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
此组诗当为刘禹锡后期之作,且非创于一时一地。据诗中所涉黄河、洛水、汴水、清淮、鹦鹉洲、濯锦江等,或为辗转于夔州、和州、洛阳等地之作,后编为一组。与《竹枝词》相比,此组诗中民歌情味减少,文人气息增多。
这首诗共分四个部分。第一个四句组(“王子析道论,微言破秋毫。还归布山隐,兴入天云高。”)以“毫”、“高”为韵,是全诗的起首,“王子析道论,微言破秋毫。”介绍王山人并对友人才干的赞赏跃然纸上;“还归布山隐,兴入天云高。”叙事说友人要归布山了;第二个四句(“尔去安可迟?瑶草恐衰歇。我心亦怀归,屡梦松上月。”)改以“歇”、“月”为韵,是承接前一组诗,“尔去安可迟?瑶草恐衰歇。”直言对友人的不舍,希望友人能多待几天;“我心亦怀归,屡梦松上月。”说王山人要走,我也很想走,向往那种隐居生活;第三个四句(“傲然遂独往,长啸开岩扉。林壑久已芜,石道生蔷薇。”)又改以“扉”、“薇”为韵,是诗意起了转折,诗人想象王山人回到布山的情景,言语间满是向往;最后一个二句(“愿言弄笙鹤,岁晚来相依。”)和上一组诗一样,也以“依”为韵,“岁晚来相依”以讲述自己的愿望结束全诗,我也要到你那里去。全诗开头的起句到最后的结句,从述说友人要走到自己也想跟友人一样,诗人的思想从起句到结句已经经历了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
朋友离别而去,李白有着浓浓的不舍与依依惜别之情,但只说“我心亦怀归,屡梦松上月”,把万语千言融入到景色之中,耐人寻味。虽然是赠别,却无凄凉之味。“愿言弄笙鹤,岁晚来相依”,诗人很直接的表达了向往隐居和求仙访道的生活。并据记载李白于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后期,曾隐于徂徕山,这首诗题中之“王山人归布山”,并说“我心亦怀归”、“岁晚来相依”不谋而合。
这首赠别诗,虽有别离之愁,却并不为愁所溺,“哀而不伤”,这也是盛唐“酬应体”五古的一个特点,离别之际,他们或许会有些伤感,但是不会沉沦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