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语言极明白,表现的思想感情也很清楚,然而对诗人“忧”什么,时人为何不能理解他的“忧”,反认为他骄傲、反常,难以找到确切答案。同时他自称“士”,而“士”代表的身份实际并不确定,《诗经》中三十三篇有“士”字,共54个,仅毛传、郑笺就有多种解释,如:“士,事也”,指能治其事者;“士,卿士也”;“士者,男子成名之大号也”;“士者,男子之大号也”;“言士者,有德行之称”;“士,军士也”;“他士,犹他人也”等,所以这个自称“士”的诗人是何等角色,很难认定。与之相应,对此篇的主旨就有了多种臆测:《毛诗序》谓“刺时”,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作实为“晋人忧献公宠二骊姬之子,将黜太子申生”;丰坊《诗说》说是“忧国而叹之”;季本《诗说解颐》以为是“贤人怀才而不得用”;牟庭《诗切》以为是“刺没入人田宅也”。今人或说“伤家室之无乐”,或说“叹息知己的难得”,或说“没落贵族忧贫畏饥”,或说“自悼身世飘零”,或说“反映了爱国思想”,不一而足。《诗经选注》说:“我们从诗本身分析,只能知道这位作者属于士阶层,他对所在的魏国不满,是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人了解他,而且还指责他高傲和反覆无常,因此他在忧愤无法排遣的时候,只得长歌当哭,自慰自解。最后在无可奈何中,他表示‘聊以行国’,置一切不顾了。因此,从诗的内容和情调判断,属于怀才不遇的可能性极大。”故指此为“士大夫忧时伤己的诗”。
此诗两章复沓,前半六句只有八个字不同;后半六句则完全重复。两章首二句以所见园中桃树、枣树起兴,诗人有感于它们所结的果实尚可供人食用,味美又可饱腹,而自己却无所可用,不能把自己的“才”贡献出来,做一个有用之人。因而引起了诗人心中的郁愤不平,所以三、四句接着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他无法解脱心中忧闷,只得放声高歌,聊以自慰。《毛诗序》说:“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位正是因为歌之不足以泻忧,决定“聊以行国”,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到别处走一走,看一看。这只是为了排忧,还是想另谋出路,无法测知。但从诗的五六句看,他“行国”是要换一换这个不愉快的生活环境,则是可以肯定的。诗云:“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罔极)。”诗人的心态似乎是“众人皆醉我独醒”。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忧虑,特别是他的行为,国人无法理解,因此不免误解,把他有时高歌,有时行游的放浪行动,视为“骄”,视为“罔极”,即反常。诗人感到非常委屈,他为无法表白自己的心迹而无可奈何,所以七、八两句问道:“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意思是:他们说得对吗?你说我该怎么办呢?这两句实际是自问自答,展现了他的内心无人理解的痛苦和矛盾。最后四句:“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诗人本以有识之士自居,自信所思虑与所作为是正确的,因而悲伤的只是世无知己而已,故一再申说“其谁知之”,表现了他深深的孤独感。他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要求时人“理解”罢了,然而这一丁点的希望,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只得以不去想来自慰自解。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
这首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长安东南三十里处,原有一条灞水,汉文帝葬在这里,所以称为灞陵。唐代,人们出长安东门相送亲友,常常在这里分手。因此,灞上、灞陵、灞水等,在唐诗里经常是和离别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词本身就带有离别的色彩。“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灞陵”、“灞水”重复出现,烘托出浓郁的离别气氛。写灞水水势“流浩浩”是实写,但诗人那种惜别的感情,也正如浩浩的灞水。这是赋,而又略带比兴。
“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这两句一笔宕开,大大开拓了诗的意境,不仅展现了灞陵道边的古树春草,而且在写景中透露了朋友临别时不忍分手,上下顾盼、瞩目四周的情态。春草萋萋,会增加离别的惆怅意绪,令诗人伤心不已;而古树枯而无花,对于春天似乎没有反映,那种历经沧桑、归于默然的样子,比多情的芳草能引起更深沉的人生感慨。这样,前面四句,由于点到灞陵、古树,在伤离、送别的环境描写中,已经潜伏着怀古的情绪了。于是五六句的出现就显得自然。
“我向秦人问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王粲,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196~220年)时代著名诗人。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在长安作乱,他避难荆州,作了著名的《七哀诗》,其中有“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的诗句。这里说朋友南行之途,是当年王粲避乱时走过的古道,不仅暗示了朋友此行的不得意,而且隐括了王粲《七哀诗》中“回首望长安”的诗意。友人在离开灞陵、长别帝都时,也会像王粲那样,依依不舍地翘首回望。
“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这是回望所见。漫长的古道,世世代代负载过很多前往长安的人,好像古道自身就飞动着直奔西京。然而西京的巍巍宫殿上,太阳快要西沉,浮云升起,景象黯淡。这带有写实的成份,灞上离长安三十里,回望长安,暮霭笼罩着宫阙的景象是常见的。但在古诗中,落日和浮云联系在一起时,往往有指喻“谗邪害公正”的寓意。这里便是用落日浮云来象征朝廷中邪佞蔽主,谗毁忠良,透露朋友离京有着令人不愉快的政治原因。
从诗中来看,行者和送行者除了一般的离情别绪之外,还有着对于政局的忧虑。“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骊歌,指逸诗《骊驹》,是一首离别时唱的歌,因此骊歌也就泛指离歌。骊歌之所以愁绝,正因为诗人所感受的,并非单纯的离别,而是由此触发的更深广的愁思。
诗是送别诗,真正明点离别的只有收尾两句,但却始终围绕着送别,诗人抒发的感情也绵长而深厚。这首诗的语言节奏和音调,表现出诗人欲别而不忍别的绵绵情思和内心深处相应的感情旋律。诗以两个较短的五言句开头,但“灞水流浩浩”的后面三字,却把声音拖长了,仿佛临歧欲别时感情如流水般地不可控制。随着这种“流浩浩”的情感和语势,以下都是七言长句。三句、四句和六句用了三个“之”字,一方面造成语气的贯注,一方面又在句中把语势稍稍煞住,不显得过分流走,则又与诗人送别友人而又欲留住友人的那种感情相似。诗的一二句之间,有“灞陵”和“灞水”相递连;三四句“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由于排比和用字的重叠,既相递连,又显得回荡。五六句和七八句,更是顶针直递而下,这就造成断而复续、回环往复的音情语气,从而体现了别离时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澜。围绕离别,诗人笔下还展开了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古老的西京,绵绵的古道,紫阙落日的浮云,怀忧去国、曾在灞陵道上留下足迹的前代诗人王粲等等。由于思绪绵绵,向着历史和现实多方面扩展,因而给读者以世事浩茫的感受。
李白的诗,妙在不着纸。像这首诗无论写友情,写朝局,表面上是用文字写出来的,实际上更多地是在语言之外暗示的。诗的风格是飘逸的,但飘逸并不等于飘渺空泛,也不等于清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却又都是丰满的。诗中展现的西京古道、暮霭紫阙、浩浩灞水,以及那无花古树、伤心春草,构成了一幅令读者心神激荡而几乎目不暇接的景象,这和清空飘渺便迥然不同。像这样随手写去,自然流逸,但又有浑厚的气象,充实的内容,是其他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这首诗是写契丹风土。前八句展示大漠景色,春草万里,百花烂漫,契丹人成群结队地歌舞游牧,洋溢着放浪欢快的气氛。次八句描绘打猎场面,在猎人、猎鹰与天鹅的激烈冲突中,表现契丹人骁勇尚武的精神。后八句说明天鹅味美,价值昂贵,极难猎取,从天鹅腹中的新姜得知其一昼夜即从中原飞到漠北,收束精彩。全诗内容新奇,语言明快,节奏跳荡,纯用白描,在姜夔诗中别具一格。
第一韵四句,概言契丹人文、自然风光。契丹人居于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现属内蒙古昭乌达盟地界,河之南为沙漠,河之北为牧区,故云“家住云沙中”。契丹人善于驭马驾车,次句“耆车如水马若龙”,言其车、马气势之盛。春到草原,景色最美,“草色一万里”,言最朴素,亦最见特点。“芍药牡丹相间红”,则是南人不见北地风光而带有理想色彩的描写了。
在展开了这一春天草原美丽景色的大背景后,第二韵转写契丹人的浪漫生活:大人牵车前行,小孩欢欣起舞,女子弹奏琵琶,作为游牧民族,他们“渔猎以食,车马为家”,逐水草而居,所以“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是对契丹游牧生活的精当概括。
草原上的民族往往兼长骑、善,诗中第三韵以后专写打围之事。天鹅亦称“鹊”,羽毛纯白,体大颈长,冬季见于长江以南,春季北迁,内蒙高原的湖沼正是其栖息地,“平沙软草天鹅肥”七字,将春天时节的天鹅及其生活环境作了准确描写。“胡儿千骑晓打围”,可见合围的气势。“皂旗低昂”,以旗帜的起伏作铺垫,“围渐急”自然而出。惊作羊角凌空飞”,庄子《逍遥游》以“羊角”一词用于鲲鹏,天鹅健飞,以“羊角”之曲折上升的旋风写天鹅惊飞,正见与“千骑”、“皂旗”相适,有峭拔、劲健之风。骏马善跑,对冲天而起的天鹅却无可奈何,于是猎鹰出场了。
此诗第四韵首句“海东健鹘健如许”,显见对海东青的赞叹之意。健鹘立于韝上,随时准备出击猎物,故曰:“风生看一举”。由于天鹅与海东青均善飞,此番追逐当非短程,“万里追奔未可知”言此意。但是,海东青毕竟攻击力非凡,并未追奔万里,亦未驱驰多时,已忽然见到毛羽纷落,虽未明言天鹅被获,但其意已出。
第五韵继言天鹅:由于天鹅难得,其味尤美,故赏金极高,且只有贵族才得食。“平章俊味天下无”,言品尝其味,鲜美异常,为天下所无。为得此美味,“年年海上驱群胡”,言每年春天,契丹族都投入众多人力来打猎,天鹅栖于湖沼,北方称之为“海子”,故曰“海上”。“一鹅先得金百两”,言“先得”之为贵。
“天使走送贤王庐”,天鹅须猛禽追猎,是因其善飞,最后一韵补言此意:“天鹅之飞铁为翼”,以铁翼状其善飞。“射生小儿空看得”,即使长于猎射者也无可奈何,《史记·李将军传》言匈奴有射雕手,后引作善射者,“射生小儿”技不及此,当然只能“空看得”了。
结尾二句脱出寻常蹊径,别换一角度来写,言天鹅腹中有新姜,使人惊怪,姜喜阴湿、温暖,忌干旱、霜冻,仅在中国南部和中部裁培,因此,这新姜原来是天鹅在江南所吃的隔夜之食,经宿而从江南飞至辽域,岂他鸟可及。
观《契丹歌》确有“散漫纵横"与“放情”的特点。诗中一、二韵的八句,其实已概言契丹的风土习俗,但意犹未已,纵笔详写合围天鹅事,以千骑打围、健鹘追击、天使走送分别言之,最后突出奇笔,以腹中之新姜宿食补写天鹅之善飞,戛然而止。这不仅让人看到白石善写梅、荷、杨柳等江南风物,长于吹萧调筝等才子生活的另一面,从中体味出对异域风情的赞美、向往之情,而且在章法结构上多作变换角度之笔,有变幻超忽之妙。作为“放情”之作,并不过于注重经营结构,堪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
作者虽无直接的生活体验,但由于具有奇情妙思,故写来不乏真切动人之致。如“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之写契丹浪漫生活,“皂旗低昂围渐急,惊作羊角凌空飞”之写围猎场面,“一鹅先得金百两,天使走送贤王庐”的邀功急送,都历历如绘。至如写猎鹰的四句:“海东健鹘键如许,韝上风生看一举。万里追奔未可知,划见纷纷落毛羽。”充满动态,是传神之笔,末句更有“风毛雨血,洒野蔽天”(班固《西都赋》)之势,较之杜甫《画鹰》的“何当击凡鸟,毛血酒平芜”,自有其不同风貌。诗中写景之句。如“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有巨细结合,刚柔相济的特点,“平沙软草”四字则抓住了漠北早春的特征,均可谓长于表达。写天鹅的“惊作羊角凌空飞”,“天鹅之飞铁为翼”,都有浪漫的气息,想象的色彩,尤其是结句之宿食新姜,更是奇思所在。
作者以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景物描绘传达给读者,是中国诗歌艺术表现的常法。该曲的特点,即是将虎丘的群景有意识地作为诗人怀古意绪的外化。所以在曲中,“半天风雨”虽颇具典型性,却并非作者着力表现的主体,仅作为一种冷色调氛围的构成因素。这种严冷的色调,正是作者抚今追昔、“千古恩仇”的内心情潮的折射。曲中写怪石老树,以及“苔绣”、“尘黏”、“云湿”,并不着重于风雨的介入,而更多地体现出岁月风霜的影响;“琴调冷”、“剑光寒”两句,更是老练地将古迹的历史与现状沟通。这种取景传象的手法,正是古人所说的“思接千载”,以及对待景物的“取其势而不取其质”。
当然,作者也并非将“风雨登虎丘”的“风雨”完全置于一旁,结尾两句“浪卷胥魂,山锁吴愁”,便重又巧妙地转回到了风雨的影响。须知虎丘旁只有一条叫山塘的小溪,无“浪”可言,而虎丘本身明秀佳丽,也很难与“锁愁”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半天风雨如秋”的特定情景下就有所不同,风雨凄迷,天地山川足以为之改容。这两句既是怀古意绪的延伸,又是对风雨虎丘峭冷景象的添写,可谓虚实相兼。
这首词写作者在一次离舟中的所见所感。上片抒情,下片写景。
这首词词上片主以抒情,可分两层意思。“此处情怀欲问天,相期相就复何年。”二句写出情人分别后不知何时再能欢会的激情呼喊。“此处情怀欲问天”句,突兀而起激情顿现。“此处”,即此时。何以有此一问?“相期相就复何年”句作了回答。别时两人相与誓约,必当重会,而实在又不知,何时可成,苦心焦虑至极,难免要呼天而问了。“相就”一词,取“兰袂褪香,罗帐褰红,绣枕旋移相就”(周邦彦《花心词》)之义,谓男女之间的幽期欢会。“复何年”即更在何年,以反问语气,意指相会之遥遥无期,故而才如此激动。“行过章江三十里,泪复然”,在感情上是余哀未尽,在词情上是明转暗连。“行过”之“行”,又补道出是在别后。
下片以写景为主,笔调明丽淡雅。“早宿半程芳草路,犹寒欲雨暮春天”一句,写暮春沿途所见。笔用对仗,曲折动人。上句谓为求早宿因只走了一半路程。诚如方夔诗中所云:“客怕远行催早宿”,早宿是由于怕远行;然则这半程旅途却只见了两岸的萋妻芳草。下句写暮春时的风雨,暮春时有风雨,寒意犹存。两句互相缀合,颇具跌宕纡曲之趣。“芳草”是我国古代诗文中表达乡思离情的传统意象,早在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之中即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暮春时节,芳草遍野,离人目睹,更添无限惆怅之情。暮春天气,犹寒欲雨,更使行人的离恨倍添。
结尾“小小桃花三两处,得人怜”二句,用是舟中偶见。“小小”极小之义。词中所用,又含有亲昵的意味。刘辰翁词中常用此语,如“花日穿窗梅小小”(《望江南·晚晴》)、“池塘小小水漫漫”(《浪淘沙·有感》)等都是。此句还使人想起苏轼《惠崇春江晓景》其一的“竹外桃花三两枝”之句。但苏诗强调的是早春,与该诗的“春江水暖鸭先知”等句都表示作者对春天到来的敏感和喜悦;这首词却不然,他写的是晚春桃花的凋谢,花期已过仅存残枝。含有美人迟暮的明显寓意,因而下句紧承说:“得人怜。”可见,桃花是他意中人的化身。
刘辰翁另有一首《浣溪沙·感别》中有一句“为伊憔悴得人怜”,此词“小小桃花三两处,得人怜”,意思相同,但用笔不同,前者用的是直笔,后者用的是曲笔,情景结合,既写景又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