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评论幽僻清冷的诗歌风格。大凡万古言情之作，皆凄切如秋虫之悲鸣；抚写境象，也凄凉如山鬼的零泪。前二句泛叙古今悲情，构造出一片悲愁哀苦的境界。一般认为这两句是在说李贺，因李贺诗中常有“秋虫”、“山鬼”的意象；也有认为指李贺、孟郊二人，因孟郊常以“秋虫”自喻。这两句可解释为泛说全体这类相似风格的诗人。 孟郊、李贺都穷愁不遇，作诗都好苦吟，诗风都较幽冷。 穷愁本是人生不幸，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如何处穷。元好问的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应该是“厄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杨叔能小亨集引》）。孟郊、李贺显然没有如此泰然，寒乞之声不绝于耳，诗境幽冷凄婉。元好问反对幽僻凄冷的诗歌境界，即他所说，“要造微，不要鬼窟中觅活计”（卷五十四《诗文自警》）。孟郊诗歌可谓造微，但他所得不过是秋虫之类幽微之物。李贺也是如此，有些诗篇正是从“鬼窟中觅活计”。孟郊、李贺的这种诗风，与元好问尚壮美、崇自然之旨相背，故元好问讥评之。
后两句“鉴湖春好无人赋，夹岸桃花锦浪生”，正如宗廷辅所说，是“就诗境言之”。“夹岸桃花锦浪生”是李白《鹦鹉洲》中的诗句，元好问借此来形容鉴湖（又名镜湖）春色，展现的是与孟郊、李贺迥然不同的开阔明朗、清新鲜活的境界。“无人赋”三字又表明，他的批评对象绝非孟郊、李贺个别诗人，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中晚唐贫士文人，特别是与孟郊近似的一些诗人。 由此可见，该诗是通过孟郊、李贺来批评中晚唐穷愁苦吟一派诗人，没有盛唐开阔明朗气象，而流于幽僻凄冷。
在此篇文章中，体现了宋襄公是个目光短浅的君主。既然要讲仁慈，为何要与人为敌呢?既然为敌了，却偏又讲起仁慈来了。实在是前后矛盾。若要对敌人讲仁慈，必先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方可讲得，否则不但受了伤，丢了性命便是连讲仁慈的本钱也丧失了啊。再不，就必须消敌于无形，我不为人人之敌，人人亦不以我为敌，那才是最大的仁慈!宋襄公对敌人的仁慈，也正是对自己的残忍，子鱼在此之间，倒显得很倒霉，辅佐了这样一个‘妇人之仁’的君主了，作者主要描绘的是一个迂腐，愚昧的君主。
这是谢灵运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山水诗大抵有两种写法。作者以某一风景胜地为据点，静观周围山水景物，这是一种写法；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之中，边行路边观赏，所见之景物是不断变化的。此诗即属于后者。
谢灵运本身写过一篇《游名山志》，文中提到“斤竹涧”。后人或据今绍兴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约十里，以为斤竹涧即在其附近；近人余冠英先生在其所注《汉魏六朝诗选》中则以为此涧在今浙江乐清县东，而乐清是在永嘉附近的。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的时间是公元422至423年，而长住会稽（今绍兴市）则是公元428年（元嘉五年）以后的事。由于地点的说法不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之也较难判定。好在这诗以写景为主，对写作时间不妨存疑。
此诗共二十二句，可分为五节。第一节“猿鸣”四句，写清晨动身出游时情景。第二节“逶迤”四句，写沿山路前行而越岭过涧。第三节“川渚”四句，点出溪行。以上缴足诗题全部内容，概括而精炼。第四节自“企石”以下凡六句，由景及情，联想到深山中幽居避世之人，心虽向往而无由达己之精愫。最后“情用”四句为第五节，以抽象议论作结。全诗结构严密，用词准确，是山水诗之正格。这种凝炼精致的写法极见功力，其源悉来自汉赋。窃以为大谢之山水诗乃以赋为诗的典型之作，此诗自是其代表作之一。
开头“猿鸣”二句，从听觉写起。既听到猿猴鸣叫，便知天已达曙，旅行者应该启程了。但因所居在幽谷，四面为高山所蔽，不易为日照所及，故曙光并不明显。三四句写动身上路，乃看到岩下云层密集，而花上犹有露珠流转，确是晨景。第二节，“逶迤”，指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迢递”，指山遥路远，前面似无尽头。“隈”者，山边之转弯处；“隩”（音郁）者，水涯之曲折处。“逶迤”句是说这是一条依山傍水的斜曲小径，诗人沿此路弯弯曲曲地行进。小路走完，开始登山了，翻过一蛉，须再登一岭（二岭之间山脉中断，故曰“陉”；“岘”，指小山峰），绵延不断。“过涧”句，写越岭后涉涧前行；“登栈”句，写涉涧后再走山间栈道。牵衣涉水为“厉”，“厉急”，涉过急流。“陵缅”，上升到高远处。以上四句详细摹写了自己登山过涧的行程，以下“川渚”四句转入行于溪上的描述。由于川中有渚，故溪路时直时曲。由于溪路千回百转，曲折多变，行人不能预测前面究竟应怎样走，因而一面走一面悬揣，捉摸不定。“苹萍”二句，写溪行所见。大大小小的浮萍都浮贴在水的表层，看不出下面的溪水究竟有多深，仿佛萍下乃莫测的深潭。而菰蒲则挺生于水上，从茎叶中间望下去，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根部插在水底泥中，所以显得水很清浅。
值得研究的是第四节的六句。“企石”句，是说在石上提起脚跟，用脚趾做为全身的力点，去挹取飞溅的泉水；“攀林”句，是说高攀丛林中的树枝，去摘取那还没有舒展开的初生卷叶。“想见”二句，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二句的语意。下面的“握兰”，暗用《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二句语意；“折麻”，又用《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二句语意。这里的“山阿人”，乃借喻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们的高尚品质为诗人所敬慕，而他们所生活的自由天地则更为作者所向往。可是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之中，因此作者所向往和歆慕的那种超脱尘世的生活也就无从成为现实。所以作者说，虽有“握兰”、“折麻”以赠知音的殷勤美意，却只能空空郁结在心中而无由展现出来。基于这四句诗的涵义，可知上面的“企石”二句，并不是作者本人去“挹飞泉”和“摘叶卷”，而是写那位“被薜荔”而“带女萝”的“山阿人”当寻取生活资料时在深山中的具体行动——以泉水为饮，以嫩叶为食：这同样是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如果说“企石”二句只是写实，是诗人本身的行动，那么“挹飞泉”犹可说也；“摘叶卷”又有什么意义呢？谢灵运虽以游山玩水名噪一时，却未必攀摘初生的嫩树叶来果腹充饥。所以应该把这两句看成倒装句式，它们同样是“想见”的宾语。所谓“若在眼”，并不仅是“山阿人”以薜萝为衣而已，还包括了“企石”、“攀林”等等活动。这样，诗境才更活，诗人丰富的想像才体现得更为生动。
最末四句，就沿途所见景物及所产生的种种思想感情略抒己见，结束全篇。“用”，因，由于。意思说：人的感情是由于观赏景物而得到美的享受的，至于深山密林中是否有“山鬼”那样的幽人，则蒙昧难知。不过就眼前所见而言，已足遗忘身外之虑；只要对大自然有一点领悟，便可把内心的忧闷排遣出去了。四句议论虽近玄言，也还是一波三折，以回旋之笔出之，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说。
前人评谢灵运诗，多讥其写山水景物之后每拖上一条“玄言”的尾巴。这一首也不例外。但如果设身处地为诗人着想，用这样的手法来写诗原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人们总是在接受大量感性事物之后才上升到理性思维加以整理分析，把所见所闻清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判断，或就自己的身世发出感慨。后人写山水诗亦大都如此，如韩愈的《山石》便是最明显的一例。这并非由谢灵运作俑，而是出自人们思维逻辑的必然。不过谢诗在结尾处所发的议论，往往雷同无新意，是其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