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元和十四年（819）春，白居易自江州赴忠州刺史任，经过岳阳时留下的作品。诗人几经贬谪，不堪流离漂泊之苦，所以在他描写湖光山色的风景诗中，也透露出淡淡的哀怨和对京城的眷恋之情。
前四句中有三句都是写洞庭湖的浩渺无边。首句“漫漫”一词将洞庭湖的浩渺写得生动形象，三、四两句对洞庭湖的广阔作了进一步的描绘。诗人眺望夕阳映照下的洞庭湖景色，不由想起了国都长安，这里暗用了晋明帝（司马绍）“日远长安近”的典故。
“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一句，用“猿啼”、“雁渡”抒发诗人的漂泊流离之感，与上文“近长安”相呼应。诗的最后两句说洞庭湖风景壮阔优美，可以画成图画，让那些贵人们欣赏，这样贵人们也许可以体会到猿啼雁飞、流民逐客行旅的奔波之苦，含蓄地流露出羁旅漂泊之感和对贵人们的怨愤。
诗为登楼抒怀之作。描绘登楼所见之景，抒写对京都的思念和行旅艰难的感慨。律诗中二联，常为一联写景，一联抒情。此诗突破常格，两联皆融合情景，境界深远。“春岸”两句，更融现景与想象于一体，为人称道。
这首诗的特点是寓情于景，在描绘优美动人的景色的同时，也透过“独”、“苦”、“难”、“唯堪”等字，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萧瑟衰败的旧居景象，基调凄凉哀怨。房屋的变迁，人事的推移，直接的原因是社会的动荡，而又像是生命枯荣变幻的必然。全诗以“一觞聊可挥”做结，看似要以及时行乐来驱散心中的“恻怆”和“所悲”，但是诗人的“及时行乐”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是其人生智慧的表现形式：纵浪于“自然”之中，身心达到适意之境。陶渊明的生活建立在田园生活的“自然”的基础之上，他解决人生问题的智慧也是由此生发出来。
陶渊明在回旧居之前已经历了辞官归田后的六年躬耕生活，可以说历尽艰难困苦，而今体力渐衰，迫使他不得不回到老家。眼前破落的故里，又增添了诗人的恻怆之情。浔阳（今江西九江）为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与西境重镇江陵（今湖北荆州）之枢纽。在过去十年中，桓玄篡乱，卢循起义，浔阳地区及左近都有激战。社会动荡与战乱，使浔阳日益凋敝。这首诗表面上似乎是专因环境、体衰而悲慨，但如果联系“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八首》之五）来看，那就会令人感到陶渊明可能有更多而未明言的悲哀。诗的最后两句“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便透露了这一消息。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上片写词人刚刚病愈，身体尚瘦损虚弱，夜晚登上望湖楼。“多病休文都瘦损，不堪金带垂腰。”因为梁朝文学家沈约体弱多病，这里词人以休文自比，说自己已衰弱到连垂腰的金带都不堪佩系了。金带是指翰林学士服饰，故此时词人正穿着官服登楼，其腰间佩系着金带服饰。这两句埋下后面心境变化的依据。“望湖楼上暗香飘。和风春弄袖，明月夜闻箫。”这是词人在楼上所见所闻，词人大病初愈登高望远，顿感浑身轻快惬意，精神为之抖擞。
下片则转入了心绪孤寂的抒发。“酒醒梦回清漏永，隐床无限更潮。”这两句写词人在望湖楼上与友人同僚对月畅饮，酒醒梦回，听见漏壶的声响，感到床上潮湿。其实，漏壶滴水，与卧床潮湿并无干系，这是一种艺术通感描写，听觉与感觉的相互贯通，却真实而生动地透露出词人此时此地的心绪顿然不适。于是，词人一阵孤寂感霎时涌上心头：“佳人不见董娇饶，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可怜宵”，指可爱、可惜的夜宵。词章显示出词人此时的虚度光阴的哀怨心境，词人似乎感到心绪不定，前途未卜，而与词首的“多病瘦损”处境相互关含。结尾三句，实推衍出词人这位孤寂老人，正在人生旅途上疲惫衰弱地行进着。故词中的“徘徊”、“空度”，应是全词的词眼。
全词的妙处在于含蓄蕴藉、藏锋不露，给人以种种联想的启迪。词中的花丛暗香、和煦春风、皓月当空、箫声悠扬，组合成一幅清丽的春夜图。如此美景，引发出词人虚度光阴的感叹。词人的仕途坎坷、环境乖赛、人事艰险、国事日非等种种心理悲哀，正仍在脑海中索绕。这些心理悲哀，词人并没有正面标出，却通过“酒醒梦回清漏永、隐床无限更潮”及“佳人不见董娇饶，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等空寂画面委婉透出，艺术手法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