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三次上书宰相,都是为了求仕途,但是三次都未果,还使他得了个“躁进”的名声,这样的经历对韩愈的求仕之心打击极大,以至于对功名前途有一种失望感,而且放弃了年底到吏部正常铨选授官的机会。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虽为三上宰相书之一,但由于它写在二上宰相书未果之后,其写法和风格便与前二书大为不同。前两封书信因为初次自荐,所以尚显得冷静理性,带有投石问路性质,屡引经文并反复阐述经义说“长育人材”、“教育英材”为宰相之责,而“我”学统正而文才优秀,正堪造就,宰相当举我用我。不应以我“自进”为非。或者是改为陈情以感之,即用一比喻极言自家穷饿之状,大声疾呼,望宰相发仁爱之心施以援手。总体来说文风纡曲道来,风格近于平和。
但是《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是第三书,是韩愈在引经以告、陈情以感都未奏效的情况下再次上书,当然是怨愤多于希翼,故文中挟怒带愤直击之,对宰相责以大义,侃侃而言,无不气壮辞直,突出表现了作者刚直不屈的天性。
当然,韩愈在书中“直击”宰相,并非使性乱道,而是高明地巧占地步,气盛法立。一是借周公来说理,二是说宰相事。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特以“周公”“辅相”“争于见贤”作关键词。一下子就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下面的议论即以此为基点展开。然后用周公在天下大治之时尚且礼贤下士为比照,来指责宰相在天下并未大治时对“所求进见之士”的默然不理,然后再用古今对比陈说自己何以“自进而不知愧”的原因。周公为儒家圣人、辅相典范.韩愈借他说宰相对“所求进见之士”不予“引而进之”为非,自然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韩愈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由于“立说”高占地步,出言便理直气壮,许多想说但不便明说的话,就可以无所不言,文笔放得开,说得酣畅淋漓,以至不掩锋芒,几乎把一封求援信写成了一篇声讨书。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这与作者独特的修辞手法有关。细言之,则表现有三:
一、以周公之事和宰相所为反复对说,自然引出对宰相在“求士”方面“不作为”的指责。
对说的好处是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情况、行为摆在一起,构成鲜明对比,使得孰是孰非一目了然。韩愈言事抒怀常以对说手法行文,所作古文往往气盛言激,不但说事透彻,而且说得带劲,有一股撼动人心的力量。《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的主体部分,就是说周公事,说宰相事,正说反说,两相对照,带出作者无限感慨,也显出文势的峥嵘峭直。诚如归有光所言:“文章正说一段议论,复换数字,反说一段,与上相对,作者但觉其精神,不觉其重叠,此文法之巧处。此篇是也。”(《文章指南·文集》)归氏所言,实已涉及此书行文如何对说的问题。所谓“复换数字”只是大而言之,具体讲则应顾及两段议论文字结构的特点。
二、对比作论,行文顿跌有致
两段文字皆用顿跌手法造成文势的开合,而造句方式大体相同。第一段说周公在天下大治时尚能礼贤下士,无论立意还是行文方式都对下段作对比议论有直接影响,故下笔不可苟且。作者考虑最多的,应是如何为下段痛责宰相预作布置。文章开篇就摆出周公礼贤的事实,树起了全文“立说”的顶梁柱。很明显,作者是怀着礼赞、向往和无限感慨的心态议论周公求贤之事的,故“笔锋常带感情”。对周公急于求贤的颂扬,并不直言其美,而是一再顿跌以凸显其伟大。所谓顿跌,就是行文中先说诸相关事,每说一事,略作停顿,最后跌出结论般的断。其妙处如江水奔流,因物受阻,暂为停流便使流速变快,由于不断蓄势,一旦夺路下跌,便有惊天动地的威力。文中“当是时”、“而周公以圣人之才”和“其所求进见之士”三小段即为三顿,着此三顿是为跌出周公急于求贤的伟大。这是第一段中大的顿跌。第一段行文还有小的顿跌,“不惟不贤于周公而已”以下四句即是,其中前三句实为三顿其词,后一长句对周公争于求贤的称美,是乘前三顿之势“跌”出来的。
行文顿跌有致,很容易带来文势的开合,韩愈不仅利用了这一特点,同时还用到其他手法。一是铺陈议论,展开来说,不断扩展议论空间,使得文势大开。一是陈说中,用相同的字构成众多的排比句,使得文章声势大增。试读第一段中九用“皆已”、三用“岂复有……哉”的两组排比句,我们就有事理奔凑,目不暇接、心不暇思和不断被某种力量撞击的感觉。作者选用的同一类字“皆已”、“岂复有……哉”,一从正面作完全肯定,一以反诘语气作肯定,本身就带有情感倾向,当同有此类字眼的排比句出现在文中时,就不但使得文势大开,还会造成情感的倾泻、文气的激荡。
第一段说理之妙还表现在另外两个地方。一即由周公急于求贤的举动说到“周公之心”,特意说到假设周公“而非圣人之才,而无叔父之亲”,他将更加努力求贤,“岂特吐哺捉发为勤而止哉”。这显然是为下面指责宰相怠于求贤预作准备,但却借进一步赞美周公的方式说出,来得巧妙、自然。二即本段文势的开合,既有大开大合,又有小开小合,甚至在合中又有开合。但无论怎样,有开必有合,故其文势跌荡,有抑扬顿挫之美,而无剽而不留之弊。像“如周公之心”至“称周公之功不衰”一小段,就属于大合中的小开合。其中“维其如是”以前数句可谓文势小开,后数句则为小合。
第二段说宰相事实际上言周公事反复对照。在叙说过程中,作者极尽铺陈作论,多使用排比句和反诘句式。原本一个“岂尽”二字就带有慨叹意味。加上连用11个以“岂尽”构成的句子一路追问到底,故第二段文字文气勃郁,其势则如连珠炮发,显出作者的激愤心情。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文势宕开,行文大开大合、大合中有小开合,直吐心中不平之气。
三、高占地步,为“自进而不知愧”辩解,借以重申求荐之意。
高占地步,主要是借周公立说。周公急于求贤伟大,贤者“自进”自然可贵。书中第三段说“自进”不愧,即循此思路作论,故意在求人,却无卑谄之语。书中说“重于自进”的理由有三,一即“古之士”云云,是说自己当如“古之士”急于求仁;二即“以其于周不可”云云,是说今天“四海一国”,自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环游列国以求仕;三即“山林者”云云,是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能遁人山林。三条理由,当以后者最为堂皇。作者将其“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都说成是为“忧天下之心”所迫,立论自高。而所谓“有忧天下之心”,实承上言“周公之心”而来,说得在理,且语气平和,接得自然,无刻意标举之嫌,用语不可谓不妙。
《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还特别注意两段之间的承接语句。比如第一、二段之间“今阁下为辅相亦近耳”。这句话说得简略,却用意微妙。它不但能在两段文字之间起转折、过渡作用,还隐含作者对时相为官之时与周公相近而急于求贤远不如周公的不满。还比如,句中“为辅相亦近耳”数字,余味曲包,简直无可取代。若将全句换为“今阁下如何”或“今阁下不然”,较韩愈用语之贴切、意味之深长,显然都大打折扣。后人评述说此书出语气盛言宜,正表现在这些地方。
在这篇文章里,韩愈用周公急于见贤而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典故与当时宰相对待人才的冷淡态度作对比,尖锐讽刺了权贵们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做法。表达了韩愈对当时不重视人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愤慨,也表达了他为“兼济天下”而要求得到任用的迫切心情。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文章运用对比、排比、反问的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全文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据理直言,言而无忌,情词激烈。从周公“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起笔,排比中有变化,整齐中见错落,颇能反映韩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的一贯风格。
这首词抒写主人公对心上人的相思之情和离愁别绪。
“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这首词开头三句是说,梦中走向了烟水迷蒙的江南路,走遍了江南大地,也未能与离别的心上人相遇。
这是说梦游江南,梦中始终找不到离别的“心上人”。“行尽”二字,状梦境倏忽和求索之苦;求索之苦又反映思念之深,出于梦中的潜意识活动,深更可知。“烟水路”三字写出江南景物的特征,使梦境显得更优美。上下句“江南”叠用,加深感情力量。
“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上片后两句是说,梦境里黯然销魂何处诉说,醒后惆怅不已全因梦中消魂误。
这两句写得最精彩,它表示梦中找不到“心上人”的“消魂”情绪无处可说,已经够难受;醒来寻思,加倍“惆怅”,更觉得这“消魂”的误人。“消魂”二字,也是前后重叠;但在重叠中又用反跌机势,递进一层,比“江南”一层的重叠,更为曲折,自然也就倍增绵邈。这种以反跌为递进的句法,词中也不多见。晏几道词喜用这种句法。
上片写梦中无法找到离人,下片改变念头,想到写信。
“欲尽此情书尺素,浮雁沉鱼,终了无凭据。”下片前三句是说,想诉说我的相思提笔给你写信,但是雁去鱼沉,到头来这封信也没寄出。
说的是写了信要寄无从寄出,寄了也得不到回音。相思之情,真到了无可弥补、无可表达的地步了,那只好借音乐来排遣。
“却倚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末两句是说,无可奈何缓缓弹筝抒发离情别绪,移破了筝柱也难把怨情抒。
用的乐器是秦筝。古筝弦、柱十三,每根弦由柱支撑,“柱”左右移动以调节音高,弦急则高,弦缓则低。他借低音缓弦抒发伤别的情怀,移遍筝柱不免是“断肠”之声。只用“缓弦”、“移柱”来表达难写的幽怀,行动的描写比言辞的表白更为鲜明有力。
这首词语言清疏明畅,写情从做梦到寄信,到弹筝,节节递进,节节顿挫,又显得沉挚有力,更有一股郁积、盘旋的力量。
贾岛是唐代的著名的苦吟诗人,长于五言律诗,集中五言律诗也最多。他的律诗,字斟句酌,排比工整,常有佳句,耐人寻味。如“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长江人钓月,旷野火烧风”、“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等,或气象雄浑,或情景幽独,颇为人们所称诵。不过除了一些佳句以外,他写得好的律诗并不多,这是由于他过于醉心词句的琢磨,往往忽视了全诗的整体的艺术境界的创造。因而他的五言律诗,虽然对仗工整,却有雕琢的痕迹,不够自然,缺乏动人的情怀,使人读后,留不下完整的印象。倒是他的一些绝句,无意求工,写得自然、朴素,别有情致。这首诗便是其中一首较优秀的作品。
这是一首抒写送春的七言绝句。这首诗极力抒写的是“苦吟”诗人不忍送春归去,但也无计可留,只有长坐不睡,与那即将逝去的春天共守残夜,哪怕是一刹那时光,也是值是珍惜的。首句“三月正当三十日”,点明三月晦日,表达春天即将逝去。三月本是春天的最后一个月,三十日又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诗人此刻把春天的离去精确到了最后一天,让人感到新奇而又自然。次句“风光别我苦吟身”,意思是说:春光虽然别我而逝,但我这个苦吟诗的人,怎忍别春。不说送春,而说“风光别我”,是虚写“送”字。这句用的是拟人手法,显得很自然而有情味。
“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前句写了诗人与友人愿一夜不眠不寐,后句则写了这样做的目的,仅仅只是守住最后的一线春光。前两句把春天精确到最后一天,这里却精确到了最好一刻。末二句说虽然已到春尽之期,无计可以留春,但只要晨钟未动,明朝之夏未来,仍然还是春天。因此,当这最后一夜之时,愿与友人不睡,共同苦吟饮酒,以表送别之情,这样也还是能够很好地享受这最后一夜的春光。“犹是春”三字,可如宋苏轼所说的“春宵一刻值千金”了。这首诗颇有古诗的“何不秉烛游”的意思。但二者旨趣并不相同。古诗的作者秉烛夜游,是由于感叹人生短暂,韶华易逝,应及时行乐;这首诗的作者良夜不眠,则是为了流连春光,爱惜韶华,并无伤感之情,作者只意在珍惜时光,刻苦吟诗,这就从惜别春光中,引出了“锲而不舍”的精神。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赠答名作。
上片写柳敬亭的身世和技艺。首句即点出柳敬亭的形象:嘿!你这个身穿青布长衫的老头儿。不仅表明作者对这位说书老的亲切之情,并自然呼出下文。“阅浮生、繁华萧索,白衣苍狗”三句,概括了他的坎坷身世。其中“繁华萧索”四字,指柳敬亭一生所经历的盛衰荣辱。“白衣苍狗”,见于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比喻变幻无常。纵观柳敬亭一生,荣辱盛衰,须臾变幻,饱尝了人间的苦辣辛酸。一个“阅”字,道出他平生的艰难曲折。下面两句,转而描述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技艺。“抵掌”,犹击掌,此处概指说书。六朝众多风流人物的英雄故事,一经他的手掌比划,便生动地呈现在听众面前,似狂涛飞跑,山岳奔走,使整个大自然富有灵性。词中“抵掌”与“舌下”紧相呼应,形象地刻画出他说书时的语言、动作和表情,维妙维肖。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云:“听其说数日,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棘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可谓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
柳敬亭不仅具有卓越超群的说书艺术,而且以其“豪情侠气,卓绝一时”(雪樵居士《秦淮见闻录》)。“似易水、歌声听久”二句,即将他喻为战国义士荆轲、高渐离等人。词中一个“似”字,说明柳敬亭同当年的荆轲、高渐离一样,也是长期流落江湖的慷慨悲歌之士。“试问”三句,道出他的姓氏、籍贯。“芜城”,即古广陵城。后因战乱,城邑荒芜,鲍照为之写下著名的《芜城赋》,故城位于今江苏扬州。扬州清代为府,敬亭所居的泰州即隶属扬州府。这几句言敬亭当今姓柳,其籍贯正是后来荒芜了的古代名城广陵。“笑指”二字,不仅将其声容笑貌跃然纸上,而且合盘托出他的爽朗性格和豁达态度,显得颇为传神。“休暂住,谈天口”,乃是作者的期望,但愿他将评话一直不停地说下去。“谈天”,指说天道地,谈古论今,充溢着作者由衷的赞赏之情。
下片写柳敬亭晚年的境遇。“当年”四句,回顾往事。“处仲”,晋朝王敦的字。史载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诛刘隗等为名,在武昌谋反。他率兵东下攻陷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市清凉山),入朝自为丞相,并谋篡帝位。后敦退兵姑孰(今安徽当涂县),自为扬州牧。明帝太宁二年(324),王敦再次谋反,兵入江宁,却病死于途中。又《晋书·王濬传》云:濬为益州刺史,晋武帝谋伐,诏濬造大船,自成都起兵。吴人于江险碛要害处,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椎,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后获吴间谍,具知其情状。溶乃作大筏数十,上缚草人,椎著筏即去;又作火炬,灌以麻油,遇锁烧之。船无所碍。濬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投降。词中言王敦率军进入石头城后,像当年吴主孙皓以铁锁抗拒王濬楼船,企图阻击晋朝大军那样,想以此为基地,篡夺帝位。但不久“落星如斗”,他因病死去。此处,作者以古喻今,实指南明左良玉的结局。据《明史·左良玉传》:崇祯十七年(1644),左良玉封宁南伯。福王(朱由崧)立于南京,又进封为宁南侯。后左起兵讨马士英,军至九江,病死于舟中。词中暗示左良玉死后,柳敬亭失去了知己和依靠,只得重理故业,以说书为生。接着,便写他晚年赴北京的情况。“青门”,本是汉代长安城东南面的霸城门,因门色青,俗称青门。此处借指北京。这时柳敬亭已79岁,抗清复国的志向如同尘埃和梦幻一样消逝,其心情是极为悲凉的。“沽酒”二字,道出他到京城后不得不以说书糊口度日的窘境。“更谁是、嘉荣旧友”则进一步说明了他晚年亲朋疏远、凄苦孤独的状况。“天宝琵琶宫监”,本指唐朝天宝年间玄宗梨园子弟的首领,此指柳敬亭。当年盛极一时,誉满大江南北的柳敬亭,如今虽已年迈憔悴,但他仍以其高超绝伦的说书技艺,不停地奔走于南国水乡,倾诉积淀已久的家国之恨。末尾两句,则揭示出他壮志未酬,大恨难消的结局。
总之,全词以铺陈叙述的手法,通过描写柳敬亭精湛超群的说书艺术和他一生坎坷不平、愁苦潦倒的遭遇,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位大说书家的高度赞誉和深切同情。清人王炜指出:其词“肮脏磊落,雄浑苍茫,是其本色。而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其珠园玉润,迷离哀怨,于缠绵款至中自具萧洒出尘之致,绚烂极而平淡生,不事雕锼,俱成妙诣”(《珂雪词序》)。这首《贺新凉》正体现出缠绵款至、萧洒出尘的特色,因而具有感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