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作于公元一一九〇年(绍熙元年庚戌)八月十七日夜。篆冈,是辛弃疾在上饶的带湖别墅中的一个地名。小酌,便宴。此词就是在这次吟赏秋月的便宴上即兴写成的。
上片写带湖秋夜的幽美景色,见出秋色之可爱,说明古人悲愁没有多少理由。“夜月楼台,秋香院宇”二句对起,以工整清丽的句式描绘出迷人的夜景:在清凉幽静的篆冈,秋月映照着树木荫蔽的楼台,秋花在庭院里散发着扑鼻的幽香。第三句“笑吟吟地人来去”,转写景中之人,十分浑然一体。这七字除了一个名词“人”之外,全用动词与副词,衬以一个结构助词“地”,使得人物动态活灵活现,欢乐之状跃然纸上。秋景是如此令词人和他的宾客们赏心悦目,他不禁要想,为什么自古以来总有些人,一到秋天就悲悲戚戚呢?当年宋玉大发悲秋之情,究竟为了什么?
上片末二句:“是谁秋到便凄凉?当年宋玉悲如许”,用设问的方式否定了一般文人见秋即悲的孱弱之情。宋玉的名作《九辩》中颇多悲秋的句子,如“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等等。辛弃疾这两句,对此加以否定。应该说,当年宋玉之悲秋,是有一定缘由的,辛弃疾这里不过是聊将宋玉代指历来悲秋的文人,以助自己抒情的笔势,这是对古事的活用。由这两句的语意看来,悲秋似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只有敞开胸怀,纵情吟赏秋色才是通达的啰!每个读者初读到此,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联想,而顺着作者这个表面的语调和逻辑继续阅读下去,思考下去。
其实,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读了词的下片读者才知辛弃疾最终是要肯定悲秋之有理。只不过,他之所谓悲“秋”,已不同于传统文人的纯粹感叹时序之变迁与个人身世之没落,而暗含了政治寄托的深意。
上片那些欲擒故纵的抒写,乃是一种高明的蓄势反跌之法。换头三句“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问他有甚堪悲处?”仍故意延伸上片否定悲秋的意脉,把秋天写得更使人留恋。秋夜不但有优美的自然景色,而且还有赏心悦目的好事,可以随意小酌,可以随便地欣赏歌舞,还有什么值得悲伤的事呢?就这样,在上片“是谁秋到便凄凉”一个问句之后,作者又在下片着力地加上了一个意思更明显的反问,把自己本欲肯定的东西故意推到了否定的边缘。末二句突然作了一个笔力千钧的反跌:“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这一反跌,跌出了此词悲秋的主题思想,把上面大部分篇幅所极力渲染的“不必悲”、“有甚悲”等意思全盘推翻了。到此人们方知,一代豪杰辛弃疾也是在暗中悲秋的。他悲秋的理由是,重阳节快来了,那凄冷的风风雨雨将会破坏人们的幸福和安宁。
“重阳节近多风雨”一句,化用北宋诗人潘大临咏重阳的名句“满城风雨近重阳”,这正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辛弃疾之所谓“风雨”,一语双关,既指自然气候,也暗喻政治形势之险恶。稼轩作此词时,国势极弱,国运日衰,而向来北兵也习惯于在秋高马肥时对南朝用兵,远的不说,公元一一六一年(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率三十二路军攻宋之役,就是在九月份发动的。稼轩《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一阕就有“胡骑猎清秋”的警句。鉴于历史的教训,闲居带湖的辛弃疾在密切注视政坛情况变化时,不会不想到边塞的情况。此词实际上表达了作者对当时政局的忧虑之情。这首词通过时节变化的描写来反映对现实生活的深沉感慨,气度从容;欲擒欲纵,文法曲折多变;巧妙采用前人诗句,辞意含蓄;通过比兴等手法,寄托政治感想。
全诗四章,其中第三章最重要也最精采,其他各章如众星之拱月,绿叶之衬花。第三章实写丰收,前二章起铺垫作用,末章是祭祀套话式的余波。
农业丰收不是从天而降神赐的。诗首章追叙了对春耕的高度重视与精心准备。起句“大田多稼”虽是平淡的直赋其事,然而画面雄阔,涵盖了下文春耕夏耘秋收种种繁复场景,为之提供了纵情挥写的大舞台,气势不凡。由此可窥见当时绝非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而是井田制下的原始大生产耕作。第二句“既种既戒”,实是抓住了农业生产的“牛鼻子”,即选择良种与修缮农具。有了良种,播种的“百谷”才能“既庭且硕”;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农奴以“覃耜”去犁田,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覃耜”只是“既戒”工作的举隅,其它可以想见。除了选种与修具外,还需有其他一系列次要的准备工作,诗用“既备乃事”一笔带过,笔墨精简,疏而不漏。用三个“既”字表示准备工作完成,干脆利落,要言不烦。末句冒出“曾孙是若”,好像很突兀,其实有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曾孙”是当时政治、经济舞台的主角,也是此篇的核心人物,农奴一切卖力的活动都是为了顺应“曾孙”的欢心。春耕开局不错,最愉悦的人,当然是主角“曾孙”。这句客观上明确无误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主奴关系。从全篇看,第四章曾孙将出场巡视和主祭,这里先提一句作伏笔,也起到了贯通全篇血脉的作用,所谓着一子而满盘皆活。
次章追叙夏耘,即田间管理,主要写除杂草与去虫害。播种后倘让作物自生自灭,那秋收就很渺茫,因此必须加强管理,而且要贯穿百谷成长的全过程。“既方既皁,既坚既好。”四个“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特写,将作物阶段性生长的典型画面作了逐步推进的忠实记录,很有农业科学性,不谙农事的人是很难如此简练精确表述的。而“不稂不莠”却是关键句,即除尽了稂莠,才使粮食长势旺盛,这是略去了种种艰辛劳动过程而提炼出来的重要经验。另一条经验是灭虫。百谷有螟螣蟊贼以及蝗虫等许多天敌,如果不加清除,“田稚”难保,也许会导致粮食颗粒无收。除虫的办法,主要用火攻。让害虫在“炎火”中葬生。由于虫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像除草那样可以完全由人工加以控制,所以先民又搬出了被称作“田祖”的农神,祈求田祖的神灵将虫害去尽。虽然带有迷信色彩,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但也表现了农夫们的迫切愿望。《诗经》中此处提到的除虫方法,后世继续奉行沿用,典型例子是唐代姚崇驱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蝗虫大起,姚崇奏道:“《毛诗》云:‘秉彼蟊贼,以付炎火。’……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旧唐书·姚崇传》)于是遣使分道杀蝗,终于扑灭虫害,保住庄稼。这明显是受了《小雅·大田》诗的启发。
如果说上二章写的是尽人事,那么天时对于农业也至关重要,所以第三章前四句就写了风调雨顺情况。阴云弥漫,细雨绵绵,真是好雨知时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公田、私田都有充沛雨水。外界景观与内心感受打成一片,农夫的喜悦在这四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公田”、“私田”的先后关系中,展现了社会矛盾缓和时期农夫们的忠悃厚道心情,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那是非常真率自然的。
三章其余五句写丰产丰收。若从正面写,谷穗金黄一片,农夫挥汗如雨干得热火朝天,肩挑车载沉甸甸,大囤小囤满满装,也可以写得沸沸扬扬,动人心目,但那毕竟是寻常蹊径,易于雷同俗套。此诗之妙在于侧写,在于烘托,在于细节描写,不写收,而写不收,从不收中反映丰收,构思之妙,令人拍案叫绝。你看,有长得欠壮实故意不割的,有割了来不及捆束的,有已捆束而来不及装载的,还有许多飘洒散落在各处的谷穗。这些镜头读者闭目想像一下,是丰收还是歉收,不言而喻。至于怎么个丰收法,那就由读者各自去驰骋想像。该实的地方却留下一片空白,让人自行补充,这才是炉火纯青的艺术妙谛。对于此点,历代论者均赞赏不已。
三章的末句“伊寡妇之利”,又使诗的意境得到升华。如果没有这末句,人们或会有疑问:大田里散落漏收那么多粮食,是不是农夫们偷懒和不珍惜呢?也或会作如是想。有了脱颖而出的此句,人们才恍然意识到农夫们故意不收割殆尽是有良苦用心的。为了让鳏寡孤独无依无靠者糊口活命,又免于他们沿街挨户乞讨的窘辱,农人有意留下一小部分丰收果实让他们自行去采拾,那种细腻熨贴,那种宅心仁厚,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有拯溺帮困的恻隐之心,那是一种宽广胸怀和崇高美德,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不已。此诗中的“寡妇”,比之唐代杜荀鹤诗中写到兵荒马乱时世的“山中寡妇”那“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的境况来,真是幸运多多。关于此句,还引发过一场怎样理解此诗主旨的论辩。《毛诗序》谓此诗“剌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而朱熹《诗序辨说》则驳道:“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至于两者优劣,应当说,寡妇之拾穗,也确实反映了贫民生活的无保障,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黑暗不公,说诗有“刺”的含意也并不太离谱。但从诗的整体意向而言,是“美”的成分居多,即赞美农夫通过辛勤劳动而喜得丰收。《毛序》以偏概全,朱子所驳也属平允。
田间劳动大军正在收割捆载,忙得不亦乐乎,田头有农官“田畯”在第一线指挥督察,后方有妇女孩子提筐来送饭食,整个画面一片繁忙热闹景象。这时最高统治者“曾孙”来了,其热气腾腾场面顿时达于沸点,至少从田畯的“至喜”表情上能让人领悟到这一点。第四章实写曾孙省敛,与首章春耕时“曾孙是若”相呼应。更与上篇《甫田》描写“省耕”时情景密合无间,是一模一样的四句。这大约是当时颂扬王权的套话吧。接着是曾孙祭祀田祖,祭祀四方神,牺牲粢盛恭敬祗奉,肃穆虔诚,为黎民为国祚祈福求佑。王权与神权互相依傍而彼此更为尊崇显赫,这大约也是曾孙省敛时所能做的最正儿八经的事吧。其实这都是歌功颂德的冠冕堂皇话,无甚精义,后世捧场诗文的层出不穷,其源头也可追溯到《诗经》上,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此诗在艺术上造诣颇深。诗主要运用白描手法,为后世勾勒了一幅上古时代农业生产方面的民情风俗画卷。其中的人物,如农人、妇子、寡妇、田畯、曾孙,虽着墨无多,但各有各的身份动作,给人以真实感受。凡此均体现出诗作的艺术魅力,给人无穷回味。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诗歌的开始,使用了虚中带实的手法,概言自己在宫禁中的生活和感受。翰林院、集贤殿都在宫禁中,故言“晨趋紫禁中”。从表面看,又是“紫禁”,又是“金门”,不仅说明职务之重要,还更带有一种显赫的威势、甚至炫耀的口吻。的确,当时翰林供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而又显赫的。据《新唐书·百官志》载,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又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738)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专掌内命,包括拜免将相、号令征伐诸大事。以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所以当时有“号为内相”或“天子私人”之称。李白夙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图,当他被诏供奉翰林时,内心是异常激动的,而且初入宫禁时,他也的确曾为自己所受的殊宠与显赫的地位而自豪。他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其一中曾以自诩的口吻说:“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万岁,拜贺明主收沉沦。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席黄金盘。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然而,时隔不久,当李白发现现实并非如此,这种天真浪漫的情绪也就惭惭消沉了。所以尽管这两句诗表面上带有显赫的威势和炫耀的语气,但从“晨趋”与“夕待”两个词中,已向我们暗示了一种投闲置散而又焦虑如焚的心态。可以说“晨趋”、“夕待”也正是李白自入宫禁以来的形象写照。
接下来具体写投闲置散的读书生活:“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这几句的意思是说:我博览珍秘的群书,深入钻研其中的奥妙所在;如果发现有只言片语恰恰道出心曲之事,便会乐不自持、掩卷而笑。这几句写得轻松自如,可谓一片清机。但是,这种轻闲的读书生活与一个身居翰林供奉之职的人来说,却是极不协调、极不相称的。作为翰林供奉本来所应该做的事,已如前述,而事实上李白入宫之后,只不过被视为文学弄臣,是供奉帝王后妃遣兴愉乐的玩物。这对于李白来说,是痛心的,也更是悲哀的。
“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青蝇”句本陈子昂《宴胡楚真禁所》诗:“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白雪”句本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这两句在章法上是上承“片言”二字,可以说是“片言”的具体内容。这两句是说:我本来就是爱好自由,无拘无束之人,可每每总是遭到心胸狭隘之人的责骂。这是上承“会心”二字,从古人的至理名言中,领悟到自身遭遇的缘由所在。李白本是性格傲岸,行为放达不拘之人,但是入宫之后,却遭到高力士、张垍等奸臣的嫉妒与谗毁。“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草堂集序》),愈来愈受到皇帝的疏远与冷落。李白在《感遇四首》其四中也说:“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尽管此时“恩情”尚未完全中绝,但李白早已预感到了。严酷现实的打击,迫使诗人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程与人格的完善,因而诗歌的下半部分,就着重表白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局促在宫禁之中,整日在嫉妒与谗毁中度日,不仅是对人格的迫害,也是对人性的压抑。此时此刻,诗人不禁回忆起昔日委运自然、遨游林壑的布衣生活。那是何等的惬意: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面对明媚的云天与幽静的林壑,清风徐来,倚栏长啸。一个“闲”字,道出了诗人的心境与大自然相融合的契机所在。
接下来诗人继续写道:“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这两句反映了李白对严光和谢灵运的企慕,希望自己将来能象他们那样,摆脱世俗的烦恼,寄迹林下,度安闲隐逸的生活。因而诗歌的最后两句说:“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功成身退,是李白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也是他毕生的生活理想。他早在二十七岁时所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就表示过:“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其《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亦云:“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可以看出,李白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是何等的执着,尽管在遭谗受谤,皇帝疏远的情况下,仍抱定功成然后身退的信念。因而在政治上的期待,暂时战胜了寄迹林下的愿望。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从李白此时的心态与他初入宫禁时相比,则可以明显看出其心理的变化。上文所引《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中,已可以看出诗人当初那种春风得意、喜不自胜的情态。此外,李白在《效古二首》其一中也以相同的情调写道:“朝入天苑中,谒帝蓬莱宫。青山映辇道,碧树摇烟空。谬题金闺籍,得与银台通。待诏奉明主,抽毫颂清风。……快意切为乐,列筵坐群公。光景不可留,生世如转蓬。早达胜晚遇,羞比垂钓翁。”但是此时此刻,诗人已不再是“羞比垂钓翁”,而是希望要在“功成”之后,决绝地表示“从此一投钓”,要像严光那样,远离尘嚣,过着安闲自乐的隐居生活。
总之,这首诗突出表现了诗人那傲岸不屈、不同流俗的高洁品质,其中有对好佞小人的斥责,也有对自身遭遇及仕途的深深忧虑。尽管诗人此时仍怀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对朝廷也还抱有一线的希望,但此后不久,诗人尚未及“功成”,便愤然离开了朝廷,踏上了自得其乐的布衣漫游生涯。可以说这首诗正是李白在长安为官时期心理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是一首“言怀”之作,像是在同“诸学士”们娓娓而谈。它一反李白所常用的那种奔放的激情与奇特的夸张,而是将眼前之事及心中之想如实地一一道来,在婉转清爽的背后,蕴籍着十分深刻而又复杂的情感。这一特点的形成,与诗人当时所处的地位及其所特有的心理状态是密不可分的。
这首词的上片写这位女艺人的妆束和高超的说书技艺。第一句“短短罗袿淡淡妆”,连用两个复合形容词“短短”、“淡淡”描写说书女打扮的素洁得体而又不俗。接下去一句“拂开红袖便当场”,作者用了“拂”字,一个洒脱、利落的动作准确地刻画出说书女的风度,给人一种“席上生风”(《醉翁谈录》)之感。这两句一静一动,把一个举止从容、神情沉着的艺人形象和盘托出。 “掩翻歌扇珠成串,吹落谈霏玉有香”两句,作者连用两个动词,两种比喻,极其生动传神。
词的下片写说书的内容和作者的感想评论。“由汉魏,到隋唐”并非实指汉魏隋唐,只不过说说书的内容属于讲史而已,接下来作者有感而发,一反历来把说书看成是卑贱职业的观念,把说书人提到一个历史裁判者的地位。“百年总是逢场戏”,语义双关:一是指百年兴亡,什么汉魏隋唐,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表达作者对人生兴亡的感慨;二是说说书作场,讲古论今,不过是逢场作戏,其间自有说书人一段辛酸在。最后一句“拍板门锤未易”带有讥弹,百年兴亡不过是逢场作戏,说书人可顷刻间说破,然而仅靠说书人的褒贬,能在芸芸众生领悟其中的虚幻。
上片从其外貌和说书技艺落笔,写其装束、神情,赞其歌喉的圆润和口齿的轻快,活画出一女艺人形象。下片写说书内容,结拍两匀尤妙,既写其技艺超群,又暗寓人生的慨叹。
诗题为《客夜》而通篇不见“夜”字,但又全是客夜之景,客夜之情,读之真感有高处着笔,不落言筌之妙。全诗语言朴实,情感真擎,意境清幽,含蓄蕴籍,耐人寻味。
首联“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提笔入题,笼罩全篇。“何曾”“不肯”四字尤为历来评注家们所赞赏。这四字诗人在别处虽曾用过(《复愁十二首》“胡虏何曾盛,干戈不肯休”),但用在此处却显得特别精警。它形象地表现出诗人“睡不着还望睡着,天不明直望天明”(金圣叹《杜诗解》)的情态。王嗣奭赞此四字“用得精神”即是说展现了形象,传出了神采。葛立方也说:“含蓄甚佳。”(《韵语阳秋》)这里所谓的“含蓄”也正是就它表现的形象意蕴的深度而言。
颔领“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紧承首句“客睡何曾著”而来。从文字上看,好像只写的是月影江声,秋夜之景,但实际显现的正是客愁不寐之情,不过诗人用的是衬映手法,以景寓情罢了。“高枕”是杜甫习用词语,集中凡十见,用于律诗对句共八处,其中六个高字均“死字活用”(参见施鸿保《读杜诗说》),用语法术语说即是“形容词用作动词”。梓州四周多山,江水从远处山间流来,夜静之时在枕上听之,觉其声来自比枕高之处。
月影由东窗渐移西窗,分明是后半夜的光景,故说“残月影”。月儿筛过窗帘,光影洒地,对无忧的人说来正是秋夜美景,但对今夜愁苦熬煎,竟夕不寐的诗人来说就倍增烦恼了,只好斜倚着让自己轻松自适些。殊知,那远处的江声又听得更清,扰人愁烦,何况这江声又是远江之声,更把诗人的愁绪引向“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草堂》)的成都。新营的草堂,留居的妻儿,都是难堪的系念,而“家远传书目,秋来为客情”(《悲秋》)则更使情怀悲怆了。诗人不直接着墨于竟夕不寐的愁苦而以残月江声之景出之,真是“文外曲致”,含味无穷。
严武离蜀,杜甫失掉了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者。梓州是严武领东川节度使时的旧地,那里有他的旧部、僚属,借严的关系也许可以得到一些生活资助,这次诗人去梓州除了避乱之外可能还有这个因素。从诗人这时期写的许多投寄,奉赠和参加宴饮的诗来看,不难得到证实。他几乎向当时在梓州稍占势要的人(如李梓州、杨梓州,严二别驾以及留后章彝等)都委婉地表示过冀求资助之意,但得到的不过是几次应酬宴请和临时的少数周济罢了。因而诗人不断发出“巴蜀愁谁语”(《游子》),“厌蜀交游冷”(《春日梓州登楼二首》)的孤独与绝望的悲叹。他将离梓州时写的“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三年奔走空皮骨,始信人间行路难”(《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诗句,可算诗人这一时期凄惶无依生活的总写照,也是颈联“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的最好注脚。从结构上看,颈联二句正是遥接首联“秋天不肯明”句而来的,它具体地倾诉出“不肯明”的烦怨之情的根由。
尾联“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老妻催归,使诗人更陷入了欲归不能的焦灼之中,如何回答老妻,千愁万绪,苦衷难述。杜甫在这里是说:“老妻啊,你是应当理解我不能回家苦衷的,为什么写这样几页长信催我回家呢?”诗人不在结尾处用重笔再写自己不眠的痛苦而拓开一笔写老妻应理解我不能归家的苦衷,写得含蓄,说得真切,无限酸哀涌而不吐,令人不忍卒读。从全诗结构看,这两句不但是全诗感情发抒的高潮,也是首联“何曾著”“不肯明”的归穴。层次起伏,首尾一贯,曲尽章法变幻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