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首两句主写倚阑,而写今夕倚阑,却从“昨夜曾倚”见出,同样一句词,内涵容量便增加一倍不止。——既然连夜皆倚阑而望,当还有多少个如“昨夜”者!“ 天如水” ,比喻夜空如水般明澈与清凉,可是其意不在于写天,而在于以明净的天空引出皓洁的明月。歇拍两句写女主人公的对月怀人。男子去后一直不回来,也没说准什么时候回来,她结想成痴,就相信了传统的或当时流行的说法—— 月倚人团倚,每遇月倚,就倚阑苦望。词中写女主人公倚阑看月,从希望到绝望,有其独到之处。“初将”是说“本将”,这一语汇,便已含有“后却不然”的意味。下面却跳过这层意思,径写“长望”,其中自有一而再、再而三以至多次的希望和失望的交替在不言之中。“初”字起,“长”字承转,两个要紧的字眼,括尽一时期以来望月情事,从中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痴情和怨意。
过片两句,从等待无望而终于悟知痴想成虚。“罗衣著破”,是时长日久;“前香在”,则以罗衣前香之犹存比喻往日欢情的温馨难忘,委婉表达对旧情的缱绻眷恋。“旧意谁教改”?问语怨意颇深。人情易变,不如前香之尚在;易散之香比人情还要持久,词中女主人公感到深深的痛苦。结拍二句,点出全词的“离恨”主旨,以“一春”写离恨的时间久长,以“懒调弦”、“两行闲泪”形容离恨的悲苦之深,将愁极无聊之感抒写到极致。春日本为芳思缠绵之时,然而日日为离恨所苦,自然无心调弦弹筝,然而又百无聊赖,于是不得不对着筝弦黯然神伤。这种内心的苦恨,被作者表现得维妙维肖。陈延焯谓“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确然不错。此词运笔有迥环往复之妙,读之使人心魂摇荡,低徊不已。
此诗描绘了一幅平淡普通的生活场景,池畔观鱼,有儿童在垂钩钓鱼,有感而发,表现了同时喜欢鱼却采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流露出淡淡的无奈。
“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绕着池塘,踱着方步,悠闲地观赏鱼游,风悠悠、水悠悠,心悠悠、神悠悠,鱼儿也悠悠。“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尔垂钩”,鱼群喁喁唼唼,看着“我”把食料悄悄地抛,轻轻地丢,却不料碰上了娃娃们两两三三要来此垂钩。他们扶短竿,抛长线,投香饵,下锈钩,把大鱼挂裂了腮,把小鱼撕破了喉,一池平明的水搅得腥风儿起,膻味儿浮。
同样一种爱鱼心,而反映在目的上、表现在行动中却是这样的不相同,各持一端,互不相让。爱鱼之心人各有异,“我”爱鱼给鱼施食,盼它长大;“你”却垂钩钓鱼,为图乐。两种心情是何等不同啊!即景写情,对比强烈,极易发人深思,从中引出各种“心各异”的情状和道理来。于平淡中见新奇,韵味悠长。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这篇奏疏,是贾谊针对西汉初年在经济上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提出的要注意积贮的重要论文。它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表现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主张,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在客观上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同时,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观点,既而引用古人有关不耕不织、用之无度给人民带来的危害性的言论,对照当时社会食者众、靡者多、积蓄少的现象,提醒当权者必须慎重正视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接着文章论及灾害的必然性,谈到禹、汤受此之苦,并在此基础上接连设问:如果我们也遇到灾害,“国胡以相恤”?如果边境有敌人入侵,“国胡以馈之”?不仅如此,文章更具体揭示了旱荒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一勇者行劫,老弱者易子而食,政治未毕通等。
最后从正面归结到“夫积贮者, 天下之大命也”, 指出“苟粟多而财有余, 何为而不成”、“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的大利。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的具体办法。
贾谊在文章中还毫不隐讳地揭露了当时人民备受饥寒的困苦生活,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挥霍无度提出严厉的批判,言辞犀利激切。
本文理论结合实际,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逐层深入地来论证中心论点。文章第一段,首先引用管子之言和古人深知民足致治的事实,对古之治天下,重积贮的理论和经验进行了总结,阐明积贮与国计民生的关系,从正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接着由古及今,联系实际,针对当前生产少,消费多,淫侈之风滋长,不重视积贮,国家有覆亡可能的危险形势,说明不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这样通过古今对比,理论和形势的分析,从正反两面对中心论点进行了有力的论证。第二段,则就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两个方面,从国家存亡攸关的高度阐明不积贮的危害,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积贮的重要。至第三段,则在前面充分阐述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归纳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的中心论点,并与第二段及第一段的有关部分进行对比论证,阐明积贮之利是关系国家富强的根本大计,重视农业生产,是加强积贮的根本措施,从正面更深入一层论证了积贮的重要意义。文章这样围绕中心论点,引古证今,理论结合实际,进行正反对照,并以确凿的论据,严密的逻辑,层层深入进行论证,把道理说得清楚透彻,有条不紊,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