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内容和作法与一般的词不同,其内容方面几乎完全与对茂嘉的送行无关,而专门罗列古代的“别恨”事例。形式方面,它又打破上下片分层的常规,事例连贯上下片,不在分片处分层。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作者平时胸中郁积事多,有触而发,非特定题目所能限制,故同类事件纷至涌集,而不为普通的诗文格式所束缚。
词的开头几句:“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采用了兴与赋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说它是“赋”,因为它写送别茂嘉,是在春去夏来的时候,可以同时听到三种鸟声,是写实。鹈鴂,一说是杜鹃,一说是伯劳,辛弃疾取伯劳之说;说它是“兴”,因为它借闻鸟声以兴起良时丧失、美人迟暮之感。伯劳在夏至前后出鸣,故暗用《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意,以兴下文“苦恨”句。鹧鸪鸣声像“行不得也哥哥”;杜鹃传说为蜀王望帝失国后魂魄所化,常悲鸣出血,声像“不如归去”。词同时用这三种悲鸣的鸟声起兴,形成强烈的悲感气氛,并寄托了自己的悲痛心情。接着“算未抵、人间离别”一句,是上下文转接的关键。
它把“离别”和啼鸟的悲鸣作一比较,以抑扬的手法承上启下,为下文出的“别恨”作了铺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两句,有人认为写的是两事:其一指汉元帝宫女王昭君出嫁匈奴呼韩邪单于离开汉宫的事;其二指汉武帝的陈皇后失宠时辞别“汉阙”,幽闭长门宫。也有认为只写一事的,谓王昭君自冷宫出而辞别汉阙。今从多数注释本作两件事看,“看燕燕,送归妾”,写的是春秋时卫庄公之妻庄姜,“美而无子”,庄公妾戴妫生子完,庄公死后,完继立为君。州吁作乱,完被杀,戴妫离开卫国。《诗经·邶风》的《燕燕》诗,相传即为庄姜送别戴妫而作。“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引用了汉代另一个典故。汉李陵抗击匈奴,力战援绝,势穷投降,败其家声;他的友人苏武出使匈奴,被留十九年,守节不屈。后来苏武得到归汉机会,李陵送他有“异域之人,一别长绝”之语;又世传李陵《与苏武诗》,有“携手上河梁”、“长当从此别”等句。“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写战国时燕太子丹在易水边送荆轲入秦行刺秦王政故事。相传送行者都穿戴白衣冠,荆轲临行歌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以上这些事都和远适异国、不得生还,以及身受幽禁或国破家亡之事有关,都是极悲痛的“别恨”。这些故事,写在与堂弟的一首送别词中,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当时沉重、悲壮之情。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这又是承上启下的两句。句中说啼鸟只解春归之恨,如果也能了解人间的这些恨事,它的悲痛一定更深,随啼声眼中滴出的不是泪而是血了。为下句转入送别正题作了省力的铺垫。“谁共我,醉明月?”承上面两句转接机势,迅速地归结到送别茂嘉的事,点破题目,结束全词,把上面大片凌空驰骋的想象和描写,一下子收拢到题中来,有此两句,词便没有脱离本题,只是显得善于大处落墨、别开生面而已。由此可以看出,辛弃疾不愧为宋代一代文豪!
辛弃疾的这首词,之所以感人,除了其感情、气氛强烈外,还得力于它的音节。它押入声的曷、黠、屑、叶等韵,在“切响”与“促节”中有很强的摩擦力量,声如裂帛,声情并至。古人对此词推崇备至。
《燕昭王》是一首怀古诗,借古讽今,感情深沉,词句朴质,有较强的感人力量。当时作者身居边地,登临碣石山顶,极目远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吊古抒情,这首诗表达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痛苦心情,反映了作者积极向上的强烈的进取精神。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诗的开篇两句,首先点出凭吊的地点碣石山顶和凭吊的事物黄金台,由此引发出抒怀之情,集中表现出燕昭王求贤若渴的风度,也写出了诗人对明君的盼望,为后四句作铺垫。诗人写两处古迹,集中地表现了燕昭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明主风度。从“登”和“望”两个动作中,可知诗人对古人的向往。这里并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诗人强烈地推崇古人,是因为深深地感到现今世路的坎坷,其中有着深沉的自我感慨。
次二句:“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接下二句紧承诗意,以深沉的感情,凄凉的笔调,描绘了眼前乔木丛生,苍茫荒凉的景色,由景衬情,寓情于景,发出“昭王安在哉”的慨叹,表达对燕昭王仰慕怀念的深情,抒发了世事沧桑的感喟。诗人借古以讽今,对古代圣王的怀念,正是反映对现实君王的抨击,是说现实社会缺少燕昭王这样求贤若渴的圣明君主。表面上全是实景描写,但却寄托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为什么乐毅事魏,未见奇功,在燕国却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是因为燕昭王知人善任。因此,这两句明谓不见“昭王”,实是诗人以乐毅自比而发的牢骚,也是感慨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作品虽为武攸宜“轻无将略”而发,但诗中却将其置于不屑一顾的地位,从而更显示了诗人的豪气雄风。
作品最后以吊古伤今作结:“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结尾二句以画龙点睛之笔,以婉转哀怨的情调,表面上是写昭王之不可见,霸图之不可求,国士的抱负之不得实现,只得挂冠归还,实际是诗人抒发自己报国无门的感叹。诗人作此诗的前一年,契丹攻陷营州,并威胁檀州诸郡,而朝廷派来征战的将领却如此昏庸,这叫人为国运而深深担忧。因而诗人只好感慨“霸图”难再,国事日非了。同时,面对危局,诗人的安邦经世之策又不被纳用,反遭武攸宜的压抑,更使人感到前路茫茫。“已矣”二字,感慨至深。这“驱马归来”,表面是写览古归营,实际上也暗示了归隐之意。神功元年(697年),唐结束了对契丹的战争,此后不久,诗人也就解官归里了。
这篇览古之诗,一无藻饰词语,颇富英豪被抑之气,读来令人喟然生慨。韩愈的《荐士》中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胡应麟《诗薮》说:“唐初承袭梁隋,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陈子昂的这类诗歌,有“独开古雅”之功,有“始高蹈”的特殊地位。
全文记述了苏辙的哥哥苏轼重建武昌九曲亭的缘由,说明苏轼“适意为悦”的思想情趣,表现出苏轼游乐山水中的那份洒脱和磊落。显然,作者也在此寄托着思想。全文构思奇特,既抓住建亭的事实特点,也凸现苏轼的思想性格。
全文共分三段。首段写苏轼在黄州期间,经常遨游西山。落笔先从他谪居写起,制高扼要,总挈文章。然后轻轻一句“齐安无名山”,随即扣住,将笔触由黄州移到顺江绵廷的武昌西山。寥寥数句,已有龙蛇曲屈之势。写西山,又承“庐于江上”,先用“陂陀蔓延,涧谷深密”八字,正面勾画了一幅顺江绵延的武昌诸山远景图,简练传神而极富特点。而后转出西山、寒溪两寺,既以两寺之“萧然绝俗”来体现西山的深秀幽绝,又自然引出下文。苏轼与客游玩西山一段文字,着墨不多,却能从服饰、神态、动作、表情等方面的刻画,真切地传达出入物的精神风貌来。
次段在结构上是应题,写苏轼扩建九曲亭的经过;在文意上,则是上段的回环与强化。“羊肠九曲”,点出九曲亭地处半山,地势佳而险。因此坐在亭上,可以“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这段文字,表面上写的是游人在亭上所看到的山川形势,读者却可品出内中深藏的寓意来:它隐微地勾画出一个在贬谪中以静观世事政局为乐的苏子瞻。写亭的扩建,也同样是饱蕴哲理。原先的亭比较窄,是因为被“百围千尺”的古木所环据。苏轼虽然“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后来自然界本身的大风雷雨把古木“拔去其一”,苏轼于是因以营建,则是知其可为而为之。在这里,他不过是以人力去顺应自然罢了,形象地体现出他那老庄式的旷达,而古木的结局,又隐隐含蕴了世事无常,穷通难测的经验与人才复出的希望。结尾“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吴,子瞻于是最乐”,既呼应上文对西山胜景与苏轼游山之乐的描写,又因一“乐”宇,引出末段。
末段前半回忆,后半议论,集中揭示苏轼之乐的内涵所在,归结全文。苏辙以弟弟的身份,通过饱怀感情的回忆,塑写了一个逍遥山水的少年苏轼,与前二段的描写相印证,使形象更加完满。并由此引发议论,画龙点睛,直接道明了苏轼的思想实质:尽管他一生宦海浮沉,变故屡遭,但始终以忠君爱民为己任,洁身自好。在他看来,身处逆境,并不可怕,只要“无愧于中,无责于外”,尽可以适意为悦,暂且寄寓性情于山川形胜之中,得到身心的解脱和快乐。文章最后以“有乐于是”结笔,照应了首段的游山之乐与次段的修亭之乐,结构完美。
这篇散文巧用双线结构,描写苏轼游山建亭行动与赞美苏轼“适意为悦”情怀相辅相成,而以后者为主线,每段结末之旬前后呼应,点明文章脉络,反复强调苏轼寄情山水,其乐无比。文章时空跨度大,忽而武昌之游,忽而少年之游,笔墨挥洒自如,并将叙事、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景致美、人情美、哲理美浑然交融。
艺术特色
《武昌九曲亭记》在艺术上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首先,文章叙事写景,空灵淡泊,与人物的心灵和情趣融合为一。本文无论写景还是叙事,都是为了写人,在叙事写景上空灵洒脱,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心境空灵、内无滞障、与物游息、适意为悦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其次,含蓄蕴藉,寄意遥深。本文是在兄弟二人遭受政治迫害,受到贬逐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这是一篇兄弟二人相互抚慰的文章,虽然文章没有一句愤激语,没有一句悲酸言,但在恬淡洒脱的背后,其悲苦之情还是不难体味的。
构思特点
这篇散文构思巧妙,富有特色。作为记事散文,并不单纯为叙事而叙事,而是叙事见人,突出展现了苏轼的思想情趣;作为记游文字,并不单纯描绘西山景色,而是把绘景、抒情融为一体,相映生辉。因而,在作者笔下,西山的一草一木,一泉一石,皆与苏轼的活动紧密相连;西山的一邀一游,一吟一咏,都与苏轼的思想情趣浑然一体。写人,毫发毕现。生动形象。苏轼谪迁黄州,不居武昌,因此文章先从苏轼好游武昌诸山写起,特为指出苏轼在黄州三年“不知其久”的原因就在武昌西山风景好,山里人也好。这是为叙述建亭武昌铺垫,显出苏轼在失意遭遇中善于自得其乐。然后,便引出九曲亭址所在。这是游西山者“至此必息”的一处胜境,而且“有废亭焉”,但长久无人治理,冷落荒废,古木盘踞,重建困难,使苏轼有心无力。然而天助人愿,一场大风雷雨刮倒一棵大树,创造重建的条件,苏轼心愿实现,九曲亭重新建成。这就具体说明建亭的经过,含蓄地赞美建亭此举,兴废利众,符合天意,而苏轼获得了最大乐趣。最后就具体议论苏轼所追求的乐趣是“以适意为悦”,精神上求得符合心意的满足,并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因而处世为人,“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这就委婉地说明苏轼建亭的目的,也是他处世为人的态度,从而赞扬他的品德风度,光明磊落,超然洒脱。如果结合他们当时的政治处境来看,作者写作这篇题记赞美其兄的思想情趣,确乎也表现出作者政治坚定和胸怀坦荡。
此诗拓展古意而成哀悼诗声,先写送荆轲的时间和地点,再写送别时壮观的场面,然后写刺秦王的经过,最后写秦王一匡诸侯统一中国后天下宝物都集秦宫且美女钟鼓繁若云霞。
开头四句为第一层,写送荆轲的时间和地点。易水河畔原为古老航道,背燕面赵,襟带二邦,河水浩荡,两岸白沙无垠,足为送别开拓寥廓宏大背景。又时值天风萧瑟、草木零落暮秋季节,北国天空尤为高远幽旷,浩浩江水,茫茫白沙,飒飒天风,萧萧草木,这些大自然奇特景观为全诗铺垫了慷慨悲壮基调。“送君迢遥西入秦”一句点明送谁去何处。其中,“迢遥”一词既写征途之遥,复含任重而道远深意。
紧接着四句为第二层,写送别时壮观的场面,以“骊驹一唱心茫茫”渲染悲壮场面,既为赞古代英雄荆轲,更为颂现实生活左懋第北上议和壮举。
之后四句为第三层,写刺秦王的经过,借荆轲悲剧重演以痛悼左懋第遇害。
最后四句为第四层,写秦王一匡诸侯统一中国,天下宝物都集秦宫,美女钟鼓繁若云霞。邪恶战胜正义,如同清朝灭明朝。但荆轲、高渐离虽亡,而博浪沙椎击秦王的张良终将再度出世。篇终“浩茫”之思,幽深婉曲地传达出陈子龙救亡图存的坚定决心。
全诗构制宏伟,用思深沉,立意深沉含蓄,风格慷慨悲凉,融合写景、叙事、议论于一体而浑化无迹:写景在于创造情感氛围,叙事在于抒发情感,全诗叙事都隐隐荡漾着郁勃的情思,结尾的议论又将这种情感推向高潮,故全诗写景、叙事、议论都统一在总体的情感节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