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中国写实主义诗歌的源头的《诗经》,其地位不仅仅在于它的开创性意义,同时也在于它的题材广泛,真切地反映了西周至春秋间的历史、经济、文化、爱情、战争等内容;而且艺术手法高超,写景、叙事、抒情都相当形象细腻,耐人寻味。且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的《豳风》中的《东山》,就是一篇表现战争题材的,抒情真致细腻的作品。
《东山》以周公东征为历史背景,以一位普通战士的视角,叙述东征后归家前的复杂真致的内心感受,来发出对战争的思考和对人民的同情。
诗的开篇,以开门见山,直赋其事的手法,简明直接地表明故事的背景和缘由。“慆慆不归”,既是对离家久战的直接表述,也是离人思乡的间接流露。“我来自东,零雨其蒙”,在敍事之中,插入景物描写,这是这首诗的一个创举。这种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为后世文人所祖并发扬光大。“零雨其蒙”,既点出了当时的天气,属细节描写。使人更能如临其境,感受故事,又为全诗定下一个凄美感人的基调。更能够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接著直抒胸臆“我心西悲”。为什麼思乡的愁絮会在此刻表现得如此强烈呢?因为作为一名拼杀疆场的军人,每天是过著“晓战随金鼓,霄眠抱玉鞍”的生活,无时无刻不为性命担忧时,思乡情绪会被时刻绷紧的神经暂时压制。但到了战争结束,归家指日可待时,思乡之情就会一涌而起,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制彼衣裳,勿士行枚”,战士能够结束战争生活,都赶紧解开军装,匆匆穿上平时的衣裳。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描写,战士喜形於色、昐望早日和平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以“行枚”这样典型的行为,代指军旅生活,是用了一种借代的写作手法。《诗经》的艺术手法之成就可见一斑。
下面就是主人公对三年军旅生活的回忆。首先用“比、兴”的手法,“蜎蜎者蠋,烝在桑野”通过桑虫的生活不堪,来比喻军旅生活的艰辛。使人对战士产生同情。“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就是军人风餐露宿,枕戈待旦的生活的真实写照。“独”字又是主人公内心孤独的体现,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天衣无缝。
《东山》的每段回环往复地吟诵,不仅仅是音节的简单重复,而是情节与情感的推进。
第一节是对过往艰辛危险生活的回忆,第二节就是对家乡的变化与前途的猜测。“果蠃之实……燿燿霄行”,这一小节说到,家破屋残,果虫相生,田园荒芜,鬼火燿燿……这是主人公内心挥之不去的担忧,也是战争破坏生产,使广大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困境的现实的反映与对战争的无情控诉。这种写法,使我们想起汉乐府的民歌《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裏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其写作方法可谓如出一辙。可以看出《诗经》对后世的影响。
我们可以注意到,《东山》的控诉战争的视角上,是与后代相同题材的作品有很大不同。其它作品主角通常是平民,受战争之苦面流离失所,例如《石壕吏》《新婚别》;或者是从征兵的角度,控诉统治者穷兵黩武,如《木兰诗》《兵车行》。而《东山》的主人公是一位参战的士兵。参加的是被人认为是正义的战争的周公东征,并且以胜利一方的身份凯旋。这裏没有雄赳赳的胜利者的姿态,而是同样以受难者的身份出现。胜利没能使他逃脱战争的厄运,更说明了战争对於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从而给我们一个思考战争的新角度。
第三段是主人公遥想家中的妻子。通过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更加突出了丈夫对妻子的怀念。两者感情交相辉映,从而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弦。这裏的写作手法,在后代诗人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杜甫的《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愰,双照泪痕干。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女主人公看到当时结婚时的器物,不禁勾起对丈夫的深深的思念。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是新婚不久就被迫分开的。更加突现诗的悲剧色彩。由此我们不禁想起题材相似的杜甫的《新婚别》。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源自《诗经》不无道理。
第四段是男主人公继续沉湎於对往事的甜蜜回忆当中。想到当年新婚时,那打扮夺目的皇驳马,那派头十足的接亲队伍,那光彩照人的衣饰……一切一切,都是那麼的甜美幸福!主人公又仿佛一下子从美好的回忆掉回现实当中,“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新婚不久便分离,这三年来,家中变成怎样,她这三年的孤独如何难当,他三年的苦水又从何说起……想到见面,只怕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大家可以想象,男主人公当时的心情如何复杂,如何澎湃难平!但诗中没有太多的叙说,只用了“其旧如之何?”留下一个大大的问号,留下一个大大的悬念,也留下了一片广阔的审美空间,留给读者无限的遐思……
《诗经》的艺术美也一样,永远品味不尽,探究不完。因此,我们要继承好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诗经》。
这首散曲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小令描写了往年元宵节的热闹、欢乐气氛,同时又写了写作当年元宵节的冷清,百姓的愁怨。今昔对比,反映出明代国家日渐衰败,百姓生活每况愈下的情形,对老百姓的苦难生活深表同情,对官府的残酷统治表示强烈不满。
此曲用“今岁”、“往岁”的对比手法, 描写了元宵节冷落的景象。“听元宵今岁嗟呀,愁也千家, 怨也千家。”正反映当时人民生活的实况和广大人民对反动统治的愤懑情绪。据《尧山堂外纪》载:“弘治、正德时,‘高邮元宵最盛, 好事者多携佳灯美酒, 即西楼为乐。……后经荒岁苛政, 闾阎凋敝, 良宵遂索然矣。’”这段话正可做为这首小令的最佳注脚。
汉武帝是西汉唯一一位有辞赋作品传世的皇帝。据《汉书·艺文志》载:“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云:“武帝也。”这二篇赋中的一篇应是《汉书·外戚传》载录的《李夫人赋》,而另一篇赋则未知何指。由《汉书·艺文志》之著录,印证汉武帝的今存作品,不难发现汉武帝不仅好辞赋,而且还亲制辞赋。他的《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赋的开山鼻祖。
赋分正文与乱辞两部分。正文主要通过幻想与追忆,抒发对亡妃李夫人的绵绵伤痛。赋的开头四句:“美连娟以修嫣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新宫可筑,而美好生命逝去就再也不能回来。这与“露唏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薤露》)的对生命易逝的悲痛无奈有异曲同工之妙,表明武帝在哀悼李夫人的同时,对生命的短暂进行了深沉思考。接下来的“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两句,是对李夫人身处墓中凄惨境况的想象。在此,武帝不写自己如何伤怀李夫人的早逝,而是写李夫人的亡魂在墓室中为思念自己而心伤,这种进一层的写法,想象大胆奇特,倍加抒发了武帝的无尽哀伤。而“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以眼前秋景抒心中哀情,再次传达出对爱妃早逝的伤痛。在这种伤悼的心理引导下,作者想象其灵魂脱离肉体,去寻找李夫人的踪迹,见到了“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的李夫人。如此神奇想象,如梦似幻,足见汉武帝对李夫人思念之刻骨铭心。
接下来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驩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由冥冥想象,转入对往日欢乐生活的追忆;由对往日的追忆,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的幻境中。在此番幻境中,李夫人的身影是“忽迁化而不反”,或“哀裴回以踌躇”。以李夫人灵魂的不忍离去来表达作者对夫人灵魂归来的强烈期盼。然人死不能复生,武帝最终在李夫人灵魂“荒忽而辞去”、“屑兮不见”的幻境中,再次回到眼前阴阳相隔的残酷现实,“思若流波,怛兮在心”,无限伤痛,如流水连绵不绝。
乱辞再次抒写了对李夫人早逝的无限悲痛,表示将不负其临终所托,体现了武帝对李夫人的一片深情。乱辞中从“弟子增欷”到“倚所恃兮”一段,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凄恻场景,极其感人。这一段对李夫人兄弟和稚子伤悼李夫人的哀恸场景进行描写,极富人情味。从中不难发现汉武帝虽为一代雄主,亦有普通人真挚感情的一面。
《李夫人赋》在汉武帝时期甚至整个汉代,都是颇具特色的重要抒情赋作,其文学史意义不容忽视。
其一,《李夫人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悼亡赋,在辞赋题材方面具有开拓意义。今存武帝之前的悼亡文学,有《诗经》的《邶风·绿衣》和《唐风·葛生》,但皆以诗歌形式出现。而文学史上的第一篇悼亡赋,则非《李夫人赋》莫属。马积高认为此赋乱辞一段“写得颇亲切,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其实,《李夫人赋》不仅仅在写作手法上“为后世悼亡之作所祖”,更在悼亡赋题材上有开拓之功。汉武帝《李夫人赋》之后,悼亡赋继作不断。如曹丕《悼天赋》、曹植《思子赋》、王粲《伤天赋》《思友赋》、曹髦《伤魂赋》、潘岳《悼亡赋》、南朝宋武帝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江淹《伤爱子赋》《伤友人赋》、宋人李处权《悼亡赋》等,皆属此类。众多悼亡赋作的出现,使悼亡成了中国古代辞赋的一大重要题材。
其二,《李夫人赋》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文学提供了借鉴。一是《李夫人赋》以“桂枝落而销亡”比喻李夫人之死,这一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因袭。如,潘岳《悼亡赋》“含芬华之芳烈,翩零落而从风”、刘裕《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念桂枝之秋霣,惜瑶华之春翦”、梁简文帝《伤美人诗》“香烧日有歇,花落无还时”、阴铿《和樊晋陵伤妾诗》“画梁朝日尽,芳树落花辞”、李处权《悼亡赋》“信尤物之易毁兮,审奇花之早落”,等等,这些都是以花落喻妻、妾的死亡,是对《李夫人赋》中以“桂枝落”喻李夫人死的承袭。二是《李夫人赋》以幻觉抒哀情,将心理幻境与眼前实景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悼亡诗赋所继承。在《李夫人赋》之前,《邶风·绿衣》悼亡,主要通过睹物伤人,表现作者哀思;《唐风·葛生》悼亡,在睹物伤人的同时,对亡人坟茔的凄惨景象进行描写,以抒写作者“予美亡此,谁与独处”的悲伤。而《李夫人赋》悼亡,则充分利用辞赋长于铺陈的优势,展现了汉武帝伤悼李夫人时产生的种种幻境,以此表达心中的无尽感伤。在描写心理幻境的同时,《李夫人赋》还在乱辞中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眼前实景,进一步写出了对亡妃的无限悲思。这虚实相间的抒情方式,使全赋在哀伤百转的同时,充满着神奇和迷幻。《李夫人赋》的这一艺术独创,为后世同类题材文学所接受。如潘岳《悼亡赋》:“神飘忽而不反,形安得而久安?袭时服于遗质,表铅华于余颜。……延尔族兮临后庭,人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灯荧荧兮如故,帷飘飘兮若存,物未改兮人已化,馈生尘兮酒停樽”,想象亡妻灵魂的飘忽不返及其妆扮,并将这一心理幻境与“空室”、“人已化”的眼前实境结合起来,表达了不尽悼念之情。又如江总《奉和东宫经故妃旧殿诗》“犹忆窥窗处,还如解佩时。苔生无意早,燕入有言迟。若令归就月,照见不须疑”,李处权《悼亡赋》“悄空闺之岑寂兮,想音容于冥漠。……把怀平生之好合兮,竟缱绻而难舍。觊魂梦之可接兮,睇长松于广野。虽涸流以濡翰兮,浩予悲之莫写”,都是将眼前实景与心理幻境结合起来抒写对亡人的思念。这些,都可以看出《李夫人赋》对后世悼亡诗赋艺术手法的深远影响。
其三,《李夫人赋》是汉代抒情赋作的先导。在《李夫人赋》之前,骚体辞赋已成为汉人抒情的主要文体,但大多是在代屈原立言之际表达个人的不遇情怀。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惜逝》、严忌的《哀时命》等,情感虽挚,但终隔一层。而《李夫人赋》虽为骚体,但直抒作者在李夫人死后的内心感受,这种抒情手法不仅较借代古人立言来抒情要自然亲切得多,而且开启了汉代抒情赋作的先河。这种情感的直接抒发,是对《诗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精神的继承,也是对屈骚“发愤以抒情”传统的弘扬。《李夫人赋》之后,虽代屈原立言的拟骚赋仍有继作,但抒情赋作至东汉已逐渐蔚为大观,特别是汉末魏晋的伤悼赋,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的赋作,这是《李夫人赋》导夫先路的结果。
其四,《李夫人赋》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汉武帝《李夫人赋》在沉痛伤悼李夫人的同时,体现出对生命易逝的思考。这与汉武帝的世界观变化有关,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之《武帝纪》《郊祀志》等记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得了一场大病之后,深感到生命的脆弱,从此逐渐沉迷于神仙。这种变化同样体现在他的《秋风辞》和《李夫人歌》中。在这里,对功业的孜孜以求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对生命的思索与追问、对生命存在的珍视与爱恋。汉武帝的这类作品,与同时代出现的《战城南》、乌孙公主的《悲愁歌》等作品一道,透露出汉代文学创作的嬗变:从一味地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主题逐步转向抒写真情、思考生命的主题。这种看似转向颓唐的文学风尚变化,实际上体现了西汉人个体生命意识的逐渐觉醒,为魏晋时代人生命意识的普遍觉醒开了先河,其意义之重大,值得后人在研究西汉文学时给予充分重视。
岁寒三友,竹居其中。人们之所以看重它,或者因为它“翠叶与飞雪争采,贞柯与曾冰竞鲜”的凌寒之质(齐·王俭《灵丘竹赋》);或者因为它“未出土时便已有节,直到凌云高处依然虚心”的君子之风(管桦《竹颂》)。传说它的竹实只为凤凰所食;竹竿又能制成箫笛横吹。所以碰到豪爽之士,便以它的“所欣高蹈客,未待伶伦吹”慨然自许(陈·贺循《赋得夹池修竹》);遇上才高位卑者流,便又借它发出“谁能制长笛,当为吐龙吟”的孤傲啸叹(齐·刘孝先《竹诗》)。这样咏竹自无不可,只是不免都带有情随境迁的主观随意性。以至于意有所讥,就严斥竹笋的“嘴尖皮厚腹中空”;爱有所偏,便厉声扬言“恶竹应须斩万竿”。这真教竹子左右为难了。
倘能摒弃这类借题发挥之习,仅把竹子当作客观审美对象来观赏,则它的“葳蕤青翠,风来动音”、“拂景云以容与,拊惠风而回萦”的清姿,也自有不同于苍松、老梅的风神。沈约这首诗,大约就没有深意的寄托,只是客观地为檐前之竹画了一幅动人的“肖像”。不过,这肖像带有一种“生成”的动态,在诗人开笔时才正拔节抽枝:“萌开箨已垂,结叶始成枝”。“箨”指笋壳,当竹茎拔节而出时,它便已经垂脱;随着细长竹叶的抽生,慢慢就长出了嫩枝。几株幼嫩之竹,就这样带着清新的生气,从诗人笔下钻出。转眼之间,它又挺拔直上:“繁荫上蓊茸,促节下离离”,变得枝叶繁茂、亭亭如盖了。“蓊茸”画檐竹枝叶披离之态,使人简直能感觉到,正有一片清荫从高处淌下。“离离”状竹节历历分明之貌,因为是在低处(下),竹节间距离较近,故又用“促节”形容。这四句描绘绿竹的生态,带有强烈的动感。但没有声响,也不用浓彩。只见到诗人沾着萧淡的水墨,疏疏落落地挥洒那么几笔,数竿绿竹便无声无息地拔节而出、由矮而高,终于英挺地站立“檐前”,甚至还带来了一阶清荫。
画成翠竹,这对诗人来说并不费力。但要表现它的风韵,光靠这平面的勾勒就不够了。接着的“风动露滴沥,月照影参差”两句,着力的便是环境、音响的烘托映衬,于是这“画”便有了“伴乐”和“灯光”:诗人选择的是露水初凝之夜,因为是夜间,竹叶上那湛湛露珠就显得朦胧不清。好在有风,诗人便让读者听那静夜中风动竹叶、露珠滴阶的清韵,这可是异常动听的。诗人还嫌不够,又在乌蓝的中天添上一轮明月,那月光洒在竹上,便在阶前印下斑驳的竹影。前面说到“有风”,清风徐来,那地上的竹影便参差而动。这两句妙在均不直接写竹,只从露珠滴阶、竹影参差中映衬、烘托,而檐竹之沾满清露,在朗月清风中飒飒舞弄的美好风韵,已栩栩如在耳目之间。按照这一思绪写下去,结句便该是诗人的赞美之语了。但沈约偏不这样,他的结句正如蔡邕之咏“翠鸟”一样,却是被咏之物的深情倾诉:“得生君户牖,不愿夹华池!”这美好的翠竹,本该生长在花草芳美的池畔,度那月下花前的风光才是哩。而今却在诗人居处简陋的檐前,伴着他度过清寂的晨昏。诗人在观赏檐前之竹的深深怜爱之中,大约曾浮起过一种微微的惋惜和不安吧。而檐竹似乎有解人心意的灵性,立即前来安慰诗人:“我所仰慕的是君子的风仪,而不是花前月下的池畔风光;能够生长在您的窗门前,正是我的心愿哪!”这两句初看显得突兀,但在诗人观赏入神之际,将竹叶飒飒之音,想象为它的嫣然解人之语,也正符合情理。这话语之中所显示的,正是檐竹那不慕风华、清心自守的高节,其实也还是诗人对檐竹的一种赞美。不过,采用檐竹自身倾诉的方式,既情意动人,又含蕴不露,较之于那种“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的直赞之语,似乎有更多的情韵。
这就是沈约的《咏檐前竹》:诗中只把竹子作为客观审美对象来观照,形象地勾勒它的清姿,映衬它的风韵,别无政治上的寓意或个人身世的感慨。从咏物寄兴的传统眼光来看,这样咏竹似乎“浅”了些。但读够了寄兴、说教的诗作以后,吟诵—下这类美好单纯而寓意不多的咏物诗,倒也可使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