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狐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
这首词是于重九席上吟咏老人心怀的，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感喟。全词以白描的手法，直抒胸臆，既写自己衰老的形态，又写自己不服老的精神，沉郁苍凉，显示出作者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力求超越自我，获取心理平衡的努力。
开头二句以自问自答的方式感喟人生，点出题旨。“有甚闲愁可皱眉”，实际是说自己愁眉不展，并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闲愁。作者接下指出为什么要皱眉头，主要是因有老人心怀，故无情无绪，往往自伤自悲。在这里，作者强调了老人心怀，点出了题意。作者的老人心怀也不是否凭空产生的。作者在《满江红》（曲几团蒲）词中借朋友之口劝他：“万自莫侵闲鬓发，百年正要佳眠食。”而在《满庭芳》（西崦斜阳）中又说：“无穷身外自，百年能几，一醉都休。”这一切都表明他想极力超拔人生困境，但终究不易，“百年”二句写出了他对人生困境的觉悟与认识。前一句是说人生百年，转眼即逝；而后一句则是说世路坎坷，壮志莫伸，人情冷暖，晚景落寞，这一切的磨难，都在自己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回首往自，反思人生，使他产生了某种空漠感和幻灭感，故以消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对他来说，枕流洗耳的高洁，竹间下棋的幽雅，饮酒赋诗的超逸，乃至访亲问友的欢快，一概没有兴趣，也懒于去学去做。“溪上枕”三句，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他对人生的淡漠。但人生的遗憾，并没有使他走上颓唐和玩世。他还是要乐观地面对现实。故词的结尾二句用欲抑先扬的手法，指出现在所说的我身体强健也好，还是说我十分精神也好，都是相对的，是和“年时病起时”相比较而言的。这样结尾既照应了开头，又点出了产生老年心怀的原因，还表现了作者力求超拔人生困境的潇洒的生活态度，意义是极其丰富和深刻的。
此词以梅花自况，咏梅的凄苦以泄胸中抑郁，感叹人生的失意坎坷；赞梅的精神又表达了青春无悔的信念以及对自己爱国情操及高洁人格的自许。
词的上半阕着力渲染梅的落寞凄清、饱受风雨之苦的情形。陆游曾经称赞梅花“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落梅》）。梅花如此清幽绝俗，出于众花之上，可是“如今”竟开在郊野的驿站外面，紧临着破败不堪的“断桥”，自然是人迹罕至、寂寥荒寒、倍受冷落、令人怜惜了。无人照看与护理，其生死荣枯全凭自己。“断桥”已失去沟通两岸的功能，唯有断烂木石，更是人迹罕至之处。由于这些原因，它只能“寂寞开无主”了，“无主”既指无人照管，又指梅花无人赏识，不得与人亲近交流而只能孤芳自赏，独自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而已。“已是黄昏独自愁”是拟人手法，写梅花的精神状态，身处荒僻之境的野梅，虽无人栽培，无人关心，但它凭借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也终于长成开花了。宝剑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野梅不平凡的遭遇使它具有不同凡响的气质。范成大《梅谱序》说：“野生不经栽接者，……谓之野梅，……香最清。”可是，由于地势使然，野梅虽历经磨难而独具清芬，却无人能会，无人领略其神韵。这犹如“幽居见。那么，野梅为何又偏在黄昏时分独自愁呢?因为白天，它尚残存着一线被人发现的幻想，而一到黄昏，这些微的幻想也彻底破灭了；这也如前人闺怨诗所说：最难消遣是黄昏！不仅如此，黄昏又是阴阳交替，气温转冷而易生风雨的时辰，所以；除了心灵的痛苦之外，还要有肢体上的折磨，“更著风和雨”。这内外交困、身心俱损的情形将梅花之不幸推到了极处，野梅的遭遇也是作者以往人生的写照，倾注了诗人的心血！ “寂寞开无主”一句，作者将自己的感情倾注在客观景物之中，首句是景语，这句已是情语了。
上阕集中写了梅花的困难处境，它也的确还有“愁”。从艺术手法说，写愁时作者没有用诗人、词人们那套惯用的比喻手法，把愁写得像这像那，而是用环境、时光和自然现象来烘托。况周颐说：“词有淡远取神，只描取景物，而神致自在言外，此为高手。”（《蕙风词话》）就是说，词人描写这么多“景物”，是为了获得梅花的“神致”；“深于言情者，正在善于写景”（田同之《西圃词说》）。上阕四句可说是“情景双绘”。让读者从一系列景物中感受到作者的特定环境下的心绪──愁，也让读者逐渐踏入作者的心境。
下半阕写梅花的灵魂及生死观。梅花生在世上，无意于炫耀自己的花容月貌，也不肯媚俗与招蜂引蝶，所以在时间上躲得远远的，既不与争奇斗妍的百花争夺春色，也不与菊花分享秋光，而是孤独地在冰天雪地里开放。但是这样仍摆脱不了百花的嫉妒，可能会被认为“自命清高”、“别有用心”甚至是“出洋相”……。正像梅花“无意苦争春”一样，对他物的侮辱、误解也一概不予理睬，而是“一任群芳妒”，听之任之：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同时，不论外界舆论如何，我以不变应万变，只求灵魂的升华与纯洁，即使花落了，化成泥土了，轧成尘埃了，我的品格就像我的香气一样永驻人间。这精神不正是诗人回首往事不知悔、奋勇向前不动摇的人格宣言吗！“群芳”在这里代指“主和派”小人。这两句表现出陆游标格孤高，决不与争宠邀媚、阿谀逢迎之徒为伍的品格和不畏谗毁、坚贞自守的崚嶒傲骨。最后几句，把梅花的“独标高格”，再推进一层：“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前句承上阕的寂寞无主、梅花黄昏日落、风雨交侵等凄惨境遇。这句七个字四次顿挫：“零落”，不堪雨骤风狂的摧残，梅花纷纷凋落了，这是一层。落花委地，与泥水混杂，不辨何者是花，何者是泥了，这是第二层。从“碾”字，显示出摧残者的无情，被摧残者承受的压力之大，这是第三层。结果呢，梅花被摧残、被践踏而化作灰尘了。这是第四层。看，梅花的命运有多么悲惨，简直令人不忍卒读。但作者的目的决不是单为写梅花的悲惨遭遇，引起人们的同情；从写作手法说，仍是铺垫，是蓄势，是为了把下句的词意推上最高峰。虽说梅花凋落了，被践踏成泥土了，被碾成尘灰了，请看，“只有香如故”，它那“别有韵”的香味，却永远如故，一丝一毫也改变不了。
末句具有扛鼎之力，它振起全篇，把前面梅花的不幸处境，风雨侵凌，凋残零落，成泥作尘的凄凉、衰飒、悲戚，一股脑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作者从民族国家的利益出发，做出生命的表白。悲忧中透出一种坚贞的自信。词人借梅言志，曲折地写出险恶仕途中坚持高沽志行。不媚俗．不屈邪．清真绝俗，忠贞不渝的情怀与抱负。这首咏梅词．通篇来见“梅”字．却处处传出“梅”的神韵．且作者以梅自喻。比必寄托。物我融一。对梅的赞咏中，显示词人身处逆境而矢志不渝的崇高品格。
纵观全词，诗人以物喻人，托物言志，巧借饱受摧残、花粉犹香的梅花，比喻自己虽终生坎坷，绝不媚俗的忠贞，这也正像他在一首咏梅诗中所写的“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气怜”。陆游以他饱满的爱国热情，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诗篇，激励了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真可谓“双鬓多年作雪，寸心至死如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