度是很明朗的，充分体现了他的正义感。以上六句写得气势磅礴，激荡人心，也深刻地揭示了主题，是全词的精华所在。
全词由怀古到伤今，由现实到幻想，层层推进，最后露出精华部分，以幻想点题，用心良苦，立意不凡。
《长相思》为万俟咏写行旅之作，上片点明时序和地点，下片含蓄表达行人的愁思。通篇萧疏冷落，情在言外。这首词全词围绕着词人于秋季雨后登亭的所见所闻，秋季雨后的凄凉孤寂的氛围，烘托出作者的思乡之情。
上片起首两句，写山驿望中所见，兼含旅思。两个短句，从时、空两方面着笔，而想象纵横驰骋，其感情色彩增强而意境加厚。第三句客观写景：“楼外凉蟾一晕生。”这句话写到小楼在月影下独立，月影映衬着小楼，词人将深秋月夜描述犹如画一样。用“蟾”而不用“月”、“兔”字，不仅平仄妥贴，而且因为蟾蜍这种动物喜欢潮湿而体表是冷的，更能表现出“凉”意，“凉”字又暗示了行人触景所生的感情感情。黄蓼园说此句“仍带古今情之意”，可谓善于体会。“晕”是“雨馀”景象，又是风起的征兆，此句近启“雨余秋更清”一句，远兴“几叶秋声”一句。
下片仍是写驿楼上的所见所闻，思乡的客愁表现得更强烈。过片“暮山平”两句，扣住“山驿”的“山”字，描写日暮黄昏时的山中景象。太阳渐渐西沉，暮云合拢。远远望去，群山模糊一片，山中的暝色越来越深了。云空阔而单调，使得整首词读后给人萧瑟之感。大笔地涂抹，景象开阔而沉郁，浓重的暮色有力地烘染着游子的乡愁。“几叶秋声和雁声”，则由视觉而听觉。所见既已如此，所闻更使心惊。风吹叶落，秋声萧瑟，再加上南归大雁的鸣叫，此情此景，真让人难以承受。因而词人不禁呼出“行人不要听”，把深浓的乡思推向高潮。水到渠成，收合自然。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首联二句，直书事始，即从戴安澜将军率所部入缅甸远征抗日写起。两句是因果关系。国难当头，拄危急需栋梁；骁将受命，慷慨即赴疆场。诗人一落笔便将被挽者的高大形象安置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大背景中，凛然正气，遂尔笼罩全篇。“赋采薇”三字，用远征赴敌的古典，精切不移，于叙事则有雍容不迫之气度，于行文则有渊雅流丽之风致。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颔联二句，机律对仗，突出戴安澜将军所辖之第二○○师的军威。上句言其装备之精良，扣住其师为机械化部队的特点。不过，武器虽然很重要，但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还是人，故下句紧接着就强调该师将士之勇猛，笔意十分周至，且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见识甚为高卓。古诗词中例多以虎罴、貔貅之类猛兽来赞颂勇武的军队，本篇却说“勇夺虎罴威”，是翻倍写法，比直接用虎罴来形容悍师劲旅，更其生动。此五字神采飞扬，亦是一篇之警策。“机械”、“虎罴”，各为本句自对，也颇工致。
“浴血东瓜机，驱倭棠吉归。”颈联二句，仍然机律骈偶。辞意是进而叙说第二○○师在缅甸的战争历程。“东瓜”、“棠吉”，以域外战地译名入诗，谓之实录，可称“诗史”。当日参加戴安澜将军追悼会者，很多是第二○○师的将士，挽诗中特别提及他们在缅甸的战斗经历，对他们来说，倍显亲切。这样，挽诗也就收到了很好的政治效果。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尾联二句，收笔回到戴安澜将军本身，哀悼他赍志以殁，缴出挽诗吊唁逝者的主题。一“竟”字写出诗人闻此将星陨落之噩耗后的震惊与痛惜，虚字传神，富有感情色彩。而痛惜之余，思及戴安澜将军是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暨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而献身的，乃觉得他虽死犹荣，重于泰山，故结句赞其壮志无违——壮志无违则问心无愧，将军的英灵可以含笑于九泉了。这里名副其实是卒章显“志”：此“壮志”是戴安澜将军之壮志，又是诗人毛泽东之壮志，更是当日四万万中华儿女之壮志。孔夫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篇）日本侵略者的罪恶的子弹，能够射穿将军的躯体，却不能够毁灭将军的精神。一夫之志尚不可夺，何况四万万众之志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此诗不啻是借歌颂一个戴安澜将军来歌颂整个中华民族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誓与侵略者奋战到底的伟大精神。所吊者国之殇而所彰扬者国之魂，其笔重矣！其旨大矣！
全诗以戴安澜将军率部人缅抗日为题材，以缅南东瓜之战、缅中棠吉之战以及缅北遭遇伏击、不幸牺牲为线索，歌颂了戴安澜将军的抗日伟绩和反侵略的英雄气概。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英勇献身，长歌当哭，英名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