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批评了缺乏现实体验的模拟文风（如西昆体、江西诗派等），指出了诗歌（文学）创作的源泉是客观现实，真情必然来自诗人的切实生活感受。元好问认为，文学作品不是作家头脑中虚构的，而是客观现实在头脑中的反映。只有像杜甫那样“亲到长安”，对客观的描写对象有了实际的接触和体验，才能激发内心的感受，写出入神的诗句。如果一味去“暗中摸索”，临摹前人的作品，是永远不可能在诗中真实地描绘出现实对象的（“总非真”）。这样，元好问就在杜甫和杜诗的影写者们中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真、假诗人地界限。

　　这是一首公宴诗，诗人以雁自喻，反映了个人经历的艰难和仕途的坎坷，充满着对功业、名利禄位的向往和追求，渴望得到主人的提拔重用，洋溢着复杂的感情。其中有辛酸，有痛苦，有欢快，有希望，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这首诗设喻妥切，语言质朴无华，风格清新，托意寄情，含蕴颇深。

　　此诗上半篇（“朝雁鸣云中”至“伸眉路何阶”）以鸣雁自喻，暗示自己过去穷困忧愁的生活。开头两句，以清晨哀鸣于云中的飞雁比喻自己过去飘零无依的形象和悲凉痛苦的心情。《诗·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哀鸣嗷嗷。”此处用其意，但写成五言诗，更显得音节抑扬顿挫，使人回肠荡气。

　　接着二句设问：鸿雁打算飞向何方？为何双翼不展，在空中踌躇？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当时徬徨无依的神情。这里，诗人借用了《诗·小雅·鸳鸯》的“鸳鸯在梁，戢其羽翼”之句。但鸳鸯戢翼，只是为了休息；而此处鸿雁戢翼，却充满了迷茫之感。即此一端，亦可以见出诗人的善于翻旧出新。

　　下面是雁儿的回答。“言我塞门来，就将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每年秋天，鸿雁都要从寒冷的北方飞到南方温暖之地过冬，衡阳据说是大雁南飞的终点。为了躲避北方的寒冬，雁儿经历了漫长的旅程。这四句借鸿雁迁徙的规律，比喻自己往昔飘泊的生涯。汉末中原大乱，士人为逃避战祸，四处流窜，大多是寄身于战乱较少的南方。如王粲、繁钦等，都曾逃往荆州，应瑒看来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但这种生活也并不安全。“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写鸿雁在长期远行中蒙受霜雪，羽毛日渐摧折脱落，比喻自己在飘泊生涯中久历磨难，已无力高翔。不仅如此，而且这样下去，找不到安全的归宿，只怕要面临更大的危险。所以接着两句说：“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即丧失生命。这四句正是雁儿“戢翼徘徊”的原因，也就是自己茫然不知何从的原因。以上都是表述诗人往日的遭遇，反映了当时文人在连年战祸中忧惧恐慌的心理。而全用比喻写出，更显得委曲深婉，凄切感人。

　　作者自然不能甘心于这样的遭遇。故自“简珠”以下，诗意转折，自述不甘沉沦、企望改变命运的心愿。“简珠随沙石”是喻中之喻，表面说鸿雁落于泥地，犹如大珠落于沙石，不能处于其中而自安。实际上，诗人在这里是自比大珠，以沙石喻环境，以说明诗人往昔的境遇，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因此，“欲因云雨会，濯羽陵高梯。”他希望能趁云雨会合的良机，濯洗羽毛而凌越高阶。可是，这种良机是不容易得到的，使自己扬眉吐气的道路又不知在哪里。这几句，不特用笔奇幻，而且诗人显示了自己的身分和抱负，并蕴含着祈求鉴察之意。可见，此六句虽然仍以鸿雁为喻，但蕴含的意义更为丰富和深曲。

　　下半篇从“公子敬爱客”至“以副饥渴怀”，始转入眼前公宴之事，从正面写来。“敬爱客”三字，包括了以下一连串内容：——一是“乐饮不知疲”，公子频频劝酒，好客而不倦；二是“乃肯顾细微”，自谦说像自己这样地位鄙微的人也受到主人顾怜；三是“赠诗见存慰”，主人在劝酒之余，还向自己赠诗表示安慰存问，使诗人感到愧不敢当。可见，“敬爱客”三字是此诗下半篇的诗眼，包含着一层深似一层的含义。

　　正因为主人“敬爱客”，使诗人大为感动，所以诗人表示要报答主人。报答的内容有二：一是“不醉其无归”，要极欢尽醉以助主人雅兴。此句出自《诗·小雅》中据说是“天子燕诸侯”的《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其涵意不只是尽情作乐，还有宾主情好、和谐无间的意思。二是“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要求所有在座受到曹丕款待的君子，都应该珍惜自己的职位，尽心尽力，报答主人求贤若饥渴的心怀。《诗·小雅·雨无正》：“凡百君子，各敬尔身。”郑玄笺；“凡百君子，谓众在位者；各敬慎女（汝，你）之身，正君臣之礼。”这里用其意，但还更深地包含着不负主人求贤之意。诗写到这里收住。建安末曹氏门下客写有不少《公宴诗》，多庸俗的颂扬语，开后来应酬诗之陋习，即如王粲，亦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之句。而应瑒此诗，虽也不免有讨好主人之语，但较有分寸，所以张玉谷说此诗“未坠古音”，窃以为良是。

　　此诗主题是希冀得到曹丕的恩遇，但这点只在前半篇借雁“濯羽陵高梯”中暗透出来，而后半篇正面叙述时却不著一字。这固然是因为应瑒此时与曹丕初交，不便明言；但更是因为他为人自重身份，不卑不亢，所以立言得体，艺术上也显得含蓄蕴藉。

　　全诗音节响亮，风格清丽，前半用比兴，引而不发；后半用赋体，仍是引而不发，在含蓄委婉中透露主旨。陈祚明称其“吞吐低徊，宛转深至，意将宣而复顿，情欲尽而终含。务使听者会其无已之衷，达于不言之表，此申诉怀来之妙术也”。曹丕果然不久就把他调到身边做“文学”了，说明作品产生了预期的效应。它比一般公宴应酬诗，到底要算棋高一着。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词上片是写离开苏州时饯别酒宴上的情景。“潇潇”两句：典出白居易《寄殷协律》诗：“吴娘暮雨潇潇曲，自别江南更不闻。”白居易自注：“江南吴二娘曲云：‘暮雨潇潇郎不归。’”白居易是感叹自从离开江南后，再也听不到吴娘婉转缠绵的歌声了。这首词变用其意。作者跳跃过“酒趁哀弦，灯照离席”的等待，跳跃过“执手相看泪眼”的留恋，把满腔悲苦都倾泻在对造成离别痛苦之原因的追究和检讨上。

　　词下片联语写罗、王交往关系，是这首小词的高潮，也是词中离别之悲的极致。昔人离别怨天怨命，怨雨怨风，而作者在这里却别出心裁，把离别的痛苦归罪于当初不该与对方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友谊。“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两句乃是一种“反语”和“愤语”，是今日不得不轻易离别的悲痛竟导致了对当日相知相识之乐的否定。“忆平生”，其中自有深意，忆自己八年间，由于罗氏的赏识、扶持，才能在治学的道路上猛进。对罗氏的感激之情，只是含意未伸罢了。末句深化主题，由眼前别离之痛苦，升华至整个人生命运的慨叹。

　　这首小词完全是写离别之意，从一个离别的事件引向了《人间词》所追求的那种反映人生和反映哲理的层次。词中写梦醒之后的感觉，这往往有一种对人生的反省和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