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诗题很具吸引力——“暴富”。要理解“暴富”二字和这首诗，就必须从另一首诗说起，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
正如孟郊《秋夕贫居述怀》里“卧冷无远梦，听秋酸别情。高枝低枝风，千叶万叶声”描绘的那样，孟郊是中唐时期一位有名的“苦吟”诗人，并且与中唐的另一位诗人卢仝过从甚密。他在其《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里写到：“贫孟忽不贫，请问孟何如。卢仝归洛船，崔嵬但载书。······书船平安归，喜报乡里阊。我愿拾遗柴，巢经于空虚。”将人生的贫富脱离简单的物质标准，而以拥有万卷诗书作为无限的精神财富，所谓“贫孟忽不贫”指的正是这样一种境界。而王禹偁的《暴富送孙何入史馆》的写作灵感正是直接取材于该诗，正是按照这种以书籍所代表的精神财富为衡量标准，王禹偁将即将进入史馆供职的孙何戏称为“暴富”一族。
开首的“孟郊尝贫苦，忽吟不贫句。为喜玉川子，书船归洛浦。”正是直接点明了“暴富”所化用的孟郊《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一诗，玉川子即卢仝。孙何也是个爱书之人，进入史馆供职，虽然只是个闲职，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但对于他来说，史馆的职位就意味着可以阅览到皇家珍藏的各类书籍，可以见到许多难得一见的珍本，对于“所乐在稽古”的孙何而言，这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因而称之为“暴富”，除了朋友之间开玩笑之外，也真切地道出了读书人对于精神财富的渴望与珍视。
孙何“淳化三年举进士，开封府、礼部俱首荐，及第，又得甲科。”（见《宋史》）宋代进士及第之后便授予官职，因而他很快便被召入直史馆，并且赐绯衣以示恩宠。但是对于“嗜古”的读书人来说，而进入史馆之后，便能够在皇家图书馆中一睹这些上古典籍的真颜，这才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能够一夜之间‘饫身入三馆，烂目阅四库”，这才是“暴富”之人的享受。
孙何自幼读书勤勉，天资聪颖，王禹偁和孙何关系甚好，因而彼此之间可以用这种玩笑彼此戏谑，但作为身经官场的前辈，对于刚刚步人仕途的晚辈仍然不忘告诫他“暴富亦须防，文高被人妒”，也在玩笑之余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王禹偁的一片爱才之心。
全词用赋的铺张扬厉之笔法极力铺叙京城清明时节的节序风光，粉饰出一片虚假的太平繁荣景象。词分上、中、下三片，上片写宫苑中的春景，由内及外；中片写郊外之游，具体描写莺歌燕舞、各色人物游冶欢乐的情形；下片写贵族宅院中的喜庆景象。
上片写春到京城，将优美的春景，归结为“朝野多欢”、“箫鼓”盈衢的“太平气象”。“见梨花初带夜月，海棠半含朝雨。”首二句写景，收入了梨花、海棠、夜月、朝雨这一系列意象，色彩清丽，并未沾染上多少宫廷的富贵气息。“内苑春”四句写春意由皇宫内苑延向民间，渲染出一片春意融融的景象。“东风静”四句，描写东风拂柳的春日景象和皇宫楼阙的巍峨，烘托出帝王之家的祥和与高贵。东风和煦闲静，细柳静静地垂拂着金黄色的柳丝，远远望去，皇宫楼阙金碧辉煌，朦朦缥缈，却非烟非雾。“好时代”四句全是颂扬之词，粉饰出一片虚假的太平景象。
中片写市井之繁华热闹。流莺宛转，燕子去来，近水台榭映秋千，成双游女戏斗草。卖场携酒，踏青祭扫，游人往返不绝，犹有留情于“夭桃朱户”人家者。仍归结为贵族子弟纵马豪饮的游冶逸兴。“乍莺儿百啭断续，燕子飞来飞去。”这二句写莺歌燕舞，既是对景物的描绘，也象征着太平盛世的祥和安宁。“近绿水”四句描写了荡秋千和斗百草两种游戏场面，姑娘们的嬉耍在无形之中为春天增添了不少美色。“饧香更”四句描写了踏青路上的热闹景象，暗示了这也正是青年男女们恋爱的季节。“向晚骤、宝马雕鞍，醉襟惹、乱花飞絮。”中片歇拍二句描写了富贵子弟的狂饮醉归，暗衬出一派醉生梦死的承平景象。
下片借寒食清明习俗禁火，宫中以蜡烛分赐近臣，及弛禁开门，住宣休务等事，写皇上降恩，与百僚同乐，以此颂圣。“正轻寒轻暖漏永，半阴半晴云暮。”这二句交待了天气和节候特征，暗示天下风调雨顺，人心舒畅。“禁火天”描写了民间“试新妆”的喜气，呈现出一派万象更新的可喜气象。“清明看”四句，描写了宫廷传蜡烛“燃薪火”的盛况，进一步渲染了万象更新的盛世气象。“敛兵卫”四句描写了节日里皇宫朝廷的安宁气象，“敛兵卫”而洞开宫廷大门，具体印证了前面的“太平”；“又还休务”则是对“朝野多欢”的一个总的收束。全词也在这样一片太平祥和的氛围中戛然而止。
统观全篇，是一种竭力罗列铺陈的赋体写法。比之于出自真情实感的抒情词作来，其文与价值或要逊色得多，但就当时文学现象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诗词体式“应制体”来看，也还是写得比较成功的，故得到一些评词者的赞许。全词铺叙勾勒，脉络清晰，层次分明，处处照应；语言雅洁富丽，修饰精工自然，既具音律美，又具意境美。
诗作前部分叙写古人事迹，以之为衬托表明自己坚决辞职隐居的意志与行为。诗作后部分写自己返家行程中的景象及感想。诗中抒发了去官还家、获得解脱的愉悦心情。诗中写景不多，却极为清丽动人。
一至十句自述隐居丘园之志。
先对几位古人加以评价：西汉的彭宣、薛广德、贡禹虽有高名，但只能说是优于贪婪奔竞之徒，还说不上是懂得养生缮性。彭宣和薛广德，班固《汉书》对他们评价颇高，称其“近于知耻”（《汉书·叙传》）；谢灵运却说他们“裁知耻”而已，并不十分推崇。贡禹曾为河南县令，因受上司责备，便辞官而去。后又出仕，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以年迈求退，为皇帝所挽留，进为御史大夫。诗人认为他并未能遗弃荣华富贵。评论古人只是陪衬，目的是表明自己的志向不仅是不贪竞而已，而且要做到“达生”。《庄子》有《达生》篇，说“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认为人之性分有定，不可勉强致力于性分之外的事。
篇中又说欲存生养性，莫如弃世而无所牵累。诗人正以此种思想作为隐退的精神支柱。其具体的打算，则是“庐园当栖岩，卑位代躬耕”。《山居赋》云：“古巢居穴处曰岩栖，传说古代隐士也有过此种原始生活者。但诗人毕竟做不到这样，故有所变通，以田园当作岩栖。他也不能真的耕稼自给，故欲学习古代一些达士的做法，安于卑位，以薄俸为生生之资。他说自己拙于仕宦，讷于言辞，故欲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不过以往行迹尚未能与此种生活理想相一致。这可说是诗人对往昔生活的一个总结。
十一至二十句写去职。
先举周任、司马相如、尚子、邴生以自比。诗人说自己在种种方面都类似于上举那些淡泊明志的古人。自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至景平元年（423年），实得十八年，说“二十载”是约略言之。二十年来做违心的事，心情是悒郁的；而今终于摆脱了送往迎来等等俗务，其快意可知。
二十一句至三十二句写初去郡途中的所见所感。
“理棹”以下四句写其水陆行程。为早日还家，乃疾速行舟。遄、鹜二字表现出心情之急迫。“理棹”二句已兼写水陆，“溯溪”二句又写水涉山行，但不觉累赘，因读者可由此充分想象其行进的画面，感受到行程的漫长辛苦。“野旷”二句是写景名句，景中其实有情。清旷无际的风景正与诗人心境相应。久被絷牵，一朝脱去，自感到无限的开朗、轻快，故触目皆成佳趣。
“憩石”二句写山林小憩情景，暗用《楚辞》典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又《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熟悉典故的读者可于言外获得一种清幽芳洁之感。“理棹”四句写疾速前行，途程漫漫，“野旷”四句写赏玩风物，途中小憩，形成情绪和内在节奏的对比；而其心情之急迫与愉悦，都得到了表现。由愉悦的心情、悠然的意绪，进而引发出一番情理相融的议论：高尚之志战胜了富贵之欲，胸襟旷然，则臞者可肥；以止水为鉴，则流荡不返者将归于宁静清明。（二句用《韩非子·喻老》和《庄子·德充符》典故）心灵获得了自由宁静，则即使处于纷乱奔竞之世，也等于是归真返璞，回到了伏羲、唐尧时代，可以无拘无束、怡然自得了。传说尧时百姓无事，有老者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诗人用此典故，似有“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韩愈《山石》）之慨，且使人隐约感到他与当权者关系之不和谐。
谢灵运去郡之志是坚定的。当时其堂弟谢晦等人都写信劝他不要离职，他执意不从。不过他并非一贯恬退之人。《宋书》本传说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其出为永嘉太守，正是与当权者矛盾的结果。他之去郡，乃是一种不合作态度的表现。明乎此，对于此诗的理解便可更深入一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