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它的立意也好，布局也好，都和题目“始得”二字有密切关系。全文五次或明或暗点出“始得”之意。文章内容是写发现并且宴游的经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受。具体安排是，先写游西山的情形，再写游西山的经过和感受。这样文章自然而成两段。
第一段写始游西山时的心情及对西山景色总的评价：怪特。作者自称为“僇人”，即有罪之人。用“恒惴僳”（常常惊恐不安）三字概括自己被贬后的心情。这三个字既是作者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又同下文游西山时陶醉一于自然美的欣喜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开头，包含了许许多多长久积压在内心的悲愤心情，当然其中就有一种无声的抗议。自己是这样一种罪人的特殊身份，柳氏自被贬永州，时时感到屈辱、压抑，政治上失败，才华得不到施展，平生的抱负无法实现，于郁闷痛苦之中，处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处境里，怀有这样的心情，因此当他游山玩水的时候，那种感受自然同那些风流闲雅的士大夫很不相同。他是要在游览中，排解内心的忧愤，在游览中忘却现实处境，想在精神上寻找某种寄托。因此，这个开头也是他游山玩水的缘由。首先写行动，在“行”“游”两个动词前面，作者故意用了“施施”“慢慢”两个重叠的形容词。“施施”“慢慢”，是漫步走着的样子，漫不经心的外在动作。通过外在动作的描写，实际上表现了作者在游览的时候，一种寂寞、愁闷的、无可无不可的精神状态。“日与其徒······无远不到”写始游西山前之所见，“到则披草而坐······起而归”写当时之所为和所感。“意有所极，梦亦同趣”—意想中所到的境界，做梦也走到这种境界，这句话透露了作者表面上似乎沉醉于山林美酒之中，实际上内心深处的郁闷并未得到排解。暂时得不到施展的抱负仍然是梦寐以求，他希图借游乐饮酒以求忘优的目的没有达到。
“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这几句说，我自以为永州的山水凡有点特别形态的，都被我游遍了，却从来不知道西山的奇特和怪异。而且这里“怪特”二字，又概括了西山的情态。作者之前没有看到西山、游览西山，所以说“未始知西山怪特”。这是从反面来扣住题目里“始得”二字。简洁的几笔，小结了作者游西山前的感受，以及发现西山景色怪特时的欣喜，承上启下，自然地引出下文。
第二段正面写游西山的情景，这段文字紧紧围绕着“始”字展开。九月的一天，他坐在法华寺西亭上，远望西山，“始指异之”。西山之“异”吸引着他，于是命仆人带路，渡过湘江，沿着染澳，砍伐灌木杂草，焚烧枯落草叶，披荆斩棘，一直攀登到西山的最高处。居高临下，放眼远望，‘数州之土壤皆在衽之下”。下面一段用反衬的方法描写西山之高：“岈然洼然”，是颇为形象的摹状；“若垤若穴”，是十分贴切的比喻。用“尺寸”和“千里”构成强烈对照，干里以内的景物，仿佛容纳于尺寸之幅内，都聚拢在眼底。再向四周望去，“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身边青烟白云缭绕，仿佛同天空连为一体，无论朝哪个方向望去，景色都是这徉。这绘声绘色的描写使读者也好像身临其境。有了这种亲身的体验，然后始知“是山之特立”，和那些小土山不能同日而语。
面对眼前奇异的景观，作者胸怀顿觉开阔。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油然而生：广大得如同浩气看不到它的边际。欣喜满意地同天地交游而设有尽期。于是“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以至于暮色降临也浑然不觉，仍不愿归去。此时作者觉得自己的心似乎己凝结，形体似乎已消散，他整个儿地同不停地运动变化着的万物融合在一起，达到了物我合而为一的忘我境界。然后才明白以前自以为“无远不到”“皆我有也”，其实并未真正游过，真正的游赏应是从“始得西山”才开始。作者这个体验十分宝贵，是他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的表现，他从政治的失败，被贬滴的一度消沉，开始解脱出来，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出路。这是他始游西山的最大收获。因此他写了这篇游记。最后说明游览时间。
这篇游记语言清丽，结构完整，景和情完全融为一体，写景重在写意抒情深沉而含蓄。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
这首《咏牡丹》是宋代大臣王溥的作品。这首诗一反人们对牡丹一向喜爱赞美的心态。诗人先拿枣桑来示例：枣花虽小，秋后有枣儿甜脆可口；桑叶很柔弱，能养蚕结丝，美艳的绫罗由桑叶生成。而牡丹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虚妄的外在美。
题目用“咏”，先顺从人众的普遍心理定势，先诱导读者，诗人可没说牡丹的坏话，是要歌咏它。读者乍一看，心理必然想着，歌咏牡丹者多矣，王溥难以说出什么新的东西。这样想着，就好奇地往下读，结果却读出了对牡丹的说三道四。虽然有些生气，但细品，诗人的审美情思落在了两个点上——外表美和实用美。诗人担心人们不服气，先拿枣桑来示例：枣花虽小，秋后有枣儿甜脆可口；桑叶很柔弱，他能养蚕结丝，美艳的绫罗由桑叶生成。还有，她的美艳，她的光彩，耀人眼目，让人心荡神怡，诗人是知道的，但他有意无视这些，因为，这些都是没有实用价值的虚妄的外在美，仅此一点，牡丹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她一旦开完美艳的花，就花去枝空，空空如也，没有什么好赞美的。诗人用诗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至于读者读不读，读懂读不懂，认同不认同就不是诗人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