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意境凄迷朦胧的送别词。
此词选取满溪之蘋绕堤之柳、低垂之月、霏霏之烟、凄凄之风、寂寒之鸥等景象，营造出一个朦胧的境界，有效地渲染、烘托出送者凄迷的心境。全词以景语结情，熔情入景，其显著特色是词调声情与词情妙合无间。词用平声，其音低抑，如诉如泣，而且句句押韵，韵脚既极密，声情便紧促。特别是过片二句，全用阴平声，尤见低抑。低抑的韵脚、字声与急密的韵位构成一部声情悱恻的凄调，与词情表里一致，相得益彰。
起首一句，写送行途中所见景象。“苹满溪。柳绕堤。”青苹满溪，其含意无异于芳草萋萋，亦是关别情。垂柳绕堤，则暗示沿曲曲溪柳送行之远。熔情入景，寓事于景，意蕴包孕很丰富，语言却极简练，只六个字。
“相送行人溪水西”承上，点明送行之事，也点明全词的词旨。千里送行，终有一别，“溪水西”就是送者不得不止、行人终于别去之处。无限凄惘，见于言外，因为水西一别，行人已经渐行渐远，则送者不得不返。
歇拍即写送者归来所见景象：“回时陇月低。”陇月即山月，山月低垂，则天将拂晓。可见，送行之时是拂晓之前。古人远行，多启程于黎明之前甚至夜半时分。“回时”二字，写送者沿送行原路折回。方才顺此路送行，此时逆此路返回，却是孤身一人，唯有低垂之陇月，照见形单影只而已。“陇月低”三字，妙景物之特征与情感之特征相似。此句陇月之低垂，与送者心情之低沉，特征完全相同；低垂的陇月，正象征着低沉的心情。
上片描写送别情境，下片则转写别后情境。过片两句，纯为景语，写的是：拂晓之后，山水原野，烟霭霏霏笼罩，寒风凄凄交加。而送者的心灵，同样笼罩凄迷怅惘之中，这景语又正象喻着心情。这两句不但有景象吻合心情之妙，而且有声情吻合词情之妙。这两句共六字，字字皆阴平，构成凄凉之调，读来愈觉其凄楚。
“重倚朱门听马嘶”写：送者已回到家门，可是仍不能平静，因为家门反而触动了伤心 怀抱，所以送者转过身来，背靠朱门，面向远方，重新举目眺望行人所去的方向，可是，只听得路上过往的马嘶声，再也不见那人的影子，声声马嘶想必紧揪着送者的心。
结句“寒鸥相对飞”将凄迷的词情推到极致：此时，天地间唯有那霏霏晓烟中飞来飞去的寒鸥，与孤独的送者相对。人鸥相对，只是一片静默而已；这静默之中，包含着无限的悲哀。此句还含蓄地点出送者为女性，行人为男性。温庭筠《河传》词云：“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可与此词参看。抒情主人公送行归家，闻路上马嘶声，犹倚门倾耳而听。一个“听”字，写出其心动神驰之状，而一个“重”字，则其念兹兹之情亦可想。骑马去者必为情郎，则“倚朱门”者自是怨女。对此作者偏不于明处交代，只从“听马嘶”一幕曲折透出。
“十里”两句，状柳枝。“十里”，极言柳树之多。言在和煦的东风吹拂下，无数柳枝临风袅袅飘飞，这多么像那些舞女翩翩而舞时婀娜多姿的瘦腰身啊。“翠馆”三句，赞春天。言在春天里，楼馆增色，巷陌闹盈，艳阳之下到处莺歌燕舞，喜气洋洋。句中“翠”、“朱”、“紫”、“青”色彩缤纷，“燕莺闹盈”，满目动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突出繁华春日的多彩景色。“乍看”两句，述柳色。此言纤细的柳枝上长着金黄色的茸茸嫩芽，在春阳掩映下迎风摇曳，冷眼一见，能会联想起鹅黄似的酒色。“嫩阴里”三句，描述柳树下的花草。言柳枝刚刚发芽，柳荫浅淡，树底下的花草经过烟霞、露水的滋润，显得愈加娇翠鲜红。
“此际”两句，由“柳”字引申出“留”不住的游子。言游子从这儿出发，羁游在外已经很久了。留在这里的伊人，只能不时来到这离别时的邮亭边，手抚柳树上折柳送别的断枝处，昂首盼望那游子早日归来。“海角”三句，述伊人苦候游子不至的哀痛。当寒食清明时节，柳絮漫天飘扬，伊人仍来柳树下苦候远隔天涯海角的游子归来，但却始终杳无音讯。因此悲伤得泪点和着柳絮沾满了衣袖。“去年”四句，承上，状思念游子的伊人。此言她去年就在这邮亭边折柳赠别游子，并且嘱咐他早日归来。可恨今年她仍旧站在这儿抚摸断枝盼望着，但他却仍未归来。这种“生别离、思断肠”的愁绪，占去了她全部的空馀时间，甚至连妇女们日常应做的梳洗、画眉的打扮工作，也顾不上去做了。
这是韦应物晚年，任苏州刺史时所作。
此诗可分成四个层次。
第一层为开头六句，写宴集的环境，突出“郡斋雨中”四字。兵卫禁严，宴厅凝香，显示刺史地位的高贵、威严。然而这并非骄矜自夸，而是下文“自惭”的原由。宴集恰逢下雨，不仅池阁清凉，雨景如画，而且公务骤减，一身轻松。
再加上久病初愈，精神健旺，面对嘉宾满堂，诗人不禁喜形于色。寥寥数句，洒脱简劲，颇有气概。
第二层为“自惭”以下四句，写宴前的感慨。“自惭居处崇”，不单指因住处的高大宽敞而感到惭愧，还包括显示刺史地位的“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等因素在内，因为这些更使韦应物感到了自身责任的重大。
当然，“未睹斯民康”——人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是触发他“自惭”的最为直接的原因。诗人从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出发，自觉地将“斯民”之康跟自己的华贵、威严及“居处崇”对比，这是很自然的。他以前早就说过“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和“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等语，把自己所得俸禄与农民的辛勤劳动联系起来，把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责任联系起来，为自己的无功受禄而深感惭愧，深感不安，这种深刻的认识，来自他历年担任地方官所得到的感性印象。
但是又将宴饮享乐了，解决这种心理上的矛盾，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老庄思想了，于是，“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会老庄之理而遣送是非，达乐天知命之性而忘乎形迹，用这种思想去麻痹自己，可以暂时忘怀一切，心安理得地宴集享受，不必再受良心的谴责。韦应物亦不能免给。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通病。
第三层为“鲜肥”以下六句，写诗人对这次宴集的欢畅体会。这次宴会，正值禁屠之日，并无鱼肉等鲜肥食品上桌，而是以蔬果为主。这说明与宴者的欢乐并不在吃喝上，而是在以酒会友、吟诗作赋上。诗人得意洋洋地说：“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他一边品尝美酒，一边倾听别人吟诵佳句杰作，满心欢快，浑身轻松，几乎飘飘欲仙了。
第四层为最后四句，盛赞苏州不仅是财赋强盛的大藩，更是“群彦今汪洋”的人才荟萃之地，以回应题目上“诸文士燕集”的盛况。
这篇文章分为五个自然段。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第二段直陈齐国之祸实由管仲，第三段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以步说明管仲于齐国败乱无可逃责，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以垂戒后人。全文章句腾挪多变，奇诡莫测，起伏照应，极富雄辩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概言管仲生前死后齐强之功和齐乱之祸。文章开笔先承旧说，言管仲生前之功。即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抗击戎狄，使齐国变得国强民富，诸侯不敢反叛。然后转言管仲死后齐国就发生祸乱。即竖刁、易牙、开方“三子”被重用，齐桓公死于叛乱之中，五个公子争夺王位，以至祸延齐简公，国无宁日，历时竟达一百五十余年。本段言功是宾，言祸是主，主宾皆关锁于管仲身，为下文立论张本。
第二段直接陈述齐国祸乱，说祸乱的根本原因是管仲引起。管仲之罪全在此段，所以这是全文最重要的一段。但作者指责管仲，却先不说管仲，而是把自已参透的哲理劈面提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作者以这种带有思辨色彩的哲理作为本段起笔，不仅醒豁警拔，辉耀全篇，而且还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结构上自然流转，足见举重若轻之功力。下文以一个“故”字带出管仲，明确指出齐国之乱，祸由管仲，即所谓“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这里的上句显然是承功“所由起”而言，是宾；下句则是承祸“所由兆”而言，是主。主宾仍关锁于管仲一身，揭出全文题旨。接着，作者以“何则”设问，拓开一笔，将题旨又转深一 步，先责齐桓公，后责管仲。作者认为，齐桓公用“三子”而“乱人国”，齐桓公固然不对，但使齐桓公任用“三子”者却是管仲，因为管仲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相国的人选，他却不能“举天下之贤者以对”，只是以“三子”做事违反人情，不可亲近之语搪塞而已。结果管仲既殁，齐国即乱。上文，作者先责备齐桓公，再责备管仲，最后又引证齐桓公“问相”的史实，这不仅用笔开合变而有序，而且借宾显主，还进一步说明了齐国之乱全都是由于管仲临终前不举荐贤能所导致的。以下几段，便紧紧扣住此意，反复畅发，开合承转，愈转愈深。
第三段则是指责管仲不懂治国之本。这一段紧承上文齐桓公用“三子”和“问相”事展开论述，论证分三层，先开后合，先务虚后务实。第一层以“仲以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的设问引起下文。作者认为，管仲与齐桓公相处日久，深知齐桓公贪恋声色。而且管仲还知道，如果没有竖刁、易牙、开方这“三子”，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满足齐桓公的声色欲望。因此日后齐桓公用“三子”，势所必然。既然如此，管仲临殁而不举贤自代，这应该说是他的责任。第二层深人步发问：“仲以为将死之言可以絷桓公之手足耶？”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齐国不担心有“三子”而担心没有管仲。有了管仲，这“三子”只不过是三个匹夫而已。言外之意是说，佞臣不足畏，可怕的是国无贤者，国既无贤，君自昏瞆。所以管仲想以“将死之言”“絷桓公之手足”也是不可能的。然后作者又退一步说，即使齐桓公侥幸能够听进管仲的话而诛灭“三子”，但天下类似“三子”之徒岂能“悉数而去之邪？”在这一警策有力的反问中，使人更清醒地看到管仲临殁而不能举贤自代的错误。以上两层都是放开一步，从齐桓公用“三子”的原因这个角度反复论述，说明选贤举能防止奸佞当国的重要。第三层则是合，作者在盘旋蓄势之后，一笔点出“管仲不懂治国之本”，并暗承第二段齐桓公“问相”事，设身置地，代管仲为谋，反跌出举贤自代”的重要，道出管仲“不知本”的要害。
第四段以晋文公来比照齐桓公，进一步说明齐国的祸乱，管仲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这一段也是先开后合，由宾入主。先言晋国因有贤而强，后说齐国因无贤而败。援征史实，二相比照，更可见出贤者当国的重要。然后又合归于管仲，说管仲虽贤，齐桓公“独恃”，可是管仲却已经死了，齐国焉能不“一乱涂地”？因此，齐国败乱，管仲之责是无所逃脱的。
第五段总结管仲临终不能荐贤自代的教训，垂戒后人。本段先说“夫天下未尝无贤者，盖有有臣而无君者矣。”即认为，天下不是没有贤臣，而是有贤臣却不被国君所用。根据这个前提，作者接着推论说，“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复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作者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天下并非无贤，而是有贤不用。其中微旨，虽明责齐桓公不能用贤，实暗责管仲不能荐贤。以上为本段第一层。第二层批评《管子》以为国中无贤，再责管仲不能荐贤。据专门记载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说， 管仲临终前，曾评论过鲍叔牙、宾胥无、宁戚、孙在等大臣的为人，一一分析他们的缺点，认为皆不足以托付国事。唯独荐举“好上识而下问”（《管子·戒篇》）的隰朋，可是管仲又料定隰朋将随已早亡，不可能久理齐政，因此自己死后，齐国将无贤可代。《管子》的这些认识显然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所以苏洵认为《管子》一书“诞谩不足信”。第三层援引春秋卫国大夫史鳅和汉丞相萧何临殁进贤为切证，说明大臣能否荐贤，全在其“用心”。而管仲临终之言和《管子》一书皆以为无贤可代，其“用心”可知矣！苏洵“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于此可见。第四层，总结教训，收束全文。“夫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故必复有贤者而后可以死。”这个教训可谓高出俗见，它不仅重申了大臣临终举贤自代的重要性，而且还用此冷隽之笔点醒全文，回应全篇。最后又承“而后可以死”句结穴于“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震耀耳目的反问，再次关锁于管仲，使全篇“能发异光，而且长留余味”（林纾《春觉斋论文·用收笔》）。
这是一篇以意取胜的文章。作者论管仲其人，能够“扩前人所未发”（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出机杼，别开一境，令人耳目一新。破理且能顺势运斤，意贯始终；并善于运用丰富的史料多方类比，反复对照，纵擒开合，借宾论主，使立论一层深似一层。
思想内容
《学记》全文共1229个字，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相当丰富、精辟、深刻，是中国先秦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学记》是以《大学》为其政治基础，以《中庸》为其哲学基础的。其内容涉及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师生关系、教师问题等方面。
《学记》专门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学制、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原则方法等有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做了比较系统而精辟的概括和理论上的阐述，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目的与作用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作为实施政治，进行社会管理的最有效手段，所以《学记》一开篇就用格言式的优美语言论述了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学记》开篇指出，自古以来，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仅仅依靠发布政令、求贤就士等手段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统治者要想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必须发展社会教化，通过社会教育手段，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来实现。另外，人虽具有天生的善性，但是，不接受教育，不经过努力学习，就无法懂得道理，更不能遵守”王者”的法令。这就像一块美玉一样，质地虽美，但不经过仔细地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古代的帝王深谙此理，他们在建设国家，统治人民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使其优先发展。
《学记》的作者以托古改制的方式，用格言式的精美语言阐发了教育在移风易俗和建国君民中的作用，强调了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的目的，从而把教育与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密切相联，尤其突出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突出特色。
二、教育制度与内容
《学记》在强调教育的作用，阐明了教育目的的同时，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提倡建立严格的学校考核制度。
首先，《学记》的作者规划了教育体系。他提议在不同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建立不同等级的学校，在中央建立国立大学和小学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塾、庠、序、学就是设在家、党、术、国的学校。这一提议对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极大，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立的教育体制。其次，《学记》的作者提出了确立学年编制的设想。他主要谈到了大学的修业年限和时间安排。他把大学的教育划分为“小成”和“大成”两个阶段。“小成”阶段学习年限为七年四级，“大成”阶段为二年一级。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最早的关于年级制的设想。
《学记》提倡大学必须建立严格的成绩考核制度，平时的小考要经常进行，大的成绩考核要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每次考核必须有明确的标准。大学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大的成绩考核每隔一年进行一次：第一年考察学生”离经辨志”，即给经书析句分段的能力和学习志趣；第三年考察其是否“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其是否能够做到“博习亲师”；第七年考察其“论学取友”的能力，符合标准的，叫“小成”；再过二年即九年考察学生能否做到“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即对知识能融汇贯通，其思想和行为皆能坚实不移，符合标准的就叫“大成”。
《学记》指出，天子委派的政府官员或天子本人不到夏季大祭完毕，不要到学校里来视察和考核学生的学业成绩，以使学生有更充裕的时间按自己的志趣从容地学习。这种天子视学制度后来被继承下来，成为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优良传统。
由此可见，《学记》所提倡确立的成绩考核制度具有循序渐进，智德并重的特点，反映了中国古代教育重德重智的传统。
三、教育原则与方法
《学记》总结先秦以来教育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从指出问题为切入点，提出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应该采用的方法。
首先，《学记》指出当时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所谓“呻其占毕”就是教师只让学生大声朗读课文，而不让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多其讯言”就是只烦琐地提问，一味地教训、灌输，而不注意学生主动精神的培养；“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的意思就是在教学过程，教师只顾赶速度，抢时间而不考虑学生接受能力；“使人不由其诚”的意思是教学只从教育者的愿望出发，而不考虑学生的内心需要；“教人不尽其材”是指教师不考虑学生在个性及才能上的差异，教学一刀切，没有因材施教。这几大弊端对教学工作的危害极大，它导致学生讨厌学习和怨恨教师，把学习当成是痛苦的事情，而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这样虽然表面上看学生是每天都在学习，但却在学业上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步，即使勉强结束了学业，也会很快遗忘掉。
为了纠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学记》论述了“教之所由兴”和“教之所由废”的道理，提出了教学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与方法，即“预时孙摩”四条重要教学原则：一、“预”，就是预防为主的原则。《学记》提倡“禁于未发”，即当学生的坏思想、坏毛病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实践证明改造旧的要比塑造新的艰难得多，正如《学记》所言，“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所以无论是文化知识的教学，还是道德品质的养成，都应坚持预防为主，塑造为主，改造为辅的原则。二、“时”，就是“当其可”，是及时施教的原则。《学记》要求教学必须把握住恰当的时机，及时施教。这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青少年要适时入学，在最佳的学习年龄入学读书，莫失良机；二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把握住施教的关键时机，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当学生对知识有强烈渴求的时候，给予及时点化。否则，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错过了形成某种心理品质的关键期，“勤苦而难成”。三、“孙”，就是“不凌节而施”，即循序渐进的原则。《学记》强调“学不躐等”，其主要意思：一是必须考虑学生认识活动的顺序，即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二是遵循科学知识内部的逻辑系统进行教学，否则“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四、“摩”，就是“相观而善”的原则。《学记》强调师友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取长补短，在集体的研讨、争鸣、竞争中借助集体的力量共同进步。否则，如果一个人孤独地学习，脱离集体环境拒绝学友的帮助而闭门造车，必然造成“孤陋而寡闻”的窘态。但是，择友又必须要慎重，如果与不三不四的人结交，不仅不能达到“相观而善”的目的，反而还会违背师长的教诲，甚至荒废了学业，正所谓“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
《学记》对中国教育史，也是对世界教育史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首次提出了长善救失、臧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以来倡导的启发诱导，即善喻的教学原则。
长善救失原则：《学记》指出在四个方面的缺点或失误，或贪多嚼不烂；或知识面太窄，片面专精；或避重就轻；或浅尝辄止，畏难而退。这四种缺点是由于学生学习时的心理状态不同所造成的，即“心之莫同也”。做为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了解不同学生之间的心理差异，做扬长避短，补偏救弊的工作，促进学生的正常发展。
臧息相辅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善于处理好正课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有主攻方向，业余爱好广泛多样，而且使业余爱好有助于正课的学习。它指出业余爱好即“居学”可以辅助正课学习，因为如果课外不弹奏各种乐器，课内就不能熟练地学习琴瑟；课外不学习歌咏，不吟咏杂诗，课内就不能深刻地理解《诗经》；课外不练习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杂事，课内就不能很好地学习礼仪。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正确处理课堂学习与业余爱好之间的关系，使正课学习，即“藏”有主攻方向，学有所成（修）；业余爱好，即“息”活泼多样，饶有兴致，使整个教学活动成为张弛有节、严肃活泼的愉快过程。
启发诱导，即善喻原则：《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使教学过程成为师生双边共同活动的过程，这是从教必须遵循的指导性原则。它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启发诱导。引导学生却不要硬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和悦相亲；对学生严格要求，但却不要压抑其个性与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到学习虽有压力但却容易达到目标，不至于“苦其难而不知其益”；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但不要急于提供现成的答案，才能养成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了“和易以思”，就算是善喻了。这是《学记》对孔子启发诱导教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教学管理与教师
《学记》提出了学校管理的具体措施，首先特别重视大学的入学教育和对学生日常行为的管理。《学记》把入学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开始，要求在开学当天，王子率领文武百官亲临学宫，参加典礼，用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祭祀先圣先师，以表示尊师重道之意。开学典礼结束后，新生入学首先学习的内容是《诗经·小雅》中《鹿鸣》、《四牡》和《皇皇者华》三首君臣宴乐的诗。这是为了告诉学生，大学教育是培养政府官员的，上了大学就是”官其始也”，就等于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就要思考如何才能做一名忠于君王、勤政爱民的好官。入学教育结束之后，进行日常教学工作。教学过程中有一定的训诫仪式。上课时，学生只有听到鼓声才能打开书箧取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待学业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教师上课之前应准备好惩罚学生的教鞭（即”夏楚”），目的是严肃课堂纪律，使学生不敢因懈怠而荒废了学业。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经常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发现问题，进行正确引导，但不要指手画脚说得太多，要给学生独立思考的余地，让学生充分体会学习的乐趣，培养强烈的求知欲和自学能力。年幼的学生要注意多听少问，依循由浅及深的学习顺序，做到”学不躐等”。这是大学进行日常教育教学管理的基本规程和行为指南，明确具体，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和荀子重视教师问题的传统，认为教育教学成败的关键在教师。有了好的教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可以得到斧正，不科学的内容体系可以获得调整，不明确的教育目标可以明确突出。关于教师的作用以及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学记》均有论述。
《学记》赋予教师以崇高的地位，用“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来形象地说明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由于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师，社会的进步亦离不开教师，所以《学记》提出了尊师的思想主张。
《学记》提出教师的主要职责是“长善救失”。教师的责任是重大的，全社会都应尊重教师：“三王四代唯其师”，这就必然对教师应具备的素质提出很高的要求。教师应该具备“为长”“为君”的素质。
《学记》具体谈到教师应具备的素质，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具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道德觉悟，因为“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二是要有广博的知识。“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只靠事先备好的课，然后照本宣科，背诵现成的答案，是当不好老师的，做一名合格的教师，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基础，且精通自己所教授的专业知识，做到博大精深，能够随时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三是要懂得教育规律。知道“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的道理，“然后可以为人师也”；要灵活地运用教育原则和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做到“博喻”，即善于启发教学。既了解所传授知识的重点、难点，又洞悉学生资质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是一个合格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四是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意思是说，教师在讲解问题的时候，应该做到语言简明而透彻、精微而稳妥，举例不多但却具有典型性，能够充分地说明问题。
关于教师如何进行自我提高的问题，《学记》在世界教育史上首次提出“教学相长”的命题。“教学相长”本意是指教师自身要不断地向书本学习和向教育实践学习。由于这两种学习活动的相互推动，才使得教师不断进步，因此，《学记》提倡教师一方面必须向书本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发现自己在知识积累上的缺陷和不足，使自己不断进步，这是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就是要在教学实践中学习，在教学实践中发现自己还有给学生讲不明白的问题，即“知困”，才能促使自己自强不息，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只有通过“学”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学业方面的差距；只有通过“教”的实践，才会看到自己知识和经验方面的贫乏。看到差距，才能力求上进，看到贫乏，才能鞭策自己，从而得出“教学相长”的结论。后来也将“教学相长”引申为师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彼此激励的辩证统一关系。无论是本义，还是引申义，“教学相长”命题的提出都是《学记》对世界教育史的重大贡献。
《学记》主张课内与课外相结合，课本学习和实际训练相结合，既要扩大知识领域，又要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生活习惯。《学记》重视启发式教学（“开而弗达则思”），重视教学的循序渐进（“不陵节而教之谓孙”），强调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重视因材施教；主张从了解学生学习的难易，才质的美恶，作为启发诱导的依据；主张由浅入深，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教学顺序，并且提出一条积极性的教育原则，即要在学生不良的行为没有发生前，引导他们向善的方面发展；并指出在学习过程中同学之间要取长补短。
艺术特色
《学记》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总结。它的语言多用对比，从正反两方面论述，得出简明的结论，而没有采取滔滔论辩的方法，但其论辩性仍旧可以觉察得着的。比如“大学之法……然后可以为人师也”一段，开头用对比说明问题，先正后反，最后一句总结，条理井井，使人一目了然。
《学记》在论述中，多采用排比的方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得出结论，简洁鲜明，不枝不蔓。比如“虽有嘉肴……教学相长也”一段，先运用类比的手法引出要阐明的观点，强调学与教的关系，最后归纳出教和学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的结论，思路清晰，文势流畅，层层递进，文气贯通，给人一气呵成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