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时辛弃疾四十岁，南归至此已有十七年之久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作者满以为扶危救亡的壮志能得施展，收复失地的策略将被采纳。然而，事与愿违。不仅如此，作者反而因此遭致排挤打击，不得重用，接连四年，改官六次。这次，他由湖北转运副使调官湖南。这一调转，并非奔赴 他日夜向往的国防前线，而是照样去担任主管钱粮的小官。现实与他恢复失地的志愿相去愈来愈遥远了。行前，同僚王正之在山亭摆下酒席为他送别，作者见景生情，借这首词抒写了他长期积郁于胸的苦闷之情。
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失宠女人的苦闷，实际上却抒发了作者对国事的忧虑和屡遭排挤打击的沉重心情。词中对南宋小朝廷的昏庸腐朽，对投降派的得意猖獗表示强烈不满。
上片写惜春、怨春、留春的复杂情感。词以“更能消”三字起笔，在读者心头提出了“春事将阑”，还能经受得起几番风雨摧残这样一个大问题。表面上，"更能消"一句是就春天而发，实际上却是就南宋的政治形势而言的。本来，宋室南渡以后，曾多次出现过有利于爱国抗金、恢复中原的大好形势，但是，由于朝廷的昏庸腐败，投降派的猖狂破坏，使抗战派失意受压，结果抗金的大好时机白白丧失了。这中间虽有几次北伐，结果均以签订屈膝投降的“和”而告终。北伐的失败，反过来又成为投降派贩卖妥协投降路线的口实。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匆匆春又归去”，就是这一形势的形象化写照，抗金复国的大好春天已经化为乌有了。这是第一层。但是，作者是怎样留恋着这大好春光呵！“惜春长怕花开早”。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何况落红无数！”这两句一起一落，表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落红”，就是落花，是春天逝去的象征。同时，它又象征着南宋国事衰微，也寄寓了作者光阴虚掷，事业无成的感叹。这是第二层。面对春天的消失，作者并未束手无策。相反，出于爱国的义愤，他大声疾呼：“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这一句，实际是向南宋王朝提出忠告，它形象地说明：只有坚持抗金复国才是唯一出路，否则连退路也没了。这两句用的是拟人化手法，明知春天的归去是无可挽回的大自然的规律，但却强行挽留。词里，表面上写的是“惜春”，实际上却反映了作者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急切心情，反映了作者对投降派的憎恨。这是第三层。从“怨春不语”到上片结尾是第四层。尽管作者发出强烈的呼唤与严重的警告，但“春”，却不予回答。春色难留，势在必然；但春光无语，却出人意外。所以难免要产生强烈的“怨”恨。然而怨恨又有何用！在无可奈何之际，词人又怎能不羡慕"画檐蛛网"？即使能象"蛛网"那样留下一点点象征春天的“飞絮”，也是心灵中莫大的慰藉了。这四句把“惜春”、“留春”、“怨春”等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以小小的“飞絮”作结。上片四层之中，层层有起伏，层层有波澜，层层有顿挫，巧妙地体现出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
下片借陈阿娇的故事，写爱国深情无处倾吐的苦闷。这一片可分三个层次，表现三个不同的内容。从“长门事”至“脉脉此情谁诉”是第一层。这是词中的重点。作者以陈皇后长门失宠自比，揭示自己虽忠而见疑，屡遭谗毁，不得重用和壮志难酬的不幸遭遇。“君莫舞”三句是第二层，作者以杨玉环、赵飞燕的悲剧结局比喻当权误国、暂时得志的奸佞小人，向投降派提出警告“闲愁最苦”至篇终是第三层，以烟柳斜阳的凄迷景象，象征南宋王朝昏庸腐朽、日落西山、岌岌可危的现实。
这首词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一是通过比兴手法，创造象征性的形象来表现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时局的关切。拟人化的手法与典故的运用也都恰到好处。第二是继承屈原《离骚》的优良传统，用男女之情来反映现实的政治斗争。第三是缠绵曲折，沉郁顿挫，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词风。表面看，这首词写得“婉约”，实际上却极哀怨，极沉痛，写得沉郁悲壮，曲折尽致。
此曲辛辣嘲讽元朝末年世风混浊、官场黑暗，可谓入木三分。作者揭露金钱在主宰着人，锈蚀着人的良心，世道像一盆面糊，是非不分善恶不辨，即便纯洁的人掉进这盆里也必然同流合污。作文章的不过为了谋取钱财，有钱财的人并不把文章放眼里；守规矩的人家为了挣钱，竟让女儿卖身；清廉的官吏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只得装糊涂，因为在官场上越是糊涂越能坐稳自己的交椅。作者一会儿巧用比喻，一会儿直面抨击，或冷嘲，或热讽，就像针灸的高手，针针扎到元王朝吏治昏黑、社会良心泯灭、公道无存的要害上。这说明身处下僚的张可久对社会弊端持有清醒的认识，对现实强烈不满。
元散曲中的愤世、警世之作，白眼向人，不仅感情激切犀利，在语言上也往往表现出冷峻、峭严的倾向。本篇就是具有这种语言风格的名作。
前两句属同一个意思，即是说世风嫌贫爱富。一个意思分作两句说，与其说是强调，毋宁说是宣泄。诗体也有嘲骂之作，却难以脱开“温柔敦厚”的传统影响。而元曲显然不存在这样的限制，在发泄感情上自有无形的优势。
三、四两句是对“见钱亲”的财迷心窍者贪婪攫财的形象描绘。这里的“水晶环”并不表示环质的清白纯净，而是取“环”之圆、取“水晶”之滑，而满足“才沾黏便滚”的条件。“才”字、“便”字，说明了贪取的急不可耐；而“沾黏”与“滚”，又生动地表现了多多益善的聚敛形象。元杂剧中有常见的上场诗：“县官清如水，令史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也是在不动声色的前提下转出意想不到的结果。两者均从“面糊”生发，足见元人趣语的生活化特色。
“文章”等三句鼎足对，围绕社会的拜金主义，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发挥。“文章”句是说文章本身不值钱，至多只能用来糊糊钱囤子，即只配作为金钱的仆妾。古人有“文章覆瓿”的成语，出自刘歆对扬雄《太玄》的评价：“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意谓被后人仅仅用来覆盖酱罐。作者这里许是受了“覆瓿”的启发，但“糊了盛钱囤”的含义更觉丰富。“门庭”句是说为了金钱可以不惜自败家声，甚而改门庭为妓院也在所不辞，一个“改”字，含有人心不古的感慨。而“清廉”句则针对官场而发，清廉本当是为官的本分，可当今的官场不仅不需要它充作幌子，而且索性将它塞到钱褡子里去了。这三句将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社会腐败情状描绘得入木三分，是对起首两句断语的生动诠释。
“葫芦提倒稳”一语双关。“葫芦提”是元人指称糊涂的习语，如马致远《夜行船·秋思》：“葫芦提一向装呆。”“语译”即作此解。而它在此处又似可解作提着酒葫芦，与作者在《齐天乐过红衫儿·道情》中的“酒葫芦，醉模糊，也有安排我处”同意。诗人挽澜无方，回天乏术，只能借酒图醉装呆，反倒觉得稳便。这是激愤的反语，却也加重了全曲峻冷的韵味。
这支小令用了多组比喻，而比喻全取市井化的俗语，尖新严冷，带有一种散曲特有的“蒜酪味”。作者向以清词雅语为宗，本曲却一反故常，反映了散曲风格为内容服务的创作规律。
此词咏怀一段失败的感情经历，也可以说是感情失败后的回思和反省。联系到柳永的生平经历，词的主人公应为他自己和他的妻子。
词的上片写词人与妻子发生矛盾的过程。“如花貌”，写妻子的美貌，看来词人的妻子是位非常漂亮的女子。“当来便约，永结同心偕老”，这是当初见面定情的誓言，两人曾约定，要永结同心，白头偕老。接下来，词写词人的重情，妻子“为妙年”，“俊格聪明”，柳永对她“偕方怜爱”。词写到这里，柳永夫妻之间的恩爱生活便写完了，这本是神仙眷侣般的生活，然而却藏有隐患。词以“何期”来转笔，写妻子心性浅薄，不重誓约。妻子“心性近”，这里却用了“养成”一词，也就是说妻子的这种心性是婚后养成的，这说明柳永在责怪妻子的同时也在责怪自己，因为自己的“偕方怜爱”，才导致妻子的“心性近”。尽管如此，两人的矛盾似乎已不可调和，“渐作分飞计料”，已经有了分手的打算了。
词的下片写词人与妻子分开之后，渐渐感觉后悔。“稍觉因情难供”二句接上片写其发生矛盾之后的心态，词人因为爱情难以维持而急恼。然而接下来，“争克罢同欢笑”词笔一转，以反问的语气说自己怎能忘记之前一起有过的欢笑，这段感情自己虽然使自己急恼却是难以中止。“已是断弦尤续”二句又进一步，以“断弦”和“覆水”两句俗语写两人的爱情已无法挽回。如此反复，生动地写出了词人心理的曲折心路。“常向人前诵谈”二句转而写妻子，妻子常常向别人述说两人曾经的往事，又时常寄信过来。两人似乎都有悔意，所谓打不散的夫妻，于此可见一斑。“漫悔懊”二句又折回来，思索这段感情究竟因何步入了这般不可收拾的地步。
整首词一步一进，一步一转，在记写这段爱情经历的同时，又抒发着内心的惋惜与自责。这样一首词，虽没偕大意义，也算不上什么好词，但写的真实、自然，平常人的情感，平民化的内容，世俗化的语言，富有生活气息。
诗题《秋夕读书幽兴，献兵部李侍郎》表现了诗人于秋夕读书之时产生的微妙感觉。“夕”是个值得玩味的词。“夕”表示时间，指的是夜晚，如“除夕”是指大年三十晚上。杜牧《秋夕》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也是指夜里看星星。这首诗中和读书相关联的是“览卷试穿邻舍壁，明灯何惜借馀光”，这两句诗用了匡衡凿壁引光的典故，自然这也是夜晚。也有人认为“明灯何惜借馀光”是用了“余光”的典故。《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贫人女曰：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烛光幸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也有一定道理。但匡衡凿壁便有“借光”的意思了，后句是申明前句之意，而不必叠床架屋，再用一个典故了。
审视岑参此诗的意思，其“幽兴”便是由读书借光联想到升迁靠关系了。诗人先写自己“四十”始“为郎”有自伤身世之感。接着一句“雨滋苔藓侵阶绿，秋始梧桐覆井黄”，使他悟到，没有外力的作用，没有他人的提携，要想使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走“干谒”这条道路了。干谒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求官方式，就连岑参的好友“诗圣”杜甫也曾经上诗权贵，献赋天子，“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那么向何人献诗进行干谒呢？岑参想到的是李进。“惊蝉也解求高树，旅雁还应厌后行”明白地表达了自己欲选调之意。据研究资料，岑参与李进有一年时间同时在雍王府供职，虽然一个是品低职轻的文官，一个则是品高职重的武官。但是，李进虽为宗室，官大品高，然他“好从当时贤士游”，且好“赒人之急”，何况岑参亦非等闲之辈，其“识度清运，议论雅正，佳名早应，时辈所仰”（杜甫、裴荐《为补遗荐岑参状》），因而同府供事，彼此慕名结识、相为友善，已是自然之事了。于是，岑参于秋夕读书之时，生幽思之兴，发慨叹之辞，遂成佳句以献之。这里才婉转地点出了由读书而产生的“幽兴”。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