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愁切。何年彻。不归也合分明说。长安道。箫声闹。去时骢马，谁家系了。
空愁切。何年彻。不归也合分明说。长安道。箫声闹。去时骢马，谁家系了。
此诗脉络清晰，递进有序，《诗经传说汇纂》引朱公迁所谓“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讽之，四章直责之”，将其篇章结构说得清清楚楚。
诗一开头，借物起兴，既交代了地点和季节，也写了等待救援时间之长。黎臣迫切渴望救援，常常登上旄丘，翘首等待援兵，但时序变迁，援兵迟迟不至，不免暗自奇怪。不过由于要借卫国救援收复祖国，心存奢望故而尚未产生怨恨之意。
第二章紧承上章“何多日兮”而来，用宽笔稍加顿挫，“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黎臣设身处地地去考虑卫国出兵缓慢的原因：或者是等待盟军一同前往，或者是有其他缘故，暂时不能发兵；用赋法代为解说，曲尽人情。
第三章“狐裘蒙戎”一句紧扣上两章，说明自己客居已久而“匪车不东”。黎臣已经有所觉悟，“我有亡国之状，而彼无悯恤之意，我有恢复之念，而彼无拯救之心”（《诗经传说汇纂》引邹泉语），知道卫国无意救援，并非是在等盟军，或者有其他缘故。因幻想破灭，救援无望，故稍加讽谕。
第四章用赋法着意对比，黎臣丧亡流离，衣衫破弊，寄居他国，凄凉萧索，而卫国群臣非但毫无同情心，而且袖手旁观，趾高气扬。诗人有些出离愤怒了，他批评卫国群臣装聋作哑，见死不救。诗人通过双方服饰、神情、心态的比较，黎臣彻底痛悟，不禁深感心寒，于是便直斥卫国君臣。
此诗作者虽然寄人篱下，但诗意从委婉地询问的口气到直指卫国统治者不同心同德的嘴脸，写得很有骨气。
唐代东北边塞营州，原野丛林，水草丰盛，各族杂居，牧猎为生，习尚崇武，风俗犷放。高适这首绝句有似风情速写，富有边塞生活情趣。
从中原的文化观念看，穿着毛茸茸的狐皮袍子在城镇附近的原野上打猎，似乎简直是粗野的儿戏，而在营州，这些却是日常生活，反映了地方风尚。生活在这里的汉、胡各族少年，自幼熏陶于牧猎骑射之风，养就了好酒豪饮的习惯，练成了驭马驰骋的本领。即使是边塞城镇的少年，也浸沉于这样的习尚，培育了这样的性情，不禁要在城镇附近就犷放地打起猎来。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似属儿戏的城下打猎活动的特殊现象，看到了边塞少年神往原野的天真可爱的心灵，粗犷豪放的性情，勇敢崇武的精神，感到新鲜，令人兴奋，十分欣赏。诗中少年形象生动鲜明。“狐裘蒙茸”，见其可爱之态：“千钟不醉”，见其豪放之性：“十岁骑马”，见其勇悍之状。这一切又都展示了典型的边塞生活。
这首绝句的艺术特点是构思上即兴寄情，直抒胸臆；表现上白描直抒，笔墨粗放。诗人仿佛一下子就被那城下少年打猎活动吸引住，好像出口成章地赞扬他们生龙活虎的行为和性格，一气呵成，不假思索。它的细节描写如实而有夸张，少年性格典型而有特点。诗人善于抓住生活现象的本质和特征，并能准确而简炼地表现出来，洋溢着生活气息和浓郁的边塞情调。在唐人边塞诗中，这样热情赞美各族人民生活习尚的作品，实在不多，因而这首绝句显得可贵。
全诗大体可分为三层，开头六句叙述离长安西行情景；中间十六句叙述路遇宇文判官情景，最后八句叙述夜宿陇山情景。
诗的开头从离京西上军起。一开始就写浑骑的飞奔。“一驿过一驿”写路程的遥远，也透露着行进的迅速；“驿骑如星流”，写行进的迅速，包包含着路程的遥远。“如星流”这一比喻把飞驰的驿骑写得很形象。接着用“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对路程的遥远和行进的急切加以补充。以上四句从奔赴边关的急切方面写。以下两句则从奔赴边关的悲愁方面写：“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写抵达陇山及产生的感受。关于陇水，《陇头歌辞》说：“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诗人途经陇山，自然要产生古今相通的行役之情和思乡之感。如诗人在《经陇头分水》中写到的：“陇水何年有，潺潺道路傍，东西流不歇，曾断几人肠”。这正是“愁”的内容。以上点出题目“初过陇山”，写总的感受，以急迫而悲慨的情调引起全诗。
以下十六句写途中遇字文判官及双方交谈所得边地情景。诗中先以“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来勾划出一个餐风宿露、鞍马风尘的骑者形像，为“谁家子”的出现蓄势；紧接着又用“西来谁家子”一向来强调，然后以“自道新封侯”来点明骑者的身份与心理。“沙尘”、“雾露”两句可见旅途之艰辛，而“自道”一句却又见骑者的兴奋与自豪，在上层“呜咽令人愁”的基础上，格调为之一转。“前月发安西”以下八句是骑者即字文判官叙述沿途情景。先以四句写路途的遥远，又以两句写天气的恶劣，再以两句写道路的坎坷艰难，从各个方面极写“塞垣苦”，描绘极为真切。边塞如此艰辛而逼出的却是极高昂的情调：“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这就直接揭示出骑者的内心世界，以身许国，公而忘私。这样，上面对边塞苦寒的极力铺写，就成为了突出骑者的必要铺垫。建安诗人曹植曾在《白马篇》中描写了一个“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哪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赴边战士的形象。在两诗的比较中可以看到，这种以身报国的爱国精神，是古今相遇的。这些诗句，为“西来”的骑者所“自道”，是戍边将土坦率真诚的表白，也是诗人对他们的赞许，其中也表现了诗人的胸襟。
诗的最后八句又收笔写陇山夜景和诗人心境。诗人以“山口月”写所见，以“溪流与松风”写所闻，构成苍凉荒寒的陇山夜景，用它来牵动、来烘托诗人的“离忧”。“别家赖归梦，山塞多高忧”承上两句夜景写愁怀，诗的情调为之一抑，真切传达出远离家乡的诗人的情怀，而最后两句：“与子且携手，不愁前路修”，情调顿时一扬，扣应题目“呈”字，以昂扬情调结束全诗。
全诗写初过陇山途中情景，时而有急促的行进，时而有深沉的乡思，时而有边塞的艰辛，时而有昂扬的斗志，使诗的情调如波浪汹涌，充分表达了初赴边塞的诗人复杂的情怀；而以“呜咽令人愁”开头，以“不愁前路修”结束，说明“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这种慷慨昂扬的格调乃是作品的主旋律。由于有深刻的切身体验，诗中写景写事写情都极为真切，生动地展现了当时戍边将士的生活图景和精神世界。
本诗的艺术特点主要是采用借喻等手法，形象地揭示出写诗的目的，蕴意丰富，很有吸引力。诗词语言精练，比喻恰当，想象丰富，寓意深刻。
首联这两句诗，借用神话小说的内容，写白骨精的生成。用这一生动而形象的比喻，科学地概括了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规律。“一从”和“便有”两个词相呼应，强调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自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兴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雷霆之后，就产生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势力，这些就像从一堆腐朽的白骨中化生出妖精来兴风作浪一样。
这两句诗是针对郭沫若诗中“千刀当剐唐僧肉”说的。“僧”，指剧中的唐僧。他错误地惩罚了斩妖除魔的孙大圣，三度放过了白骨精。但他只是属于辨不清敌友，误把变化成人样的白骨精当做朋友，受了欺骗和蒙蔽，而不是与白骨精同谋陷害孙大圣的。同时，唐僧自己也是受害者。诗人一个“愚”字，便简练地点出了这一点。僧与妖一作“犹可”，一作“必成”，十分准确地点明他们应持的本质，以及我们对他们的不同态度。
戏中的白骨精尽管是那样诡计多端，但终究逃脱不了“齐天大圣”的“火眼金睛”，最后的下场只能是被“金箍棒”打得粉身碎骨，其所制造的千里妖雾尘埃被扫灭，而使太空得到了澄清。很显然，是借此比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也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气焰嚣张，制造什么千里尘、万里埃，但到头来只能像白骨精那样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与开头相呼应，运用借喻的修辞方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所以再一次受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就是因为世界上又出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他们又兴妖作怪起来了，人民希望真正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再一次把妖雾澄清，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前进。“今日”、“又重来”这些字眼的运用，巧妙地和首联相呼应，再一次深刻地揭示出当前这场斗争，实质上是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和势力之间的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
这首诗同郭沫若的原诗都是通过比喻来说明道理的。即使不加注释，在了解当时形势的情况下人们也可以看出诗中说的道理。这同全诗形成了一个比喻系统有关。因为这个比喻系统中作为喻体的人物与相关情节为人们所熟知，诗人巧妙地利用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中的人物、情节言事，所以显得既含蓄又明显。当然，这当中也有诗人在原故事情节基础上的想象拓展，如以“风雷”喻共产主义运动，以“玉宇”喻全世界等，但又与传统的比喻习惯相合，故显得自然贴切，不待解释，即可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