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龙涎香是海洋中抹香鲸之肠内分泌物，并非龙吐涎之所化。抹香鲸是一种海上鲸鱼，长达五六丈，鼻孔位于头上，常露出水面喷水，想象为龙，据传有云气罩护。“孤峤蟠烟，层涛蜕月，骊宫夜采铅水”，叙写词人对于龙涎所产之地以及鲛人至海上采取龙涎之情景的想象。“蟠烟”二字所写的蟠绕的云烟，指的就是传说中之所谓“上有云气罩护”，而作者在“烟”字上用一“蟠”字，想到龙蛇之类的“蟠”伏。短短的四个字，作者已写出了他对于龙涎之产地和海峤的奇妙想象。次句“层涛蜕月”写鲛人至海上采取龙涎时之夜景。“蜕月”，使人引起对龙蛇的联想，意谓月光在层涛中的闪动，如同自层层波浪的蜕退中吐涌而出，又正似龙蛇之类鳞甲的蜕退。“蜕”字，即紧扣题目，又写出月光闪动的情景，是用得极奇妙而又极为恰当真切的一个字。而且此一“蜕”字，正好与上一句的“蟠”字遥遥相对，文法上极工整，同样强烈地暗示着对于神话中所传说的“龙”的想象。“骊宫夜采铅水”，“骊宫”为骊龙所居之地，遥应首句“蟠烟”的“孤峤”。“夜”指取龙涎时为夜晚，和前面所表示的“月”相应。而且用“铅水”以代龙涎，为读者提供了极为多义的暗示。龙涎乃是铅水，是一种白色的，有香气的铅水。
至于就章法结构而言，则从首句“孤峤”之写地，次句“蜕月”之写夜，至第三句“采铅水”之写事，过渡自然，而不平淡。“汛远槎风”便写其和“骊宫”相去已远。下面“梦深薇露”，写此龙涎被采去以后之遭遇。然则此远离故土之龙涎当其在“薇露”之香气中共同研碾之时，怀念过去，梦想未来。故曰“梦深薇露”也。“化作断魂心字”，作者既将龙涎视为如此有情之物，于是此有情之龙涎遂于经过一番研碾之后化而为“断魂”之“心字”。“心字”原为龙涎香被制成之后所可能实有之形状，只是作者在“心字”前又加了“断魂”二字，更着重描写龙涎化为“心字”以后凄断的心魂。自“汛远槎风”之遥远的追忆，经过“梦深薇露”之磨碾的相思，到“化作”“心字”的凄断的心魂，想象之丰富，感受之深锐，则非常人所能揣度也。
“红甆候火，还乍识、冰环玉指。一缕萦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写龙涎被焙制成的各种形状，和被焚时的情景。“冰环玉指”当指龙涎香制成的形状。王沂孙把“冰环”与“玉指”连言，如同写女子之纤手玉环，遂使读者顿生无数想象。前面还有着“乍识”二字，用得奇巧。一“乍”字但通出初睹佳人的惊喜之状，写出龙涎香之珍贵与味之精美。“一缕萦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真切地写出了龙涎香被焚时“翠烟浮空，结而不散”的实景，而且更在帘前一缕翠影的萦回中，暗示了无数磨难而不毁两情缱绻的相思，更在海天云气的依稀想象中，暗示了无限对当年海上的“孤峤蟠烟”的怀念。
上阕在一缕香烟的萦回缥缈中，把对龙涎香制作的过程做了总结。下阕从“几回殢娇半醉”到“小窗深闭”，通过上阙龙涎香本身的叙写，而开始回忆起当年在焚香之背景中的一些可怀念的情事来。
“几回”是怀想当年之事也。此着重写焚香一事。“剪春灯、夜寒花碎”，接写女子之动作，写一女子之剪灯花而已，春是“春”灯，花为碎花，便显出了无限娇柔旖旎之情调，“夜寒”则以窗外之寒冷反衬窗内之温馨。“更好故溪飞雪、小窗深闭”，窗外的严寒飞雪“深闭”的“小窗”中“殢娇半醉”之人的“剪春灯”此处写情写事，出语甚妙。“故溪”，原为当日故园家居时所经常享有之情事，又遥遥与前面的“几回”相呼应。龙涎香之所以可贵，原在其有着一种“翠烟浮空，结而不散”的特质，特别是在“密室无风处”。此处写人事是虚笔，实乃写龙涎香也。
“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把前面所着意描写的焚香、剪灯等温馨旖旎的情事，蓦然一笔扫空，有无限悲欢今昔之感在于言外。“荀令”素爱熏香。“荀令如今顿老，总忘却、樽前旧风味”，王沂孙意为如今之荀令已经老去，无复当年爱熏香之风情况味矣。“顿”字，刻意描写光阴之消逝、年华之老去恍如石火、电光之疾速。“樽前”则正与前面之“殢娇半醉”相呼应，可见其温馨如彼之往事，固久已长逝无回，甚至在记忆中也难于追忆了。因而“总忘却”忘却不易，因此“谩惜余熏，空篝素被”，无限往事虽空而旧情难已。如今既已不复有熏香之事，是“篝”内已“空”矣。独留一丝怅然而已。
然而此“余熏”虽然尚在，而往事则毕竟难回，故曰“谩惜余熏”也。王沂孙此词，于结尾之处，写一种难以挽回的悲哀，让人低回宛转、怅惘无穷，所写的主题虽然只是无生命、无感情的龙涎香，多借用典故，但在丰富的想象和精心地组织和安排下，让“物”有人情。
诗人用故设悬疑的手法反映了中晚唐之际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唐朝中央政府对东南四十三州百姓疯狂盘剥的这一事实。
“汴水通淮利最多”，通济渠的开凿沟通了南北的交通，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生人为害亦相和”，这里是指运河的开通对老百姓来说，利和害是连在一起的，中晚唐以后，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祸害变得越发明显。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运河成了运输必不可少的渠道，可怜四十三州的百姓一年的劳动果实全都通过这条运河被输往唐王朝的府库，从此陷进了深重的灾难之中。
此诗虽咏汴河，但揭露的却是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诗文由汴河直进船展开议论，既肯定了汴水开通的好处，也鲜明地指出了随之而来的祸害。诗人十分同情劳动人民，斥责了统治阶级利用运河搜刮民脂民膏的无耻行径。
正如此词自注所述，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词，乃是仿陶渊明《停云》“思亲友”之意而作，抒写了作者罢职闲居时的寂寞与苦闷的心情。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考证，此词约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左右。此时辛弃疾被投闲置散又已四年。他在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东期思渡瓢泉旁筑了新居，其中有“停云堂”，即取陶渊明《停云》诗意。
辛弃疾的词，爱用典故，在宋词中别具一格。这首词的上片一开头“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即引用了《论语》中的典故。《论语·述而篇》记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果说，孔子慨叹的是其道不行；那么辛弃疾引用它，就有慨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之意。辛弃疾写此词时已五十九岁，又谪居多年，故交零落，因此发出这样的慨叹也是很自然的。这里“只今馀几”与结句“知我者，二三子”首尾衔接，用以强调“零落”二字。接着“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数语，又连用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和《世说新语·宠礼篇》记郗超、王恂“能令公（指晋大司马桓温）喜”等典故，叙自己徒伤老大而一事无成，又找不到称心朋友，写出了世态关系与自己此时的落寞。“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两句，是全篇警策。词人因无物（实指无人）可喜，只好将深情倾注于自然，不仅觉得青山“妩媚”，而且觉得似乎青山也以词人为“妩媚”了。这与李白《敬亭独坐》“相看两不厌”是同一艺术手法。这种手法，先把审美主体的感情楔入客体，然后借染有主体感情色彩的客体形象来揭示审美主体的内在感情。这样，便大大加强了作品里的主体意识，易于感染读者。以下“情与貌，略相似。”两句，情，指词人之情；貌，指青山之貌。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崇高、安宁和富有青春活力等。作者在这里将自己的情与青山相比，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宁愿落寞，决不与奸人同流合污的高洁之志。
词的下片作者又连用典故。“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陶渊明《停云》中有“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和“有酒有酒，闲饮东窗”等诗句，辛弃疾把它浓缩在一个句子里，用以想像陶渊明当年诗成时的风味。这里作者又提陶渊明，意在以陶自况。“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两句，表面似申斥南朝那些“醉中亦求名”（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之三）的名士派人物；实际是讽刺南宋已无陶渊明式的饮酒高士，而只有一些醉生梦死的统治者。以下“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两句，句法与上片“我见青山”一联相似，表现出了作者傲视古今的英雄气概。这里所说的“古人”，不是一般的古人，而是指像陶渊明一类的人。据岳珂《桯史·卷三》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足见辛弃疾对自己这二联是很自负的。
结句“知我者，二三子。”这“二三子”为谁没有人进行专门的考证，有人认为是当时人陈亮。但读者不妨视野扩大些，将古人陶渊明、屈原乃至于孔子等，都算在内。辛弃疾慨叹当时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多，实与屈原慨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情类似，同出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忧虑。而他的闲居铅山，与陶渊明居“南山”之情境也多少有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