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几经漂泊初寓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山川雄壮奇险,历史古迹层积,初到夔州杜甫一连写下十首绝句歌咏夔州的山川景色和人文景观,合为《夔州哥歌十绝句》。
【其一】
中巴之东巴东山:首句点明夔州的位置并突出一个“山”字。到过夔州的人往往惊叹夔州的莽莽群山。从瞿塘起,下接巫山峡,两岸高山奇峰异岭。特别是瞿塘两崖,有如天开巨门,故称夔门。杜甫描写道:“三峡传何处?双崖壮此门,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猱玃须髯古,蛟龙窟宅尊,羲和冬驭近,愁畏日车翻。”(《瞿塘两崖》)诗中说状如天门的两崖,雄奇绝伦,连给太阳推车的羲和看见了都生怕车子翻了跌落下来。清人张问陶在《瞿塘峡》一诗中写道:“便将万管玲珑笔,难写瞿塘两岸山。”
江水开辟流其间:是说自三峡开辟以来,江水就奔流其间。何时开辟?在遥远的古代,
白帝高为三峡镇(镇,军队重镇):白帝城下临瞿塘天险,有高屋建瓴之势,易守难攻,故为历代军事重镇,如公元221年刘备伐吴,翌年兵败,退守白帝城,吴人不敢西上。
瞿塘险过百牢关:瞿塘峡又名广溪峡。广溪,是广纳众溪的意思。四川境内的水和陕、甘、云、贵的一部分水注入长江,汇总到狭窄的瞿塘峡。这就是杜甫在《长江二首·其一》中写的“众水汇涪万,瞿塘争一门(夔门)”,故瞿塘峡水奔腾万状,如虎啸龙骧,加之峡口巨礁耸立,这就是滟滪。它是长江的“中流砥柱”,巍然而立。因江水湍急,造成回澜千转,惊涛骇浪,所以人称“瞿塘天下险”。(1959年冬,人民政府整治川江航道,采取洞石大爆破的的施工方案,把滟滪消除了。今已成了高峡平湖。)百牢关:《光绪奉节县志》载:“百牢关在县东十五里,魏辛毗云:‘夔州百牢关,兵马不可越。’ ”阎仑舒诗:“百牢关下古夔州。”浦起龙引《唐书》:汉中郡西县(即今陕西勉县)有百牢关;《图经》云:孔明所建,两壁山相对,六十里不断,汉江流其间,乃入金牛益昌路也。杨伦注亦如此。但从杜甫平生经历的地方看,他不曾到过汉中郡西县,也就没有见过那里百牢关的险状;见到夔州的百牢关则是肯定的。诗中的百牢关当是指夔州的百牢关,位置在古夔州城(今下关城)的上边。
【其二】
白帝夔州各异城:夔州古子阳城(今仍称子阳城)下面的下关城是唐时夔州城的所在地,其下偏东南处是白帝城,它和古夔州城地界相连。由于白帝城和夔州城的营建时间相隔五百多年,这两个古城的地界早已淹没,看不出来了,所以诗中指出“各异城”,不是同一个城。
蜀江楚峡混殊名:蜀江的瞿塘峡旧称西陵峡,与荆州的西陵峡名称相同,所以说“混殊名”。
英雄割据非天意,霸王(wàng)并吞在物情:这两句是互文,是说“英雄割据”、“霸王并吞”都不是天意使然,而在于人心归向。这两句概括了古往今来政治上的兴衰成败之理。
【其三】
群雄竟起问前朝:前朝,指隋朝;群雄竟起,是指隋朝末年民变四起。隋炀帝穷兵黩武,穷奢极欲,残害忠良,亲幸佞臣,造成民生无比惨痛,广大人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反抗。如邹平人王薄起兵于齐郡,漳南人窦建德起兵于高鸡泊,俞县人张金称起兵于太原河曲,蓨(tiáo)县人高士达起兵清河;统治者内部也有不少人乘机而起,如杨玄感是隋元老重臣杨素之子,袭爵楚国公,官至柱国将军,负有朝野重望。隋炀帝二征高丽时,特用玄感主持后方运输补给,驻在黎阳(今河南浚县)。这时人心厌战,苦于兵役,一时漕运不济,而君命督逼紧急,玄感愤道:“独夫肆虐,陷身绝域,此天亡之时也!我今帅义兵诛无道如何?”各地响应者十余万人。于是玄感率兵进攻东京洛阳,声势浩大。从公元611年(大业七年)至618年(大业十四年)群雄竟起,天下大乱。
王者无外见今朝:这句是承上句“群雄竟起”,天下大乱,转说帝王任用贤臣,励精图治,视国人如一家而天下大治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曾见于唐朝。
比讶渔阳结怨恨,元听舜日旧箫韶:比(bì),直到,等到。讶,惊讶,惊奇。元,为首的,此指唐玄宗。玄宗前期知人善任,励精图治,贞观之风,一朝复振。他晚年昏庸,于是宫内有杨贵妃的擅宠,宫外有李林甫、杨国忠的用事,因而国事日非,兴大狱,事聚敛,大小官吏贪污腐化,百病全生。终于造成安史之乱。凡此种种,诗人用“元听舜日旧箫韶”一句来概括。箫韶,传说是舜的乐曲,这支乐曲是体现他施行教化之治的完成。这里反用其意,指玄宗在开创盛世之后,认为万事已毕,不理政事,只爱听那支《霓裳羽衣曲》。于是野心家乘隙而入,佞臣安禄山其人狡黠,取得玄宗深信,一身兼领三节度使,拥有精兵二十万,他拜杨贵妃为干娘,自由出入宫廷。直到安禄山从渔阳起兵反叛,玄宗才感到惊讶,如梦初醒,怨恨安禄山口蜜腹剑,大胆妄为。正如白居易所描写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比讶渔阳结怨恨,元听舜日旧箫韶”这两句诗,是对玄宗的指责和讽刺。全首诗则是概括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百多年历史。
【其四】
赤甲白盐俱刺(读qí,是穿的意思)天:赤甲,即赤甲山,位置在瞿塘峡西口的北岸,南基连白帝山,土石皆赤。宋人称西山、西郊和卧龙山,今人称鸡公山。白盐,即白盐山,位置在瞿塘峡中段的北岸,今称桃子山。因页岩遍布,色如白盐故名。这两座山。均高入去霄。所以说:“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的“山”,主要是指赤甲山。在赤甲山下,今称下关城的地方,是古夔州城所在地,人烟稠密,沿山逶迤而上有较多的人家。所以说“闾阎缭绕接山巅。”古时林木茂密,白帝、瞿塘一带枫树很多,杜甫在《秋兴八首·其一》中有“玉树凋伤枫林”之句。夔州曾有“水果之乡”的称号,特别是柑桔,唐时为贡品。所以仰望赤甲、白盐,在复道(房屋间天桥)重楼之间,桔树青青,金果累累,枫叶为醉,有如锦绣。所以说,“枫林桔树丹青合,复道重楼绵绣悬。”
【其五】
瀼东瀼西一万家:夔州人称山间之流水通江者为瀼,瀼东,是指傍唐时夔州城之东入江的一条小河——草堂河的东岸;瀼西是指距草堂河之西十里流入长江的一条小河——梅溪河的西岸。瀼东即东瀼之东,瀼西即西瀼之西。因为东瀼之东是唐时夔州城郊;西瀼之西是来往船只停靠的码头,那里也比较平矿。这两处人烟比较稠密,故曰“瀼东瀼西一万家”。江南江北春冬花:江南指长江南岸,江北指长江北岸。“江南江北春冬花”,是说夔州长江两岸四季花开。
背飞鹤子遗琼蕊,相趁凫雏入蒋牙:这两句是说,白鹤常从茂林香花中飞起,野鸭时时戏逐于江水之中。诗中不说“白鹤”而说“鹤子”,不说“野鸭”而说“凫雏”,不说“蒋草”而说“蒋芽”,这就显示出这些生物在那里生存繁衍、自得其所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其六】
东屯稻畦一百顷:东屯在白帝城东北角,因公孙述曾在此屯田,故称东屯。“东屯稻畦一百顷,”一百顷就是一万亩,但东屯远远没有这么宽的稻田面积,这是一个疑问。谭文兴教授多方研究的结论是:东屯的范围不仅在白帝城东北角,应当是从黄连树(地名)下面的大桥村起,一直到白帝庙东面的沿东瀼水西岸比较平坦的土地。这一大片土地正有一百顷左右宽。所以说“东屯稻畦一百顷。”
北有涧水通青苗:北,指东屯北面。涧水,就是两山之间的流水,就是上坝(地名)上面那一段东瀼水。东屯的稻田可以从东瀼水上游直接引水自流灌溉稻田。所以说,“北有涧水通青苗”。
晴浴狎鸥分处处:由于东瀼水源远流长,流量大,就是晴天流量也不小,鸥鸟到处可以游玩洗濯,所以说:“晴浴狎鸥分处处。”
雨随神女下朝朝:用“神女”这个典故,一是点明东屯距巫山近,二是说当地经常下雨。因为雨水充沛,灌溉东屯稻田的涧水充足。因为雨水充沛,东屯稻田还可以经常得到大量的天花水和两边山上的地面流水灌概。
【其七】
蜀麻吴盐自古通:是说四川和长江下游一带古已有物资交流,不仅指蜀吴两地;商品也非定指麻盐,夔州并不缺盐。杜甫《负薪行》中“死生射利兼盐进”可证。万斛之舟行若风:说明当时已常有巨舟大商来往。
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昼摊钱高浪中:长年,篙师。“三老”船工。这两句是说,船工们在高浪中驾船飞速行驶,放声歌唱;商贾们则只顾在阳光下摊钱赌博。“长歌”,当是一种减轻疲劳、抒胸臆的川江号子。诗中对行船、船工、商贾写得形象生动,语言朴实。
【其八】
这首诗的大意是:回忆当年长安都市上商贾云集,有人张挂山水画出售。我眼前的巫峡曾在画屏上见过,至于画上的楚宫是否在我面对的碧峰里,尚存疑问。
诗中的“巫峡”是指瞿塘峡。杜甫在夔州诗中,常把巫山峡和瞿塘峡统称巫峡。也常把夔州的山称巫山。如“巫山巫峡气萧森”(《秋兴八首·其一》)中的巫山是指夔州的山,巫峡是指瞿塘峡。关于楚宫:杜甫在夔州诗中提到的楚宫是夔州府治所在地的传说中的楚宫。楚宫遗址究竟在何处,尚无一致、准确的说法,所以说“楚宫犹对碧峰疑”。
【其九】
武侯祠堂不可忘:武侯,即三国蜀相诸葛亮。刘备死,亮辅后主刘禅,以丞相封武乡侯,谥为忠武侯。武侯祠堂:供俸诸葛亮的祠堂,在白帝城西数里的关庙沱附近,解放初尚存,改为村初级小学校舍,不久圮废。为什么说诸葛的祠堂不可遗忘呢?因为诸葛亮有卓越的见识和军事才干。他帮助刘备建立蜀汉,刘备死后又辅佐后主刘禅治理国家。他对刘备忠心耿耿,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气节深为杜甫所尊崇。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五》写道:“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空失箫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对诸葛亮的评价极高。
中有松柏参天长:这既是写实又是以松柏之长青喻诸葛之不朽和坚贞;以“参天长”喻诸葛之人品的高洁。
干戈满地客愁破,云日如火炎天凉:为什么“干戈满地客愁破”这种感受呢?因为刘备是明君,诸葛是良臣。诸葛的一生是明良遇合的一生。杜甫虽然生不逢时,但他为诸葛的明良遇合感到欣慰而客愁破。
“云日如火炎天凉”:在葱葱郁郁的林木中,哪怕是盛夏也觉凉快。这是写实。另一方面,在这特定环境——武侯祠里的参天柏松庇荫下,好像诸葛之神对他有所慰藉而感到身心爽适。
【其十】
阆风玄圃与蓬壶,中有高堂天下无:阆风,阆风颠;玄圃,玄圊堂。都是传说中为人仙人所居之处,都在昆仑之顶。蓬壶,即蓬莱,传说为东海三仙山之一。高堂,也作高唐,高唐观。浦起龙《读杜心解》引范成大《吴船录》:“阳台、高唐观在来鹤峰上(来鹤峰在今奉节县城对岸偏西的文峰山上,其形似鹤展翅乘来,)是诗夸美夔州,以为十首结局。‘高唐’句,意不在古迹,特举本地仙灵之境,谓足与蓬阆相抗耳。推崇高唐,即是推崇夔州也。”杜甫有三首诗都写到“高唐”,但“高唐”实际在云梦泽中,杜诗中的“高唐”是据传说而言,所以说“意不在古迹”。
借问夔州压何处,峡门江腹拥城隅:“借问”是假设的问语;“压”本是压住的意思,这里作“坐落”解;“城隅”,本是城楼的意思,这里指夔州城。这两句是说:夔州城坐落在哪里?它坐落在瞿塘峡口长江腹部。
《夔州歌十绝句》在体例、语言和内容方面有如夔州民歌《竹枝词》,但每首末两句都对偶成韵,这是诗人吸取了民歌的营养,又有所创新,是竹枝的别唱。《夔州歌十绝句》对后世颇有影响,它开后来以“竹枝词”为题,专写一个地方的风光和民俗的组诗之先。
徐惠的《长门怨》是一首五言律诗,是为班婕妤这位贤妃秋风团扇的悲苦命运鸣不平的作品。作者细致入微的描述了班婕妤被成帝冷落遗弃后的心理状态,抒发了主人公被弃后无法言说的怨愤之情,这也是封建时代后宫女性对自身被动命运的无奈慨叹。
绵密的典故和意象是徐惠诗作的特点之一。以此诗为例,首句中的“柏梁台”是指代汉武帝抛弃陈阿娇一事,表明女主人公已经落得陈阿娇一般的下场。“昭阳殿”则是汉成帝宠妃赵飞燕的宫殿,这里指代新宠之人的居所。此句中“旧爱”和“新宠”的强烈对比,充满了哀怨。接下来的一句则巧用班婕妤辞辇的典故和她《怨分行》里的团扇意象,写出了女主人公德行高洁却秋绢见弃的悲剧命运。徐惠身为妃嫔,深知当年汉成帝宠爱班氏,邀其同坐一辇之上,是何等地荣耀,而其以“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之言推辞和劝谏,又是何等贤明。正因如此,班婕妤最后“含情泣团扇”的结局,才更加令人扼腕叹息。
题为《长门怨》的诗分一般都是失宠后妃忧伤悲痛的心灵写照,但徐惠则不然。她诗中的女性,不同于以往被动望幸的嫔妃宫人,而是有思想,有感情,要求独立个性和平等人格的女性。她的《长门怨》充满了人的尊严,既“怨”也“怒”。她敢于用“一朝分舞荣,夙昔诗书贱”,大胆的表达自己对皇帝的不满。而一旦失去感情,她有深深的绝望,“颓恩诚已矣,覆水难重荐”一句,写得斩钉截铁,以一种“决绝”态度表达了自己的自尊和傲骨。
徐惠的诗与她的思想是相合的,她看中的是感情。班婕妤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她自己心灵的写照?在她眼里,太宗不是至高无上的君王,更是和自己在感情上处于平等地位的丈夫。她在《长门怨》中表达的愤怒和幽怨,正是基于对感情的失望而产生的反抗情绪。虽然这种反抗意识还很模糊,并且她最终以“不医而卒”为唐太宗作了殉葬,但这种平等的观念和有意识的反抗,在以往的宫怨诗里是从没有过的,这昭示了宫廷题材诗作新变的方向。而徐惠不凡的才华,思想和政治见解,对当时和以后的女性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格律上看,此诗的修辞手法对偶运用得尤其突出。如“旧爱”对“新宠”、“柏梁台”对“昭阳殿”、“守分”对“含情”、“芳辇”对“团扇”,“一朝”对“夙昔”,“分舞荣”对“诗书贱”,“已矣”对“重荐”等,且全诗声韵和谐。这表明徐惠创作中偶对和律化意识的自觉,也体现了初唐宫廷诗的典型特征。
上片先写环境氛围,烘托无奈之心境,秋雨袭来,愁上心头,离别之时,互道珍重。究竟是为谁相思成疾,又是为谁害羞?下片写她对离人的深怀眷念,相思之情未曾断绝,只是想见的心愿难以实现。明月升起,将楼阁四面的珠帘卷起。
人世间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明知道无意义,却不得不去做,明明不愿意,又不得不强颜欢笑去做的事情。
对职业的厌倦,对富贵的藐视,还有对他的仕途的不屑,令纳兰身上别具一番气质,他对轻而易举得到的一切荣华富贵都毫不珍惜,甚至抱着厌恶的心态,他想要抛弃身边的一切,包括他那个富贵的家庭,可是他无法做到,早在他出生的时候,上天就将这些沉重地压在了他的身上,让他无法推卸。
秋风秋雨愁煞人。深秋时分,最是人心苦闷之时,看到万物凋零,一切都要归于沉寂,心内自然是不好受的。纳兰自幼体弱多病,他一直身患寒疾,总是会因为天气变幻无常。而卧病在床。这样的季节,孱弱的身体,无尽的人生,一切都让纳兰感到万念俱灰。“夜雨做成秋。恰上心头”,一想到秋天,首先想到的便是连绵的细雨,还有早早就降临的夜晚,愁绪重回心头。
“教他珍重护风流。”看似对友人道珍重,希望朋友能够在今后的岁月中过得更好,但细读之下,似乎又不是。“端的为谁添病也?更为谁羞?”思念友人,也不至于会思念成疾,如果是思念恋人,那么这位恋人又会是哪位女子,纵观纳兰生平,似乎捕捉不到和这名女子相关的信息。
既然没有踪迹可寻,那便姑且当做是纳兰拟人的一种写法吧。在这首词中,纳兰隐秘的情感得以宣泄,他悄声诉说道:“密意未曾休,密愿难酬。”从未停止过想念,只是这想念无法得以相见,故而遗憾。词人不由追忆往事,回味欢聚的快乐,如梦如真。
明月当空,对夜色叹息,这就是一场虚无的梦幻,“珠帘四卷月当楼”。楼阁上的珠帘卷起,明月照进来,光线黯淡,更加让这思念变得不真实起来,或许“暗忆欢期真似梦,梦也须留”,这一切都只是纳兰在病中,胡思乱想出来的吧,所谓对伊人的思念,也不过是他胡乱所想的。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