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玉楼春》抒写闺怨,所创设的意境是:暮春时节,梁燕双飞,落红满地。女主人公愁倚锦屏,感到“春色恼人”,好天良夜而玉郎不见,不禁泪滴绣衫。全词意境优美,婉丽多姿。
上片写卷帘所见,怨情油然而生。首句用梁间燕语,表现“画堂”“寂寂”,以动写静,人物情感也寓于其中;“高卷”句在结构上是过渡;后两句是触景伤情:帘外“一庭春色”,本人公感到并不为己所有,故有“恼人”之感;而“满地落花”则又使她想到青春难再!
下片首二句用“愁倚”、“泪滴”写她触景伤精时的容态;结尾二句,点出原由。对月怀人,深为“四美”(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难全而伤心。
在艺术上,此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意象的装饰性特征。词中的“画堂”、“落花”、“锦屏”等都是较为典型的装饰性意象,在颜色、形状等方面都是有着鲜明的图案性质的。这些具有图案性质的意象构织出整体的图案。这些意象,并非是词人的兴会所得,而是具有审美抽象性质的意象构织而成的,也就是说,它们没有个体化的、殊相的特征,都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意象。它们缺少随机感兴的鲜活感,但却具有一些可以相互诠释的意味。文学语言的图案化,在晚唐五代词中是最为典型的。因此可以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五代词的共同特征。
人生之最大不幸,莫过于空有济世之才,而无施展之处。在南宋时期,多少志士空叹白发,遗恨而终。这首词抒发的,即是这种情感。仪真,即现在的江苏省仪征县,位于长江北岸,这在南宋时期,曾多次受到金兵骚扰。爱国而且胸怀天下的作者夜泊于此,面对寒江,北望中原,百感交集,借江景抒发了他壮志难酬的抑郁和悲愤之情。
“寒江夜宿,长啸江之曲。”一个“啸”字,就表现出高远境界的,气势不俗。夜泊长江,江景凄寒,作者伫立江边,思潮翻滚,不禁仰天长啸。与“长啸”这一壮怀激烈之情交织在一起,为此词奠定了苍凉雄浑的基调。接着,作者描绘了江上风高浪急、莽莽滔滔的景象:“水底鱼龙惊动,风卷地,浪翻屋。”只见狂风卷地,巨浪翻腾,以至惊动了水底鱼龙。一“卷”一“翻”,只觉得气势飞动。这一幅有声有色、令人惊心动魄的图画,形象表现了作者的忧思和不平。
“鱼情吟未足,酒兴断还续”,是一过渡,全词转入下片抒情。作者的情绪由激昂慷慨渐趋低沉,想借吟鱼饮酒强自宽解,然而郁结于心的如此深广的忧愤岂是轻易能够排遣掉的,其结果只能是“吟未足”,“断还续”。是什么在困扰着作者,使他郁闷,心绪难平?那就是国家的“草草兴亡”,即中原的匆匆沦丧。“休问”,两个字内涵十分丰富。从这二个字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出国势衰微已到了不堪收拾的地步,而且表明作者心情极为沉痛。一想到朝廷对外妥协投降,想到主战派备受压制、排斥、打击,想到自己和许多爱国志士虽满怀壮心却报国无门,不禁悲从中来,心潮难平。“功名泪,欲盈掬”,既激愤又伤心,词人感叹报国无路,读来使人黯然神伤,并与开篇的“长啸”相呼应。将当时社会上的那种壮志难酬、无可奈何的大众心态,集中表达了出来。
这是一首抚时念乱的沉郁之作。作者夜泊仪征江边,面对滔滔江水,环视南北江岸,一时之间,河山之感,家国之恨涌于心头,感怀百端。首二句即点出时间、地点和人的心境。他的心情就和眼前的鱼龙惊动,浪翻风卷一样,澎湃不平,郁勃难抑,写景也是写情,情景相融。使人似乎可以听到作者内心剧烈的跳荡。
上片以“寒江夜宿,长啸江之曲。”起句破题,点明夜泊的时间和地点,总写人物的活动。奔波的劳顿并没有将词人拉入梦中,而是长久地无法入眠。他的心中充满了积郁和悲愤,一腔怨愤无处发泄,只好对江长啸,凭借反常的发泄行为来求取暂时的心理平衡。一个“啸”字形象地暗示出作者奔走无果,壮志难伸,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满腔悲愤。这是全词的“文眼”,是整首词感情基调的集中表现,也是上片写景的总起,下面的景色全由此一“啸”字引起。“水底鱼龙惊动,风卷地,浪翻屋。”“惊”是对“啸”的反应,这是极写长啸的深沉和力度。夜间本是鱼龙及各种水生动物休眠的时候,但它们突然听到裂耳的长啸,都惊跃骇游起来,就连沉在江底的鱼龙也不例外,以至江水搅起冲天巨浪,携着卷地的狂风,把海水举得很高很高,海上的小屋都被冲翻了。这几句写得笔力遒劲,破空而来,想象奇特,而不游离江上的具体环境。景为情生,是抒情主体内心情绪的外化,情托景显,复杂愤懑的内宇宙被海水、海浪、海风形象地展示了出来。声音、形象、感触三面并举,听觉、触觉、视觉三官并用,绘声绘色,气势磅礴,有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
下片变形象抒情为直抒胸臆,感情的格调也由愤转悲,显示出强烈的悲剧意识。“鱼情吟未足,酒兴断还续。”这二句既有沉郁丰富的思想内涵,又是此情此景中作者情感轨迹的具体表现。然而,事到如今,江北的金朝依然长居不亡,自己的平戎之策又得不到当权者赏识,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眼见得岁月催人,功名难就,回首往事,心绪正如奔腾翻卷的江水。因此,酒喝了一阵再喝一阵,进又无门,退又不忍,只有断断续续自斟饮,一声长叹两鬓霜了。结句“草草兴亡,休问功名,泪欲盈掬”,既是对南宋的沉痛哀惋,又是对自身的沉痛悲泣。一代偏安江左的王朝,就这样在屈辱求和中建立又消亡,即将把懦弱无能、终无建树的形象永远留给史册,在这样的社会悲剧和历史悲剧中,千万不要再考虑个人的功名了。然而,此话还没有开口,就已热泪盈掬。在这里,词人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联系了起来,并看到了国家命运对个人命运的制约作用,看到了作为小人物对改变国家形象的无可奈何,对挣脱自身悲剧也无可奈何。这种对人生悲剧原因的认识,正是“泪欲盈掬”的深刻缘由。
本篇虽然短小,但内涵丰富,韵味淳浓,起伏跌宕,富于变化。悲愤苍凉,雄阔浑厚。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