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起始两句：“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写冬去春来，但仍春寒料峭，那种百花争艳、莺声燕语的春日繁华景象还远未出现。看不到一点可以驻足观赏的春天景象，诗人也只好在长堤上信马闲行，颇为无奈地消磨时光。但春天
《魏王堤》诗意图 不可能没有一点踪影，细心而敏感的诗人突然发现了春已到来的迹象，那就是长堤两旁的弱柳，已嫩枝轻拂，给人间带来了一丝春意。
从全篇诗意来看，这首小诗可以说是一首寻春、觅春诗；在春天来临之前，诗人已动春思，来到魏王堤觅春、寻春。这时虽仍然寒锁大地，不见花影，未闻鸟声，但从已变得柔嫩的柳枝上，看到了春的踪影。诗中用“懒发”、“慵啼”来形容花、鸟，以“无力”描写柳条，都给人一种娇不胜寒的感觉，但春既已萌动，毕竟是锁不住的，“何处未春先有思？”“先有思”，就是说，春天已在不易察觉中迈出了她的脚步，一个姹紫千红的繁华春日，就要来临了。凭着诗人的敏感，在本无春景可写的记游中，却染上了令人鼓舞的春意。“诗以奇趣为宗”（东坡语，见《苕溪渔隐丛话》引），实际也未必尽然。白居易诗惯以平淡语写日常平淡事，但凭着诗人的情怀和敏感，写得别有意趣，令人喜读，这首小诗正是一例。
上片写想像之景，描写见阳将赴任之地的苍茫凄清之景。“愁绝行人天易暮”，人要走，留不住的尽是相思情，仿佛知道容若内心的凄苦，连上天都不忍再看，暮色深重，愁煞赶路人。“行向鹏鸪声里住”，“鹧鸪声里”一语双关，既指友人沿途之景，又用鹧鸪特殊的鸣叫声“行不得也哥哥”来表达挽留和思念。“渺渺洞庭波，木叶下、楚天何处？”既然清楚了友人要去的地方，但是自己无法相陪，这真是哀愁的一件事情。
下片接着写送别之情，依依惜别，不忍分离，可是离别总是要面对的，容若只得化悲痛为安慰，对自己说，朋友不过是远去，来日方长，总有见面的一天。“折残杨柳应无数，趁离亭笛声催度。”话虽如此，依然是舍不得离开，不知道送过了多少路程，不知道走过了多少亭子，就是舍不得说分手。但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自己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不能将朋友送到他要去的地方。折柳送别是古人的传统，而“折残”二字道尽了分离时的难舍难分。但是友人这一路上是否安全，他依然担心。正巧头顶上盘旋几只大雁，那就让大雁为自己护送友人，一路南下。词人巧设“征鸿”来陪伴友人南下，以解其路途的寂寞，亦隐隐表现出对友人的关怀。情感的真挚到最后陡然升起，友人之间的情谊无须再多说，彼此心意了然。
一般人描写送别，总是从眼下的依依惜别讲起，但容若另辟蹊径，直接描写旅途中的各种萧瑟意象，仿佛已经亲眼见剑一般。到了下片才拉回现实，说到当下正在长亭饯别，在笛声中送好友踏上征途。白己不能随好友例土，只有大边的儿只孤雁，陪伴好友向着一路向南。
“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起句一开始诗人就为使人心悲的边城慨然长叹，充满了辛酸凄怆。诗篇开门见山点明题意，这在古诗和古乐府中是几乎看不到的。“悲”字是这首诗的诗眼，统摄全诗，也是此诗主意所在。接着，诗人申述了边地使人悲的情景。
首先写边地严寒、人稀、荒芜。“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冰雪像刀子一样割着人的肌肤，大风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是冰、雪、风肆虐逞威之地，不寒而栗。“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这设问，十分沉痛，答案不言自喻。
其次写战争给边地人民带来的痛苦。登城远望烽火台，只见边防驻军的战旗在朔风中纷纷飘扬、摇曳、戒备森严，气氛紧张。出征之人，一去不再回头，不思返归。留下的人，多被敌军俘虏，没完没了地哭泣。可见边地人民遭受敌军蹂躏之惨，苦难之深。从征者一去不返，留下的多被俘虏，这是造成“百里不见人”的主要原因。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停的残酷战争，使边地人民痛苦不堪。
最后四句写诗人的愤激之情和怅然感叹。“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这一反诘句流露了诗人强烈的哀怨情绪，表现了诗人对边地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关切。“蓼虫不知辛，去来忽与谘。”蓼虫喜欢吃苦辣的东西，因此说“不知辛”。这两句是说，那些像蓼虫一样长期吃苦而不知什么叫做苦的人，你和他商谈迁徙的事是没有用的。言外之意，战争使人民习惯了，麻木了。这里凝聚了诗人无限的辛酸和悲哀，也流露了诗人对此无能为力的惆怅哀叹的情绪。
这是一首反映边地战争的写实诗。诗人继承了《诗经》与《楚辞》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深刻地反映了东汉末年边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的社会现实。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