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注:指刘禹锡)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是能表现于其它诗体的,杜甫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的作品;也缺乏运用于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显得情味盎然,如同和读者围炉闲话,剪烛谈心;无论是感慨唏嘘也好,或者嬉笑怒骂也好,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表现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嘲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时期崇尚辞藻浮华艳丽的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史炳《杜诗琐证》解释此诗说:“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诗中以“卢王”来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思是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须全面,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杜甫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第四首诗继续第三首诗意,对那些不负责任地胡乱糟蹋前贤现象的批评,指责这些人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一些翡翠戏兰苕一般的货色,而没有掣鲸鱼于碧海那样的伟著。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以恢宏的气度,充分发挥才力,才能在严整的体格之中,表现出气韵飞动的巧妙;不为篇幅所困,不被声律所限,在法度之中保持从容,在规矩之外保持神明。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彩绝艳,它才会成为千古诗人尊崇的典范,由六朝而上一直追溯到屈原、宋玉,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后尘了。而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是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思是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所以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诗人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的“健笔凌云”,四杰的“江河万古”,就在于此。反过来,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时期的后尘,固然是伪体;而一味模仿汉、魏时期古人的作品,也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意思是无所不学,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这话有好几层意思:只有“无所不师”,才能兼取众长;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不限于一家,虽然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诗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是第一层意思。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这是第二层意思。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弘扬和舍弃的地方,这是第三层意思。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创作出诗人自己的佳句,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然主要是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通过各种事例来总结出一系列的要点,将严正的笔意寄寓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中,娓娓道来,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白了这一点,这组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首诗作纵向展开,从过去写到现在。开头两句说过去,接着四句主要讲述到永嘉担任地方官以后的情况。中间六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结尾四句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这首诗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通篇又具有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游京华”与“归山川”、“未尝废丘壑”与“心迹双寂寞”,隔句映衬,在文义上递进一层。这一表示递进关系的连词,更明白提示前后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的变化。诗人自述到永嘉以后,“心”不预世事,“迹”绝交以息游。
“虚馆”二句更具体描画出“心迹双寂寞”的景象。事实上,身为一郡之长,是不可能如此清闲的。《宋书》本传说:“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可见“绝诤讼”并非真的没有“民间听讼”,而是由于心远地自偏,“不复关怀”,有意不闻不问罢了。以上几句,对于“斋中读书”的诗题来说,看似闲笔,实际上这是从大处落笔,委婉见意,显示的是读书时总的心态意绪与环境气氛。以下写“斋中读书”的正笔,正是从这一大背景上推出的。
从“卧疾丰暇豫”起,即转入“斋中读书”的描叙。“卧疾”就只能在“斋中”,有了许多空闲时间,为了排遣无聊,除了写诗作字以外,便轮到了“读书”。“怀抱观古今”等四句,具体写读书的情形。诗人读书的目的在于了解历史以增进对现实的认识,方法上有读有评。诗中论到的人物有消极避世的隐士长沮、桀溺和热衷仕进的文人扬雄。谢灵运对沮、溺则取批评的态度,认为隐居耕田是一“苦”事而予以非笑。扬雄在易代之际的言行,历来受人非议,如李善说他“露才以耽宠,诡情以怀禄”。谢灵运也不满于扬雄的屈节事人、钻营爵禄,故在非笑沮、溺的同时,对扬雄也采取了哂笑的否定态度。
结尾四句是在读书论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由“既笑”二句引出,直接说到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生活情趣。“执戟亦以疲”,说明自己对于仕进已心灰意冷;“耕稼岂云乐”,又表示自己不愿过躬耕隐居的清苦生活。诗人让自己站到了三岔路口,是仕,是隐,无一理想,无可适从。故不由得叹道:“万事难并欢。”在仕隐矛盾的煎熬下,诗人为自己设计了一条慰藉心灵的人生道路:“达生幸可托。”以“达生”处世,就会避免贪多务得,不受物欲的困扰,摆脱世务的牵累,在精神上求得自我解脱,近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结尾所表示的生活态度:“乐乎天命复奚疑。”
谢灵运为官时不理政事也是“达生”思想的表现,而“达生”思想的进一步实践,尚有待于绝意仕进,归隐田园,更远地离开尘世俗务。谢灵运出身大官僚地主家庭,广有田产,归隐而仍可免于沮溺的耦耕之苦,这大概是他的“达生”思想的最完美的实现了。不久,他果然踏上了归隐的道路。
全诗以“斋中读书”作为结构的中心,向前推衍,说到过去;往后演绎,谈及未来。读书是在斋中,说前道后的情事则及于斋外的广阔世界——京城的丘壑,永嘉的山川,执戟殿中,耕稼田间。仕隐矛盾的抽象主题,由于结合读书论书的具体内容提出,显得不玄不泛;又由于视野开阔,有回顾,有前瞻,联系长期以来的生活体验坦率剖白,通篇又具有了感情深沉凝重、语调平易亲切的特点。
作为一首宣扬老庄“达生”思想的记事说理诗,而能不落抽象说理的魔障,写得迥异于“平典似《道德论》”的“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钟嵘《诗品序》),足见诗人艺术上的功力。至于诗中宣扬的所谓“达生”的消极避世、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与生活理想,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肯定是不足取的,但对于了解谢灵运全人及其创作演进的轨迹,则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这首小诗以诗人山行时所见所感,描绘了初冬时节的山中景色。
“荆溪白石出”主要写山中溪水。荆溪,本名长水,又称浐水,源出陕西蓝田县西南秦岭山中,北流至长安东北入灞水。这里写的大概是穿行在山中的上游一段。山路往往傍着溪流,山行时很容易首先注意到蜿蜒曲折、似乎与人作伴的清溪。天寒水浅,山溪变成涓涓细流,露出磷磷白石,显得特别清浅可爱。由于抓住了冬寒时山溪的主要特征,读者不但可以想见它清澄莹澈的颜色,蜿蜒穿行的形状,甚至仿佛可以听到它潺潺流淌的声音。
“天寒红叶稀”主要写山中红叶。绚烂的霜叶红树,本是秋山的特点。入冬天寒,红叶变得稀少了;这原是不大引人注目的景色。但对王维这样一位对大自然的色彩有特殊敏感的诗人兼画家来说,在一片浓翠的山色背景上,这里那里点缀着的几片红叶,有时反倒更为显眼。它们或许会引起诗人对刚刚逝去的绚烂秋色的遐想呢。所以,这里的“红叶稀”,并不给人以萧瑟、凋零之感,而是引起对美好事物的珍重和流连。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主要写初冬时节山中全貌。本应是萧瑟枯寂的冬季,但整个秦岭山中,仍是苍松翠柏,蓊郁青葱,山路就穿行在无边的浓翠之中。苍翠的山色本身是空明的,不像有形的物体那样可以触摸得到,所以说“空翠”。“空翠”自然不会“湿衣”,但它是那样的浓,浓得几乎可以溢出翠色的水分,浓得几乎使整个空气里都充满了翠色的分子,人行空翠之中,就像被笼罩在一片翠雾之中,整个身心都受到它的浸染、滋润,而微微感觉到一种细雨湿衣似的凉意,所以尽管“山路元无雨”,却自然感到“空翠湿人衣”了。这是视觉、触觉、感觉的复杂作用所产生的一种似幻似真的感受,一种心灵上的快感。“空”字和“湿”字的矛盾,也就在这种心灵上的快感中统一起来了。
张旭的《山中留客》说:“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沾衣”是实写,展示了云封雾锁的深山另一种美的境界;王维这首《山中》的“湿衣”却是幻觉和错觉,抒写了浓翠的山色给人的诗意感受。同样写山中景物,同样写到了沾衣,却同工异曲,各臻其妙。真正的艺术是永远不会重复的。
这幅由小溪、白石、鲜艳的红叶、山间小路、无边的浓翠所组成的山中冬景,色泽斑斓鲜明,富于诗情画意,没有一丝一毫的萧瑟枯寂。全诗意境空蒙,如梦如幻,写法从一般见特殊,达到新颖独特的效果,诗风清新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