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三句写出作者早年为功名利禄奔波于大江南北的辛酸和痛苦。“大江东去”袭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占》,但却没有苏词的豪放。它与次句“长安两去”形成对仗,作者在小令《塞鸿秋》所写的“功名万里忙如雁,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自如练”,也是此意。只不过一气呵成,连用四个长句构成“连璧对”。更为酣畅淋漓罢了。
中间三句作者用陶渊明及召平典来写隐居生活。“厌舟车,喜琴书”。喜琴书即陶渊明在《归来去兮辞》中所写的那种文人雅士的诗意生活。一厌一喜,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时人刘将孙称赞薛昂夫:“以公侯胄子人门家地如此,顾萧然如书生,厉志于诗,其志意过流俗远矣。”(《九皋诗集序》)可见,这并非是作者的自我标榜,而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瓜田暮”是用典,表示隐居生活。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远见的有才之士。韩信被诛以后,刘邦派使者拜萧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他为萧何剖析利害关系,劝其让封不受。召平于秦亡汉兴后之所以高蹈远祸,归隐不仕,当是对刘邦大肆屠杀功臣的行为有所不满。在薛昂夫售勺散曲中多次提到召平,如“召圃无荒地”(《双调·庆东原》)、“瓜苦瓜甜,秦衰秦盛,青门浪得名”(《中吕·朝天曲》)等。作者在官场竞逐中青春消尽,两鬓如霜,极度厌倦了官场的倾轧争斗,憧憬向往着召平式的隐逸生活。虽然这种隐居生活注定要远离名利,但“心待足时名便足”,只要能摆脱“名缰利锁”,像召平那样甘于寂寞和平淡,就一定能够让生命自在徜徉。
末尾“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是指个人命运的得失穷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较多表现的是“低,低处苦”。即文人的困顿不遇。“高,高处苦”则相对表现的较少。所谓高处苦,这当是作者对宦海生涯的真切体验,而非一般文人想象之词,当然,相对于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此作还是过于拘泥于个人的成败得失,在境界上稍逊一筹。
此曲抒写作者身居宦海的苦闷与自省。作者虽有退隐之想,却并未做到。说只要心满足也就得到满足,又说在高处做官也苦,在低处隐居也有低处的苦,道出了人生的矛盾,表现了真实的内心情感。
“雨晴云散,满江明月。风微浪息,扁舟一叶。”起首描写风雨过后的湖面景色:天上是拨云见月,而水上则是满江月华,流金溢彩,此时,晚风习习,一望无垠的八百里洞庭湖面上只有诗人的一叶扁舟。宋代张孝祥曾有《念奴娇·过洞庭》云“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意境便与此近似。
小令在前四句交代了情景与环境,接下来便转向抒情。“半夜心”形容夜深人静之时作者油然而生的离情别绪。“三生”是佛教用语,意指人的前生、今生与来生。“三生梦”则是化用了唐代高僧圆观的典故。相传圆观在圆寂之前,曾与友人李源许下来生之约,定于十二年后重会于杭州天竺寺三生石。卢挚在此引用这个典故,意在表达今日一别,自己与友人(或恋人)恐将此生不复有重逢机会,只能托以来生再约。
三生轮回的说法充满宿命之感,诗人因遭遇坎坷,不禁由此生联想到前生,思索自己的上辈子到底是何种下场,才会历经这辈子的因果轮回。古代文人常以前人自比,如白居易就曾在《赠张处士山人》诗中以巢父、许由等隐士自许道:“世说三生如不谬;共疑巢、许是前身”。卢挚在小令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其自比对象,但是在其另外一首作品《蟾宫曲·长沙怀古》中,曾以同样被贬湖南的屈原、贾谊自况。可见这里的“三生梦”对他而言,充满了百般无奈与苍凉。
万里一别,挥别的不仅是友人与恋人,更是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与一腔忠诚的报国之志,原来人生的际遇就像今晚遭遇的这场暴风雨一样,阴晴难捉,瞬间万变。思绪至此,诗人悲从中来,只能“闷倚篷窗睡些”,希望在梦乡中暂且忘却一切烦忧,求得片刻的安宁。然而,内心刚刚经历了一番波折的诗人,此刻又不能平静心绪安然入梦,更何况是客居在外,漂泊舟中,漫漫长夜恐怕只能辗转反侧。
此曲虽然短小,却深刻表现了三组不同的对比:天上的皎月与诗人心情的阴霾,湖面的宁静与诗人心中的波折,以及从前的欢聚与如今的离别。这三组对比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与维度,将一个被贬诗人的痛苦形象刻画得更为立体,也因此丰富了这首抒情小令的内涵,意蕴深远。
这首词是写女子春宵怀人。全词从梦断后写来。
上片写梦断后女主人公室内景况:漏残、灯烬、屏深,以及梦断后对月怀人。
下片由明月过渡到室外,转换自然。“闺草”三句,触景怀人;最后三句,明为怨辞,实是想念之深的烛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