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
南唐后主的这种词，都是短幅的小令，况且明白如话，不待讲析，自然易晓。他所“依靠”的，不是粉饰装做，扭捏以为态，雕琢以为工，这些在他都无意为之；所凭的只是一片强烈直爽的情性。其笔亦天然流丽，如不用力，只是随手抒写。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起笔“林花”，但不是重点，重点却是“谢了春红，太匆匆”：林花凋谢，遍地落红。花开花落几时许？春去太匆匆。无奈啊，娇艳的花儿怎么能经得起那朝来的寒雨晚来凄风？春季是最美好的季节，“春红”是最美好的物品，“红”最美丽的颜色。这样美好的事物突然间竟自“谢了”，而且是“太匆匆”，多么令人惋惜感叹！以“春红”二字代花，乃至极美好可爱之花，既是修饰，更是艺术；随手拈来，直写事物，乃天巧人工之笔。作者以花比喻一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包括人的美好生命），这就具有更丰富的内容。“谢了”二字中所表现的惋惜感叹之情本已十分强烈，然犹嫌言不尽意，复又于其后加上“太匆匆”三字着力形容，使惋惜感叹之情更加突出。一个“太”字，责怨甚也。在后主看来，好端端的一个“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南唐之匆匆衰败，顷刻灭亡，不正象林花之突然凋谢吗？这林花的形象中，深深寄托着失家亡国的悲伤。短短的六个字中，包容着极深广的内容。这便是所谓取一于万而涵盖万有。杜甫《曲江》“风飘万点正愁人”，晏殊《破阵子》“荷花落尽红英”，表现的都是对有情之生命面临衰败之际的哀惋感叹之情，但都没有后主这句的感情深厚。此处的“春红”二字己远为下片的“胭脂”作根，相互照应。时序推迁，林花凋谢，这本是有情之生命的必然，“春红”自然衰谢，虽是可惜，尚可开解，如今却“太匆匆”地遭到“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风刀霜剑”的不断摧残，于是寄予了愤慨的责怨。《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葬花词》中写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和后主的这句词描写的情景十分相似。“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这个九字长句道出了林花匆匆凋谢的原因；“朝”与“晚”、“雨”与“风”的对举，极尽朝风暮雨摧残施虐的无可抗争之悲绪；也抒发出了（对“物”、“我”一体的）哀叹！“无奈”二字进一步表显出人们无力回天任风雨，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无能为力的怨恨愤慨了。
下片写惜春、恋春、恋春红，叹不能再复重。人生长恨有如水长东。“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风雨后满地的落红，像是美人脸上和着胭脂流淌的眼泪；见花泪，人心碎，悲伤凄惜心迷醉；相问何时能重会？叹，人生从来遗憾多，恰似长江东逝水！面对美好事物之殒落，而又爱莫能助，其情该是何等痛苦难堪。所以接着便由写花的零落，转到写人思想感情之痛苦。“胭脂泪”是说飘落遍地的红花，被夹着晚风吹来的寒雨打湿，犹如美人伤心之极而合着胭脂滴下的血泪。“胭脂泪”三字是用拟人手法由花转入写人的交接点。胭脂，是林花着雨的鲜艳颜色，它指代的是美好的花，象喻的是美好的人生，美好的事物。泪，就花而言，是“梨花一枝春带雨”的“雨”；就人而言，是“感时花溅泪”的“泪”。花之雨滴犹人之泪点，人之泪点犹花之雨滴。雨泪交流，物我同一，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何者为雨，何者为泪，其状物抒情真是传神入妙。词人赋予“谢了春红”的“林花”以“泪”，就使其人格化了，这“泪”既是“林花”哀伤自己匆匆凋谢的眼泪，也是词人自己的惜红伤春之泪，当然，这一切都是以词人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是词人有感于昔日的帝王生活，在那“朝来寒雨晚来风”的袭击下，——在宋兵的刀枪威逼下，过早的被断送，因而流下伤心之泪。这“胭脂泪”就是“以血书着”！“胭脂泪”三字，异样哀艳，尤宜着眼。这是援于杜甫“林花着雨胭脂湿”的名句。以“泪”代“湿”，于是便青出于蓝，而大胜于蓝，便使全幅因此一字而生色无限。“相留醉”三字，含蓄蕴藉，情意婉转。不仅是写人与花互相留恋到了如痴如醉的情境；更是写见林花遭风雨的无情摧残、匆匆掉落惨景后的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的情状。“无可奈何花落去”，春归去，人将亡；正如后主的自叹：“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泪”字神奇，“醉”亦神奇。此醉，非陶醉之俗义，盖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也。“几时重？”落花有意，然而风雨无情，美景难再。“破镜不重照，落花难上枝。”“此恨绵绵无绝期！”过片三字的三叠句，前二句换仄韵，后一句归原韵，紧接一个九字的长句，有韵律，节奏感强，别有风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也是运用叠字衔联法。前六字写“恨”，后三字写“水”。啊，“人生长恨”之绵绵无期，犹如那滔滔滚滚东流的江水，无穷无尽、无止无休。“东”字与前面的红、匆、风、重等字谐韵，字韵响亮，节奏感强，在句式结构上，它与上片末句同为连贯的二四三式的九字长句，它的感情凝重而又一以贯之，犹如突然决堤的汹涌奔流的江水，这是词人肺腑中倾泻而出的感情激流，这是词人深深的哀叹！上片的“朝来”、“晚来”与下片的“长恨”、“长东”，前后呼应更增其异曲而同工之妙，即加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过片三字句三叠句，前二句换暗韵仄韵，后一句归原韵，别有风致。但“胭脂泪”三字，异样哀艳，尤宜着眼。于是让人们想到杜甫的名句“林花着雨胭脂湿”（《曲江对雨》），此乃南唐后主也熟读杜诗之证也。后主分明从杜少陵的“林花”而来，而且因朝来寒“雨”竟使“胭脂”尽“湿”，其思路十分清楚，但是假若后主在过片竟也写下“胭脂湿”三个大字，便成了老大一个笨伯，鹦鹉学舌，难有意味。他毕竟是艺苑才人，他将杜句加以消化，提炼，只运化了三字而换了一个“泪”字来代“湿”，于是便青出于蓝，而大胜于蓝，便觉全幅因此一字而生色无限。
“泪”字已是神奇，但“醉”亦非趁韵谐音的妄下之字。此醉，非陶醉俗义，盖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也。
末句略如上片歇拍长句，也是运用叠字衔联法：“朝来”“晚来”，“长恨”，“长东”，前后呼应更增其异曲而同工之妙，即加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顾随先生论后主，以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其美中不足在“恰似”，盖明喻不如暗喻，一语道破“如”“似”，意味便浅。按这种说法，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恰好免去此一微疵，使尽泯“比喻”之迹，而笔致转高一层矣。学文者于此，宜自寻味，美意不留，芳华难驻，此恨无穷，而无情东逝之水，不舍昼夜，“淘尽”之悲，苏轼亦云，只是表现之风格手法不同，非真有异也。
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后来也称元宵节。据《大唐新语》记载，武则天时，每年这天晚上，京都洛阳都要大放花灯，夜间照例不戒严，观赏花灯的真是人山人海。豪门贵族车马喧哗，市井之民欢歌笑语，通宵都在热闹的气氛中度过。文人数百人赋诗记其盛景，当时以苏味道、郭利贞、崔液三人所作为绝唱。该诗描绘的是神龙元年（705年）上元夜神都观灯的景象。
诗的首联总写节日气氛：彻夜灯火辉煌，京城弛禁，整个城池成了欢乐的海洋。“火树银花”形容灯采华丽。史载：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在皇城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竖之如花树。这虽不是作者笔下的那个夜晚，但由此也可以推想其盛况如许。“合”字是四望如一的意思，是说洛阳城处处如此。唐代，孙逖《正月十五日夜应制》诗中说：“洛城三五夜，天子万年春。彩仗移双阙，琼筵会九宾。舞成苍颉字，灯作法王轮。不觉东方日，遥垂御藻新。”可与此诗相印证，可见隋唐时代洛阳皇城端门的元宵节观灯盛况。是说原本黑洞洞的城门与黑沉沉的城河在节日的夜晚也点缀着无数的明灯，远远望去有如天上的星桥银河了。
颔联写元夕车马游人之盛。由于车马交驰、游人杂沓，扬起了道路上的阵阵尘土。在平常的夜间，即使有尘土飞扬，人也是看不见的。但元夕之夜，由于月光灯影的照耀，却分明可见随着车马的飞驰而去，后面便扬起一阵飞尘，这就是所谓“暗尘随马去”。本不可见的“暗尘”因“正月十五夜”的月光灯影而见，这正是对元夕的传神描写。着一“去”字，写出了马的奔驰和尘土飞扬而去的态势。纪昀说此句得神处在一“暗”字，固极有见。其实，“去”字也同样精彩，从中仿佛可见车马飞驰时卷起的气流，下句专写人的活动，却不忘交代元夕的特点。由于是望月，所以满月的清光映照着东都城的每一个角落。游人熙熙攘攘，摩顶接踵，月亮的光辉始终与人相随。由此“明月”还可进一步想象灯月交辉的热闹场景。
颈联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专挑出一类人来写，这就是“游妓”。她们可能是王公贵戚之家的歌舞妓人，为了相互夸示而让她们出来表演助兴的，她们自己也可借此观赏元夕灯月交辉、人流如织的热闹景象。总之，既是观赏者，又是元夕的一道亮丽风景。两句一句写她们的美貌，一句写她们的技艺。单有火树银花的灯影和众多的游人车马，还不足以充分显示元夕京城的热闹繁华，必须再加上美貌如花的歌妓和彻夜笙歌，才是声色光华交相辉映，极喧阗热闹之能事。
这就逼出了结尾两句：“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金吾”，又称“执金吾”，指京城里的禁卫军。据史记载唐代设左、右金吾卫，主管统率禁军。玉漏，指古时的计时器，用铜壶滴漏以记时。统观全诗词采华艳，绚丽多姿；而音调和谐，韵致流溢，有如一帧古代节日的风情画，让人百看不厌。
诗这首诗的前两句，写大雨前特有自然现象：蟋蟀鸣声断断续续，频添闷热；接着又掠过一阵清风，吹得屋内灯火忽明忽暗；诗的后两句，从听觉的角度直接描写夜雨，隔着窗户听到芭蕉声响得知夜雨降临。全诗所写之景，或夜或雨，均从屋内来写。通过对“蛩”“灯”“芭蕉”几物的描写，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诗歌对仗工整，有声有色，情趣盎然。
诗的前两句，写大雨前特有的自然现象：先从听觉的角度写起，蟋蟀鸣声断断续续，频添闷热；再从视觉的角度写，掠过一阵清风，吹得屋内灯火忽明忽暗。这一切似乎让人感觉到了暴风雨将至的信息。“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这一联，是景物描写，既交代了时间，又描绘了夜雨来临的景状——黯淡、冷落、凄清。同时，也透露诗人孤寂的心情，零落之苦，夜深难寐。诗的后两句，从听觉的角度直接描写夜雨，“隔窗知夜雨，芭蕉先有声。”隔着窗户凭着听觉得知夜雨降临。尔后，再写声，这声是雨点落下，打在芭蕉叶上，发出的淅淅沥沥的声响。这是很传神的一笔。令人耳目一新，极为别致。
诗歌巧妙地采用烘托手法，首二句的铺垫尤为精彩；蟋蟀的“啼复歇”、烛光的“灭与明”，造成大雨前一种朦胧氛围。后两句，雨的介入，也是通过点点滴滴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使艨胧和迷茫趋向清朗，令人有一种从烦闷中解脱出来的舒畅感觉。
诗歌物态生动，情景毕现。由耳闻其声，到如见其状、如临其境，将夜雨描写得淋漓尽致。全诗通过“蛩”“残灯”“芭蕉”的描摹，抒发了作者独特的感受。对仗极为纤巧工整：左右相对，如“啼”对“歇”、“灭”对“明”；上下相对，如全诗两联均为对偶句组成。对偶的运用具有鲜明的节奏感，声律美。非高手难成此诗。语言运用“一味真朴，不假妆点”（《唐宋诗醇》），抒发真情实感，具有朴素美。
此诗《夜雨》与《夜雪》可以称姊妹篇。形式一样，均是五绝，对仗工整，用物比较。着眼点一致，皆是凭着主观直觉去发现描写，从屋内写外景，曲折有致。情调相同，孤独寂寞，含蓄深刻。
芭蕉听雨入诗，可算白氏之首创。晚唐及宋以后人多用于寄托寂寥的心绪。如林逋的“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宿洞霄宫》），欧阳修的“深院锁黄昏，阵阵芭蕉雨”（《生查子·含羞整翠鬟》）。不过这些诗句虽然典雅；但在体验和描摹雨打芭蕉的生动场面上，与白氏相形见绌。而李义山的“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枯荷易芭蕉，则别出心裁，化而无迹。
前三句的两个比喻总体的概括了全诗意旨，那瓶沉簪折正是女子遭遣弃命运的写照。次三句写女子年少时的美貌殊姿，以相识之前的欢悦与相识后四句横遭不幸的痛苦相对比。再下写女子以身相许，决然私奔的过程，表现了痴情女子的天真和纯洁及为情所动的真实形态。之后的五句叙述私奔带来的屈辱和痛苦。“聘则为妻奔是妾”表达了没有经过礼法嘉许的结合，即使相爱情深也不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女子愤然出走，然而天地茫茫，已经无处可归。诗末两句凄凉悱恻，是对后世痴情女子的警策，也是女子自身屈辱悲愤的呐喊。“痴情女子负心汉，教人如何不悲伤。”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好好的良家女子，只因为随爱人私奔，便从此失去了为人妻的资格。”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侍奉公丈夫五六年之久，都换不来男家人的认可，她没有资格参与家族祭祀，她生的儿子也算不得夫家首选的继承人。这位重自尊的女性，终于决定离开这个家庭。一个追求真正爱情的弱女子是难以与强大的封建礼教相抗争的。在那个时代，像这样一个自主追求真正爱情的女子，不但在夫家会受到歧视，就是回到娘家，也会被自己的父母弟妹所鄙弃，她会被看成败坏门风的不祥之物。残酷的封建礼教就是这样直接摧残着人们的身心。因此诗人最后感叹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看似劝戒，实为叹息，诗人对诗中主人公的同情远远超过了他的劝戒。诗歌的基调因之也变得深沉且凝重。
此诗的最大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单纯、美丽、多情的女子形象。除结尾外，整篇作品都是一个不幸女子的内心独白。刻画她的美丽不是通过自我欣赏而是借他人口中说出，手法颇高妙。“知君断肠共君语”，“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等语，刻画少女，贴切自然，充分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单纯、多情。开头以银瓶、玉簪隐喻美丽的少女，新颖别致，托此以起兴，与下文衔接自然。结尾仅言她出门后没有去处，不进一步描写悲剧的结局，余韵深长，发人深省。
在这首中长篇叙事诗中，诗人用凝练的语句表现了一私奔女子的悲哀。《礼记》：“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它在题材上与古乐府中的弃妇诗类同，但其风格与情调与传统之作多有不同。从内容上看，全诗所表现的生活现象带有中唐都市生活的色彩，女子能有这样的机会与男子交往并能私奔，这在当时其他人的作品中也有所表现，这是唐人都市生活中特有的一个现象。唐朝的商业生活给青年男女的交往带来了一定自由，但传统的礼教观念却扼杀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制造了一些悲剧，而在这一悲剧中女子更是一个更大有受害者。诗人取材典型，对扼杀人性的礼教提出了批判。对不幸的女子表示了同情。其中对礼与情之间矛盾的表现体现了中唐士人的思想个性。其次在艺术表现上诗人也体现了中唐文人的叙事艺术的水平，诗人以女子之口叙述他们相识、私奔以及产生矛盾的整个过程，情节完整生动，极具戏剧性。诗人着重交代矛盾的原因，细致描写女子被弃后的心理， 突出故事的悲剧性与抒情性。诗人便就这种“奔者为妾”的社会现状写了这首长诗。同时，也表达了告诫女子不要轻易与人私奔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