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娇·西湖和人韵》是吟咏杭州西湖的词。此词把自然美与人物美融合在一起来写。别有一番风味。
词的上片吟咏西湖美景。开头三句写雨打新荷的声音。荷而曰新，风而曰晚，点明游湖时是初夏的一个傍晚；顶风冒雨，不嫌其烦，反觉雨打新荷“声乱明珠苍避”，悦耳动听，其游兴之高可想而知。“谁把”二句写雨过天晴，苍日西沉，满天云霞倒映湖中。碧水彩霞，相映成趣。“苍涵湖碧”四字，色彩对比鲜明，西湖湖光山色之美便隐寓其中了。“飞鸟”三句写鱼鸟追逐游船的场景。“翻”“吹”二字用得特别好。“翻”，言鸟在空中上下飞舞；“吹”谓鱼在水里游动吐泡。“惯趁笙歌席”鱼鸟己习惯于逐堡歌追游人，嬉戏觅食了。这看似闲笔，其实非常重要，它不仅表现出西湖的自然美，而且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坐中”二句上承“空歇席”写与友人豪饮。这既点出游兴之豪，又由今人之豪联想古人之逸，自然地过渡到下片对林逋的回忆。
词的下片缅怀西湖名士。林逋少孤力学，刻志不仕，结庐西湖孤山，逋不娶，无子，所居多植梅蓄鹤。有鹤妻梅子之称，其咏梅诗尤负盛名。“遥想”三句，描述的就是林逋的这段生活。“遥想”二字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过片用“遥想”一样，可以说是思接千载，有力地振起了全词。彭孙遹《金粟词话》说：“林处士鹤妻梅子，可称千古高风矣。”这也许就是此词所说“处士风流”的含义。“鹤随人去，已作飞仙伯”，是说林逋死后，不仅上升仙界，而且成为飞仙之长，这和称李白为谪仙人，说石曼卿死后成仙主芙蓉城一样，说明其人不凡。林逋是这样一个风流人物，总会让人怀念林逋。“茅舍”二句写林逋故居己不可见，松竹也非畴昔可比。给人一种人去楼空之感。“欲说”三句宕开一笔，写云与水。和上片“云锦苍涵湖碧”相照应，谓人已不见，物也不存，只有闲话当年望湖楼下，云水忽上忽下，变幻不定的情景了。“醉中”二句收合并映带“看公”二句，意谓尽情饮酒。您意游湖，不必去想桃根桃叶的故事，并以桃叶反衬林逋，缴足了“遥想处士风流”之意。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建安十五年，曹操击败袁绍及其三子，并北征乌桓，平定北方。于是在邺建都，于漳河畔大兴土木修建铜雀台，高十丈，分三台，各相距六十步远，中间各架飞桥相连。然后曹植做出这部作品。
“一片冷香唯有梦，十分清瘦更无诗。”这是顾贞观词中的句子，有着临水照花的灼灼之美，又冷艳的让人不敢亵渎。容若肯定是极爱这两句话的，他有欢喜，亦有叹息，就那般的缠绕在眉间心上意识里。梁汾之才，天地共知，然而中间却隔了一个昏昏浊世，以至他受人排挤而仕途失意，怅怅而伤。
“标格早梅知。”这首词，容若用了一个别致的写法，以梁汾词喻梁汾风度。清人况周颐在《蕙风词话》续编里说起这首词是“以梁汾咏梅句喻梁汾词。赏会若斯，岂易得之并世。”君之风情，梅花有知。此花不与群花比，只留清气满乾坤。“知”，是一个多珍贵的词，足以令人掏心以付，无言而落泪。生灵有知，世间的真情真义亦有知。
这首词本是词人为好友顾贞观新词所作的评点，但词人一反常理，在词中直接挪用顾贞观原词中的句子：“一片冷香惟有梦，十分清瘦更无诗”。写出来竟浑然天成，又别有情致。
顾贞观的原词写的是苦寒之中梅花清芳自许的绮丽身姿，其中亦隐含有自喻之意。而词人直接挪用，这种别出心裁的写法，热情地赞扬了顾贞观词作的美妙和高洁，宛如天成。
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