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的《文选》注说，这首诗谢朓本集原题作“和徐都曹勉昧旦出新渚”。徐勉，字修仁，是谢朓的朋友。昧旦：即黎明、拂晓，语出《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可见时辰约略后于鸡鸣之时（一说“昧旦”应该是在“鸡鸣”之前，天色将明而未明之时，盖昧旦之时仍然“明星有灿”）。新渚，即新亭渚。新亭为东吴时所建，在都城建康的郊外。这是一首纪游诗，原题扼要说明了此诗的创作缘起、具体时间和地点，为鉴赏提供了可靠依据。徐勉先成《昧旦出新亭渚》诗，谢朓此诗是和作。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天才蒙蒙放亮，诗人就已来到城外新亭渚边。当他停车小憩，回望郊外黎明曙光，不禁怦然心动，被一片迷离春色深深吸引住了。因而，发言为诗，一开始便充满了赞叹之情:“宛洛佳遨游，春色满皇州！”宛洛：指宛县和洛县。宛县是南阳郡治所在，汉时有“南都”之称。洛阳是东汉的都城。二地都是当时最繁华的都市，所以古人曾有“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古诗·青青陵上柏》）的诗句。皇州，指都城建康。昧旦出游，天色尚昏，是看不到“春色满皇州”景色的，所以，诗人说京城风光充满春色，春日胜景可与汉时繁华古都相媲美，是出于赞叹口吻，是一种心神向往。正是由于“宛洛佳遨游”的雅兴勃发和“春色满皇州”的神奇吸引，诗人才鸡鸣驱车、遨游郊外的。一语既出，闲情雅志，宛然可见。而在章法上，首联则是一种铺垫，暗中交代了出游的目的——娱情遣兴，没有目的的目的。所以，第二联一下子就跳跃到出游途中，大笔勾揽出一幅苍江曙色图。诗人停车东郊，迥望长江，但见东方熹微，黎明曙光在长江上面轻抹了一层苍茫之色。“迥瞰”二字最传神。诗人蓦然回首，苍茫江色猛然摄入胸怀，传达出一种豁然通亮的意蕴。所以，苍江曙色便以其特有的整体形象横亘在诗人眼前，以浑厚的内蕴感染了诗人。浩浩长江，滚滚东流，象征着勃郁而永恒的生命，使画面充满了雄浑和苍茫的色调。
第三联转入京郊晨景描绘。“迥瞰”也许本是偶然的举动，可一下子被吸引住，便索性停车留步，悉心观赏京郊风光了。这个时候，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万道霞光洒满江面，远远看去，江水滔滔，波光粼粼，仿佛阳光在水面上泛动着；而青青原草，沐浴着火红的朝霞，在晨光春色中迎风招展，充满着勃勃生机，所以延颈远眺，宛如春日风光浮现在青草绿叶之上一样，煞是可爱。这一联绘景，清鲜明丽，细腻新颖，最富魅力。阳光只有亮感、温感，绝无“动”感，但诗人别具匠心，通过江水泛动的反射，写出“日华”的“动”感来；至于“风光”，本为虚景，不可确指，诗人却通过春草这一具体物象将其准确捕捉住，维妙维肖地显现出来。所以“动”、“浮”二字，措辞细腻传神，笔端流露了无限的赏爱之情。第四联写桃李成蹊，桑榆荫道，虽都有成语在先，但一经纳入诗人郊外游览的独特感受之中，便又觉新鲜可爱。第三联主要写山水自然景色，第四联则着重写农家田园风光。值得注意的是，二、三、四联虽都全力写景，但亦暗寓时间的变化。二联写苍江东流，尚处曙色微明之中；三联写“日华”、“风光”，则初旭东升，不言自明；至四联，已是“桑榆荫道周”，桑榆树影，布满大道，已是红日高照，春满大地了。时间的流程非常明显。这样写来，不但使三联景象各具特色，在细小微妙的差别中显现出独特的面貌来；而且，还暗写出诗人驻足郊外，移时入神的形象，表现了留连春光、热爱自然的情怀。
末联结篇，神韵全在“言归望绿畴”一句上。饱览春光，留连春色，诗人似乎仍不满足，归途遥遥之中，仍不时把目光投向绵延无际的绿畴，洒向一片春色。游览行将结束，而目光仍在延伸，心情仍在留连。游览的结束，意味着诗境的进一步开拓，展示着诗情的进一步深化。正是这种景与情、物与心的反向逆差，使全诗呈现出篇结而意不绝、言有尽而情无穷的风貌，思情邈远，韵味无穷。
此诗剪裁布景甚见功力。谢朓并不像徐勉《昧旦出新亭渚》那样，逐一描写京郊出游的全部过程，而是集中笔力，或大笔涂染，或精工刻划，状写出京郊从东方初白到旭日东升的春日风光，清新悦目，迥不尤人。即景遣兴小诗而采用此法，最适当不过。由此见出谢朓善于取景化境的深厚修养。在写景方面，诗人完全沉浸到京郊春光的良辰美景之中，通篇不着一字抒怀，却在在闪现着无限向往、无限留连之情。使人们在观赏诗美的同时，感受到诗人的那一颗热爱自然的灵秀之心。全诗篇幅短小，对仗工稳，声律考究，显示了“永明体”的鲜明特征。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宗泽是宋代与岳飞齐名的抗金名将，陆游有两句著名的诗“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剑南诗稿》卷二五《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就是把两人相提并论的。他的诗虽所存不过二十来首，但一部分诗从一个抗金将领的角度反映了宋朝的抗金战争，很有特色。《早发》便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首。
《早发》写宗泽率领自己的军队于清晨出发，去进行一次军事活动。全诗的气氛可以用诗中的一个“静”字来概括。这“静”既是早晨的大自然所特有的宁静，又是纪律严明的宗泽部队行军时的肃静，更是一场激战即将来临之前的寂静。这三种“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逼真的行军图。
“繖幄垂垂马踏沙”，写的是行进中的军队。“繖幄”是主帅行军时所用的仪仗，“垂垂”是张开的伞有秩序而无声地移动的样子，给人以静悄悄的感觉。“马踏沙”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那战马踩着沙地所发出的沙沙声，更衬托出行军队伍的整齐与肃静。这一句的特色，就在于用一个视觉画面表现了一个听觉印象；而行军队伍的肃静不哗，正是反映了宗泽部队的纪律严明，有战斗力。
“水长山远路多花”写了行军队伍周围的自然景色。悠长的流水、绵亘的远山、点缀于路旁的野花，这三者所构成的意境，是一种大自然在清晨时分的静谧。大自然的宁静与行军队伍的肃静互相映衬。“水长山远”既是说的自然景色，又暗示了行军路线之长。而宗泽既有闲情雅致欣赏周围的山水花草，则表明他对即将来临的军事行动早已成竹在胸，为下面一句的正面描写作了很好的铺垫。
“眼中形势胸中策”，正面描写了主人公的思想活动。“眼中形势”，是指当时的抗金形势；“胸中策”，是指他将要采用的战略战术。宗泽骑在马上，分析着当时的形势，考虑着自己的对策，觉得一切都已了然于胸中。正因为这样，所以“缓步徐行静不哗”，让部从放慢速度，坚定而又稳重地向前行进，静悄悄地没有喧哗之声。最后一句所表现的，是一种名将指挥下的部队的风貌。在“静不哗”中，既表现了严明的纪律，也表现了激战来临之前的肃穆气氛。
这首诗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平平实实，不作豪迈语，却写出了一个大将的风度，一直脍炙人口。
这是薛宝钗所作的一首柳絮词，该词被众人推选为独占鳌头的作品。薛宝钗在叙述其创作意图时说过：“柳絮原是一件轻薄无根无绊的东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由此可见，该词之所以能做到“不落俗套”，匠心独运，其根本原因，正在于道出了“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这首词上片状物，着力描写风飏柳絮、悠然起舞的情状。下片言志，抒写了柳絮的情志：有离即有合，有散必有聚。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巧妙地借柳絮之口委婉地道出薛宝钗青云平步的志向。全词句句咏物，处处有“我”，物性我情，水乳交融。
词的开头就已非同凡响：“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柳絮飘飞的地点，已不是黛玉笔下那触目愁肠的“百花洲”和“燕子楼”，而是换成了充满着富贵气象的“白玉堂前”——封建贵族家庭的住宅里；柳絮飘飞的姿态，虽然也仍是“一团团逐对成毯”，却已没有黛玉词中那种“空缱倦，说风流”的幽恨，一变而为欢快轻盈、均匀优美的舞姿，流露出一种欢愉融洽的欣喜之情。
词的第三句，接以“蜂围蝶阵乱纷纷”的描写，来进一步烘染这春意喧闹的大好时光，从而唱出了词人对春光的一曲赞歌。如若拿宝玉《南柯子》词中之“莺愁蝶倦”、湘云《如梦令》 词中之“鹃啼燕妒” 这些意象与之相较，则可见在所表达的感情基调上，与宝钗这首词是迥然不同的。
“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表面上借用了宋人苏轼咏杨花词中“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这一句意，却又在活用的基础上翻出一层，另辟新意，用一“何曾”、一“岂必”的反问句式，便顿使苏词中所表达的情感作一逆转，化消极的情调为积极的精神。同时，就词的结构而论，则此处写柳絮的不愿意随波逐流、飘坠尘埃，正好为词的下片抒写柳絮直上青云的心愿，巧妙地埋下了伏线。
下片词人更侧重于抒写柳絮的情志：“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非常细腻地体现了柳絮尽管四处飘飞，也仍不改初衷，无牵无系，随缘自适的旷达襟怀。由于有了这层情志的铺垫，因而在词的最后三句，词人便直接地抒写了柳絮凭借东风扶摇直上的远大志向，这样便使整首词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完成了对柳絮感慨整个心理流程的揭示。
显而易见，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柳絮的姿容和心理，实际上则是薛宝钗这位“人情练达世事明”的封建“淑女”自我个性的写照。她那种“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处世态度，体现在柳絮“随聚随分”的形象描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