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宋的这种主理的诗,对那些喜好唐诗的人来说,常有味同嚼蜡之感。但诗如能用简捷的句子,深刻地表达一种哲理,也不能不说有其特殊的妙趣。杨朴的这首《七夕》,就是具有这种妙趣的哲理诗。
诗的作者从牛郎、织女七夕踏鹊桥相会的神话传说发端,别出新裁,表达了作者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前两句设问:弄不懂牛郎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是怎么想的,非得邀天上的仙女来织满天的锦绣云霞。这里的“须”字,是一种怀疑和否定,从正面来解释,就是没有必要来邀请织女作这一切。这两句来得非常奇,出人意料,因为很多人把把牛郎织女的神话作为美妙的故事来接受,对其中所包含的意义从未提出过质疑。以为神胜过人,天上的仙女自然比人间的一切都要聪明许多。但诗人却对此表示怀疑。前两句的这种怀疑只涉及到神话故事本身,但这已足以造成悬念。这两句为诗的末联所发的奇论,做了有力的铺垫。
“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己多”。这两句是说:每年人们都要在七月七日晚上向天上的织女乞求赐予刺绣、纺织等的聪慧、智巧,但实际上,人间的智巧己经是很多了,多得有点可怕。诗人在这里并非是在赞扬人间的机巧,而是来了一个大转弯,诗人此时想起的不仅仅是人间创造幸福的巧智,还有行恶的智巧:有巧取牵夺,互相倾轧,以及繁复、杂多而又绞尽脑汁的勾心斗角。诗人赋予末一行诗中的“巧”的含义已经不同于第三行诗中“巧”的含义。恰是这种新的含义,不无道理,但又非常出人料想地拓宽了诗思的领域,这就便诗的情思和哲理向更深处开掘,一使诗具有了横空出世、奇崛诡辩之美。当人间充分运用他的机巧来进行勾心斗角的时候,要邀织女来已无意义。从四句诗的整体和诗情的深入来看,诗人的愤世嫉俗之情表现得很是恰当、巧妙、深刻。
杨朴在那样一个时代有这样一种思想和见识是很深刻的,加之诗语简练、晓白、朴实,就使诗思凝重、洗练,富有趣味。
近代陈廷焯《词坛丛话》云:“欧阳公词,飞卿之流亚也。其香艳之作,大率皆年少时笔墨,亦非近、后人伪作也。但家数近小,未尽脱五代风味。”与宋代曾慥《乐府雅词》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把欧阳修的一些香艳之词和鄙亵之语,想当然地归为“仇人无名子所为”不同,陈廷焯对欧公这一类词的评价要显得中恳和客观得多。而云欧词风格迫近五代风味,这首《南歌子》便是最贴切的证明。花间词的古锦纹理、黯然异色,同样可以从这一类词中深深感受到。
这首词以雅俗相间的语言、富有动态性和形象性描写,凸现出一个温柔华俏、娇憨活泼、纯洁可爱的新婚少妇形象,表现了她的音容笑貌、心理活动,以及她与爱侣之间的一往情深。上阕写新娘子精心梳妆的情形。起首二句,词人写其发饰之美,妙用名词,对仗精巧。次三句通过对女子连续性动作、神态和语言的简洁描述,表现新娘子娇羞 、爱美的情态 、心理以及她与郎君的两情依依、亲密无间。下阕写这位新嫁娘在写字绣花,虽系写实,然却富于情味。过片首句中的“久”字用得极工,非常准确地表现了她与丈夫形影不离的亲密关系。接下来一句中的“初”字与前句中的“久”字相对,表新娘在郎君怀里撒娇时间之长。结尾三句,写新娘耽于闺房之戏,与夫君亲热笑闹、相互依偎太久,以至于耽误了针线活 ,只好停下绣针 ,拿起彩笔,问丈夫“鸳鸯”二字怎样写。此三句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新娘子的娇憨及夫妻情笃的情景。笑问“鸳鸯”两字,流露出新娘与郎君永远相爱、情同鸳鸯的美好愿望。
这首词在内容上重点描写新娘子在新郎面前的娇憨状态,在表现技巧上采用民间小词习见的白描和口语,活泼轻灵地塑造人物形象,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明代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卷二曾用“前段态,后段情”来概括其结构特征。上阕以描写女子的装束和体态为主,下阕则叙写夫妇亲密的生活情趣。起句写少妇头饰,十字中涵盖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四种意象,彼此互相衬托,层层加码,雍容华贵之态即由头饰一端尽显无疑。这与温庭筠《菩萨蛮》词如“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常常通过头饰或头饰的变化暗喻人物心境,实是同出一辙,且绮丽有过。陈廷焯许之为“飞卿之流亚也”,或正当从此处细加体会。但欧公手笔当然不啻是模仿而已。温庭筠虽然也多写绮丽女子,但情感基调一般是凄苦伤痛的,所以表现的也是一种美丽的忧伤。说白了,温词中的女子多少有些因哀而“酷”的意味,它带给读者的感觉,也多少有些沉重。欧公借鉴了温词笔法,而情感基调则转而上扬。华贵女子的表情不再黯然,而是笑意盈盈。此观上阕之“笑相扶”和下阕之“笑问”可知。女子之温情可爱遂与其华丽头饰相得益彰,这是欧词明显区别于温词之处。欧、温之不同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温词中的女子表现更多的是凄婉的眼神与懒缓机械的动作,她的所思所想,只是露出一点端倪,让你费尽思量,却未必能洞察心底;而欧词则多写轻柔之动作和活泼之话语,其亮丽之心情,昭昭可感。如“走来窗下笑相扶”、“弄笔偎人久”之“相扶”、“偎人”的动作,都描写得极有神韵。而“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和“笑问双鸳鸯两字怎生书”两句,不仅问的内容充满柔情机趣,而且直把快乐心情从口中传出。这种轻灵直率都是温词所不具备的,即此可见欧词的独特风味。
词中的女子是华丽温柔的,其动作和言语也不无性爱的意味,充满着挑逗性。拿它和柳永的《定风波》作一对比,其香艳程度明显是超过柳永了。然晏殊可以拿柳永的一句“闲拈针线伴伊坐”来作奚落的话头,而欧公的过甚之词却得到了宋人的百般维护,盖宋人评词也有以人废词的习气,带着有色眼镜,因而其客观性是大有疑问的。读者固然应对欧词对花间词的超越表示钦赏,但也不应忘了柳永所受到的无端冤楚。