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词。词人移情杨花,赋予它人性,借花之飘零写自己流离失所的悲哀。
上阕写自己飘零四海,无处寄身的亡国之叹,“似东风老大,那复有当时风气。”起笔写东风无力,失去当时活力,哀情流露。“有情不收,江山身是寄,浩荡何世?”杨花此时本是柔情万种的,然而作者眼中看到却终须飘零。对比的反差反映了作者眼中皆悲色,反映出心境的悲凉。“但忆临官道,暂来不住,便出门千里。痴心指望回风坠,扇底相逢,钗头微缀。”,词人借杨花之口回忆起当年“临官道”的无忧生活。然而这种都城之内的逸乐并没有持续多久,国家就灭亡了,触景生情,以欢喜之物衬托出内心的无限悲伤。又用比喻的手法将自己比作无根的蓬团,然而依然盼望“扇底相逢,钗头微缀”,对偶的修辞突出了作者它希望能重回都城,重温那轻歌曼舞的快乐时光,此时作者又笔锋一转,“他家万条千缕,解遮亭障驿,不隔江水。”这几句写杨柳万千枝条能够遮蔽亭台驿站,却不能隔断滔滔江水。表达了词人的思归之情正似这滔滔江水,不可遏止。
下阕写词人浪迹萍踪、前途灰暗的感叹。“瓜洲曾舣,等行人岁岁,日下长秋,城乌夜起。帐庐好在春睡,共飞归湖上,草青无地。”词人巧妙的利用借杨花之口说明自己曾在扬州客居,“等行人岁岁”则用叠字突出了作者寄居时间之长和内心忧伤,盼望着春风将它带回京城。“愔愔雨、春心如腻,欲待化”作者将细雨、柳絮、杨花三种意向结合在一起,衬托内心的失望和对故土的想念,“点点抟作、雪绵松润”,将生命比作雪球,将借景抒情和直接抒情相结合,进一步升华了词人的哀怨和悲痛。整句词写得十分悲哀,词人将亡国之痛、羁旅之愁,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对前途的绝望,借杨花的遭遇娓娓道出,哀怨缠绵,十分感伤。
该词深婉含蓄,运用象征手法,构思立意均模仿苏轼《水龙咏》“咏杨花”一词,但笔力稍逊,词意也较晦涩。
宋沈义父云:“咏物词,最忌说出题字。”(《乐府指迷》)这首咏草词虽不着一“草”字,却用环境、形象、神态的描绘,将春草写得形神俱备。词中,上片以绮丽之笔,突出雨后青草之美;下片以凄迷之调,突出青草有情,却反落入苍凉之境。
上片起首两句写长堤上绿草平整、露光闪烁;远处的别墅如烟绿草掩映下若隐若现。接下来一句总写芳草萋萋。“雨后江天晓”,是用特定的最佳环境来点染春草的精神,通过雨后万物澄澈、江天开阔的明媚物象,活画出浓郁的春意和蓬勃的生机,为下文“少年”的出场作铺垫。“独有庾郎年最少”三句,由物及人,由景入意。“庾郎”本指庾信。庾信是南朝梁代文士,使魏被留,被迫仕于北朝。庾信留魏时已经四十二岁,当然不能算“年最少”,但他得名甚早,“年十五,侍梁东宫讲读”(《庾开府集序》)。这里借指一般离乡宦游的才子。“窣地春袍”,指踏上仕途,穿起拂地的青色章服。宋代六、七品服绿,八、九品服青。刚释褐入仕的年轻官员,一般都是穿青袍。春袍、青袍,实为一物,用这里主要是形容宦游少年的英俊风貌。“嫩色宜相照”,指嫩绿的草色与袍色互相辉映,显得十分相宜。以上,作者描摹出春草的芊绵可爱,用遍地春草映衬出宦游少年的春风得意。
词的下片转而抒写宦游少年春尽思归的情怀。过片二句化用李白《菩萨蛮》词末二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之意。接下来两句,词人流露出对宦海浮沉的厌倦,用自怨自艾的语调表达了强烈的归思。“落尽梨花春又了”,化用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诗句:“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以自然界春色的匆匆归去,暗示自己仕途上的春天正消逝。结拍两句渲染了残春的迟暮景象。
“老”字与上片“嫩”字遥相呼应。于春草的由“嫩”变“老”之中,暗寓伤春之意,而这也正好是词人嗟老、倦游心情的深刻写照。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云:“梅圣俞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词‘金谷年年,乱生春色淮为主’为美者,圣俞因别为《苏幕遮》一阕云云。欧公击节赏之。”
此诗首句“呜轧江楼角一声”中的“一声”两字很有可玩味。本是暮角声声,断而复连,只写“一声”也就是第一声,这显然是强调它对诗中人影响很大。他一直高踞在城楼,俯临大江,凭栏回首,远眺通向乡关之路。正出神的时候,忽然一声角鸣,使他不由蓦然惊醒,这才发现天色已晚,夕阳已沉没水天之际。这就写出一种“苦回首”的情态。象声词“呜轧”,用在句首,正造成似晴空一声雷的感觉。
由于写“一声”就产生一个特殊的情节,与“吹角当城片月孤”一类写景抒情诗句同中有异。呜咽的角声又造成一种凄凉气氛,那“潋潋”的江水,黯淡无光的夕阳,水中的汀洲,也都带有几分寒意。“微”、“寒”等字均著感情色彩,写出了望乡人的主观感受。
暮色苍茫,最易牵惹乡思离情。诗人的故家在长安杜陵,长安在黄州西北。“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宋张舜民《卖花声》)“微阳潋潋落寒汀”,正是西望景色。而三句却作转语说:“不用凭栏苦回首”,似是自我劝解,因为“故乡七十五长亭”,即使回首又怎么能望尽这迢递关山?这是否定的语势,实际上形成唱叹,起着强化诗情的作用。这首诗是宦游思乡之作,赞许者都异口同声地称引其末句。
按唐时计量,黄州距长安二千二百五十五里(《通典》卷一八三),驿站恰合“七十五”之数(古时三十里一驿,每驿有亭)。但这里的数字垛积还别有妙处,它以较大数目写出“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的家山遥远的情景,修辞别致;而只见归程,不见归人,意味深长。从音节(顿)方面看,由于运用数字,使末句形成“二三二”的特殊节奏(通常应为“二二三”),声音的拗折传达出凭栏者情绪的不平静,又是一层妙用。
唐代有的诗人也喜堆垛数字,如骆宾王,却不免被讥为“算博士”。考其原因,是因为他运用的数字多是为了属对方便,过露痕迹,用得又太多太滥,也就容易惹人生厌。而此诗数字之设置,则是出于表达情感的需要,是艺术上的别出心裁,所以驱使而让人没有察觉,真可夸口“虽‘算博士’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